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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黃柳:國軍將領的輩分稱呼 大陸影視胡編亂造

即使在同一種情況下,也會因雙方之間關係的遠近、善惡和個人性格、修養以及當時心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這就要求編導們應該儘可能多地掌握民國軍人的出身與社交關係,才不會鬧出笑話。

1945年,對芷江日軍洽降後,參謀總長何應欽跟中美將領交談。左起:王耀武、盧漢、張發奎、何應欽、湯恩伯、杜聿明、蕭毅肅、美軍軍官柏德納。(網路圖片)

別的環境先不說,單說(大陸)影視,裝扮國軍將領簡直到了胡說八道的程度。

記不得是哪部電影了,好像是《開國大典》吧,片中杜聿明與傅作義在北京會面,傅稱杜“光亭兄”,而杜也稱傅“宜生兄”,此稱對於二人來說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記不起名字的電視劇中則有一鏡頭,是張治中與戴笠並肩而行,戴竟然對張稱“文白兄”,簡直就是胡說八道了。

說起咱老中稱兄道弟,是有規矩的,不能亂來。同輩之間,或者是長輩對晚輩,在社交和書信中是可以稱兄道弟,也就是說,在其字或號之後加“兄”字,以示尊重,而並不考慮雙方的年齡大小。如稱何應欽“敬之兄”,稱白崇禧“健生兄”等。

但是,對於輩份高於自己的尊者或者直接的長官,就不能使用這種稱呼了。

在國民政府時期,從縱向區分,國軍將領大致可分為三代。

1926年7月,蔣介石統帥國軍從廣州出征北伐。站立者:蔣總司令(張靜江身後右邊)、參謀總長李濟深(右三)、代參謀總長白崇禧(右一)。(網路圖片)

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的軍人為主,其代表人物有閻錫山、程潛、李濟深、何應欽、陳儀等。這一代軍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裝起義的中堅,主要活躍於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北伐完成後,仍舊活躍于軍事舞台者,已為數不多。

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軍校的軍人為主,其代表人物有顧祝同、張治中、陳誠、白崇禧、唐生智、余漢謀、劉文輝、王天培、傅作義、楊愛源、劉多荃、秦德純等,這一代軍人,在國民政府時期各個派系中都有廣泛的分布,將星最為眾多,從二十年代開始一直到大陸“解放”,一直是中國軍事舞台上的主角。

第三代,便是以號稱“天子門生”的黃埔學生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黃維、王耀武等。自北伐戰爭開始,逐漸形成一支龐大的軍事政治集團,但其分布面則較窄,主要服務於中央軍,在所謂的“雜牌軍”如東北軍、西北軍、晉綏軍中,則基本上未能滲入。

保定軍校的前後八任校長中,有五任校長出身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校長以下的教育長、各兵科科長、教官等,也多數以士官生擔任。而黃埔軍校的教官、隊長則絕大多數出身保定軍校。

就因為這層關係,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黃埔生形成了較為明晰的三個斷代。再加上那時還殘留有“認門生”的習俗,故不管是不是在軍校授過課,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輩學生自稱,上一代也有這個心理,只是多數不流露於表面。影片《開國大典》中,傅作義有一句台詞:“林彪是我的晚輩……”,不管這句台詞出自傅作義之口是否符合傅的為人,它所道出的其實就是傅、林分別出身於保定、黃埔這麼一層關係。同樣是這個傅作義,在涿州守城時,稱奉軍將領於國翰為老師,卻是有據可考的事實,而它所闡釋的,也是於國翰出身於日本士官比傅作義高一個輩份的原由。

構成這種代差的將領之間的稱謂,大抵有三種情況。一種是,沒有直接的隸屬與師生關係,或者雖有隸屬關係,但職級相差不大時,資深者對資淺者稱之以兄,以示謙虛,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過來,就不行了,也就是說,資淺者是不能稱呼資深者為“某某兄”的。

比如北伐時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銜蔣命去了前線,於是蔣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時給白髮一電報,電文中有“兄嫂不得相見,此中正之過也”的謙詞。以當時蔣白二人的出身資歷和任職來說,蔣介石稱白崇禧及夫人為兄嫂是符合當時的社交習慣的。因為蔣介石出身保定協和陸軍速成學堂,又任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其學歷輩份、任職都高於出身於保定軍校、正擔任蔣之參謀長的白崇禧,而且從年齡上說蔣也大白幾歲,是適合使用這樣的謙詞的。但反過來,如果白崇禧也稱蔣介石為“介石兄”的話,就是大大的不尊,就是當時的道德禮儀所不能允許的了。

還說北平傅作義與杜聿明會面時二人之間的互相稱謂,以當時傅、杜二人的職務來說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於保定,後者出身於黃埔,二人又屬於不同的軍系,傅作義出於謙恭,稱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過來如果輩份低於傅作義的杜聿明也稱傅作義“宜生兄”,就是沒大沒小,有悖倫理了。

從一份1948年李濟深與白崇禧的書信往來中,也很好地說明了此一情況,在李給白的信中,稱白作“健生兄”,而白給李的回信中,則稱李為“任公”,這就對了,因為李的輩份略大於白,而又非白的直接上級,出於禮貌,對年齡、資歷都略小於已的白崇禧如此稱呼是恰如其分的,但如果白給李的回信中以“任潮兄”相稱的話,那同樣也是沒大沒小了。電影中設計成杜稱傅“宜生兄”是荒謬的。實際上,當年杜聿明在北平見傅時,對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稱的。

第二種情況,是雙方屬於同一派系集團,又有深遠的上下級關係或者師生關係,便都不宜稱兄道弟了。比如張治中與戴笠之間,就不適宜如此稱呼。因為作為長者的張治中要是這麼稱,就顯得掉價了;而作為晚輩的戴笠要是這麼稱,則是明顯的犯上了。

由於戴笠職業的關係,使的這位黃埔六期的小學弟在他死後的幾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實際上,戴的資歷和地位在當時的國軍將領中是很低的。抗戰時有一次陳誠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任上與戴笠談話,一個多小時里,陳一會坐著,一會站起來踱步,戴則一直以立正姿勢聽訓和答話,對陳則一口一個“老師”地叫,而以“學生”自稱。其實戴還長陳一歲,戴在黃埔做學生時,陳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為保定和黃埔的輩份關係,戴才稱陳做老師的。張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資歷在陳之上,且戴在黃埔受訓時,張正好是以黃埔軍校教育長的身份主持校務,代行校長職權,二人的師生關係是再明確不過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膽也斷斷不敢在乃師面前稱兄道弟的。那麼,戴能不能稱張“文公”呢?行倒是行,但不是很妥。戴笠與張治中的關係截然不同於杜聿明與傅作義的關係,不同於白崇禧與李濟深的關係,他只能稱張的官職或者稱老師。那部電影中的導演愣是安排戴對張治中稱“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種情況,是雙方同屬於一個派系,又在一個單位,但後來者居上,黃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級。構成這種關係的,在當時也不在少數,如胡宗南與裴昌會、王耀武與施中誠等,這種情況,往往雙方年齡相差不會很大,職級相差也不會很大,出身與職級互補,拉平了,多數便以同輩相待,可以互相的稱兄道弟了。

與稱兄道弟共同使用的,還有向對方稱“弟”和稱“公”兩種,但遠不如稱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兩種情況下使用。一種是對方資歷明顯低於自己,為示謙虛或借重時使用。如在忻口戰役時,黃埔學生李仙洲負傷,蔣介石給李的電報中有“仙洲吾弟……希安心養傷,並將每日傷情告吾,以免挂念不安”之句。蔣以校長之尊,稱自己學生為“吾弟”,可見其用心良苦。不過這種情況並不奇怪,在當時是一種常見的社交習慣。

還有一種情況,則是換了帖子的把兄弟之間,年長的一方稱對方時使用,哪怕只大一天。馮治安死後,何應欽、白崇禧、陳誠、顧祝同等送的輓聯開頭都寫“仰之吾兄”,而獨獨劉汝明、秦德純、石敬亭等送的輓聯開頭以“仰之吾弟”稱之,這並不是劉、秦、石等妄自尊大,而是因為三人與小馮有把兄弟的關係。徐州會戰時,張自忠曾給樊松甫捎去白蘭地若干瓶,並捎話:“哲山弟好飲……望他少喝”等句。對比張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資歷、派系,單憑張對樊“哲山弟”的稱呼,便可斷定二人必定存在著結拜關係,用不著考證。

至於社交中稱“公”的,只適宜對少數位高權傾、資深望重者。同一輩份的人可以使用,輩份稍低的且沒有直接的隸屬和師生關係的也可以使用。和稱兄時不同的是,稱“公”時,一般是選字中的一個加上“公”字來稱,如稱李宗仁“德公”(李宗仁字“德鄰”),稱程潛“頌公”(程潛字“頌雲”)等。

這裡主要討論高級將領之間非正式場合的社交稱呼,至於輩份相差太懸殊的,比如某個上將與某個校尉級軍官,上面所說的便不適用了。對於正規場合該怎麼稱呼也不在此多說,也沒什麼說的。

上面所說的只是一般的情況,對某個具體的人來說,就不是絕對的了。而即使在同一種情況下,也會因雙方之間關係的遠近、善惡和個人性格、修養以及當時心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這就要求編導們應該儘可能多地掌握民國軍人的出身與社交關係,才不會鬧出笑話。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作者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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