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考上了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就給中央寫過一封信，反映農村幹部的腐敗情況。那時，我看見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觀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總想發表意見。文革前，我當過學校的基幹民兵連連長。另外，我特別喜歡寫文章投稿，當時投稿主要是給清華的校廣播台，後來就被他們看中了，把我調到校廣播台工作，還當了編輯組組長。全校所有交來的稿子都要經過我審，我審完以後拿給一個團委副書記簽字，才能廣播。程序是這樣的，權力還不小。我在學校里的各種事情中都喜歡出頭露面，感覺是能量發揮不完。
我那時的思想意識確實比較激進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過程中，經常發表些「左」的言論。我會經常批判同學的「資產階級」思想，顯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樣子。中共中央「九評蘇共公開信」發表以後，我寫了學習「九評」的文章，題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覺改造》。文章登在《新清華》頭版上。《新清華》是清華大學校黨委辦的周刊，在校內影響很大。文章就是說階級鬥爭怎麼尖銳，不小心的話就會被階級敵人腐蝕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東西，現在看很可笑。但那時就是那麼一種思想基礎，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不過我總體還是願意與人為善的，跟同學的關係處得很好。我們班後來等於就一派，包括反對我的。
積極投身文革
文革前，清華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較緊，有那麼一種革命氣氛。我比較佩服校長蔣南翔，他在清華一直貫徹培養所謂業務、政治雙肩挑的幹部，一進學校就灌輸這些。文革初始，我對清華黨委和蔣南翔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號，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去了，旗幟很鮮明，是保蔣南翔的，題目叫《捍衛清華黨委，就是捍衛黨的領導；捍衛清華方向，就是捍衛社會主義》。不過我很快就感覺自己不對頭了。當時研究《解放軍報》社論、《人民日報》社論啊，左一篇右一篇連篇累牘，說資產階級統治教育領域……修正主義分子就在我們身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後來，我們班的同學孟家駒和我商量，說我們這種態度對不對啊？萬一校黨委真有問題怎麼辦？應該抱著對革命負責任的態度，考驗考驗清華黨委吧。
我們的立場很快就轉變了，寫了「也向校長質疑」的大字報，提了幾個問題，肯定是質疑的態度了。當時我在清華廣播台工作嘛，在給校黨委貼了大字報以後，廣播台的台長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參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趕出廣播台了。
很快，工作組就來了，他們一入校就表明反對校黨委。校黨委「靠邊站了」。不過蔣南翔對給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認帳，毛主席不是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說，文化革命前清華大學也是毛澤東思想占主導，怎麼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蔣南翔在清華搞得特別好。比如北大吧，起來反黨委的、貼反陸平大字報的聶元梓，就是校黨委委員、系黨總支書記，這在清華絕對不可能。工作組進校之前，清華沒有一個黨支部書記，更不要說總支書記起來造反了。蔣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氣的發動機」，那真正是做到了一點氣不漏。清華絕對是鐵板一塊，內部沒有反的。後來，工作組進校，大家抵擋不住才垮的。
工作組開始對我還是挺好的。工作組來了我特得意，就殺回廣播台去了。到廣播台我臨時寫了一個稿子，歡迎黨派工作組來清華大學。後來，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來」那首歌，非常歡欣鼓舞，非常擁看護作組。
6月13號左右，北京新市委來人到清華，宣布由工作組代替清華黨委行使職權。但是工作組他們的做法，和我們理解的毛主席放手發動群眾的做法差得比較遠。他們強調領導，強調秩序。工作組的個別幹部還發表了一些言論，說「群眾是一群烏合之眾，像一群羊一樣」，說群眾運動不能這樣搞、不能那樣搞。我感覺不像毛主席說的那樣要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我當時是我們班的文革小組組長，我就認為工作組對群眾運動的理解和態度不對。6月16日，我和孟家駒就貼了張大字報，題目是《工作組往哪裡去？》。很多同學都在那兒看。大約是6月19日，薄一波到清華來看我那張大字報。當時誰也不認識薄一波，只是看他像個當官的。他問，這張大字報誰寫的？正好我就在旁邊。有同學多事，就說：蒯大富寫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我叫蒯大富。他說：大富？這個名字不好。我說：這個名字有什麼不好啊？他說：大富？你想發家致富啊？我說：不對，大富是國家發家致富，是國家富強的意思，資本主義是小富，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大富。我問他叫什麼名字，他不告訴我。我說，這就不平等了，我告訴你了，你怎麼不告訴我啊？他說我走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他說能問問你是什麼派嗎？我說，自己怎麼能給自己劃派？他說，別謙虛嘛，你認為你是哪一派嘛？我說，那我認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劃著說：這個左派啊，左的太過火了，就跑到這（右）邊了。我們都笑了。
大約6月21號，我又在其他同學的大字報上寫了這麼一段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裡，那我們每一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句話，後來工作組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說蒯大富想奪權。我覺得，那時我對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論吃得比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權嘛。政權問題是首要問題，學校里是資產階級專政，中央有赫魯雪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就這兩個思路。這個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思路。
激辯工作組
我的大字報引起了工作組的重視。也是6月21號，管我們班的工作組成員曹欣通知我說，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參加你們班的座談會，你們準備一下。王光美同志參加我們的會，豈不是天大的事。後來才知道，當時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華的甲所。他們本來想創造一個新的「清華經驗」，像指導「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一樣，來指導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當時王光美在我們心中威望很高，我們對她也很信任。我就趕緊發動同學把屋子打掃乾淨，準備好開水。但是下午會議開始的時候，來了一個女的。大家並不認識王光美，她也沒介紹，就坐下參加座談會。因為我們班對工作組意見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見。會議結束，她臨走的時候說：我是工作組的，我姓崔。什麼也沒解釋，然後就走了。當時同學都很氣憤，不是說王光美同志來嗎，工作組其實是想騙我們啊，摸情況、摸材料來了？
我就又貼了張大字報，題目是《葉林同志，這是怎麼一回事？》，葉林是工作組組長。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轟動了，因為工作組騙人嘛，它就沒威信了。第三天，就是6月24號那天，校革委會就派了幾個同學，到處圍攻我。我說你有什麼事情講，就貼大字報吧。他們不答應，然後好多人圍著我，說一定要辯論，不辯我就走不了。我說，辯就辯，反正我有理。後來就約晚上開大會辯論。
6月24號的會在清華文革當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這邊找了兩個同學，孟家駒和鮑長康，那一邊也是三個同學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會議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賀鵬飛[注1]。當時辯論還是比較講道理的。我上台講了：工作組通知王光美來，但又沒來；我們對此質疑，去工作組要個說法，但工作組態度非常惡劣地對待我們。因此我們不能接受，於是寫了大字報這麼一個過程……工作組當時很心虛，根本不想辯論這個事情，反過來就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下面的同學們就莫名其妙啦，怎麼提意見成了奪工作組的權了？同學們就喝倒彩，後來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問的問題，工作組根本答不出來。
那次辯論的時候，有專線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當時能聽到我們現場的辯論。因為我一上來念了好多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語錄，她聽到後說：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要把他的氣焰壓下去。所以後來工作組幾個副組長如楊天放、周赤萍分別上台，想把我壓住。周赤萍好像是個中將，他講：我們是代表黨的，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等等。我們就說，你怎麼能代表毛澤東思想呢？
他們根本壓不住台，最後葉林親自上台。葉林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我們工作組是新市委派來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同學們哄起來，硬把他哄下去了。
這時主持大會的賀鵬飛出來和我商量說：蒯大富，快11點了，明天晚上再接著辯論怎麼樣？我在台上說：賀鵬飛同志講，今天晚上比較晚了，到此為止，明天晚上繼續辯論。我還天真地認為第二天可以再接著來。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廣播了，今天晚上的辯論因故停止。接著清華就傳達了李雪峰的報告，說各大學掀起反工作組的高潮，這是有背景的。這一下子就把我們壓下去了。他的講話，把這個形勢穩住了。本來辯論的主題是王光美來不來的問題，是工作組的工作作風問題，但是轉化成工作組說我奪權的問題了。同學們當時不能接受這個，覺得你太霸道了嘛。當時清華的知識分子，也沒人認識蒯大富是誰，就是對工作組這樣的做法不滿。結果工作組在全校掀起反蒯運動，叫反蒯鬥爭。再後來就劃「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見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觀點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給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還是700多個「蒯派」，其實絕大多數根本不認識我。
失去人身自由
從那次會後，連續好多天，差不多20天吧，他們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號那天他們宣布不再辯論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們搞陰謀了。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後到中共中央人民來信來訪接待室，反映問題。人家說，你們學校的情況我們記下來了，會向有關方面匯報。後來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駒家裡呆著。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組通過孟家駒給我傳話，再三向我保證，說你回來，絕對保證你人身安全，絕對保證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剛進校門，蹭，四個人從兩邊就強行貼上來，你不管到哪裡他們都跟著，但是還允許我走動。我就天天貼大字報，從6月28號到7月3號，每天貼一張。
這時，工作組開始說我是反革命，喊出「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的口號。後來他們也沒說這是怎麼決定的，也沒有什麼書面決定或通知，說給你戴什麼帽子，根本沒有。葉林雖然是工作組組長，他實際上處在一個可憐的狀態。這件事葉林肯定不敢做主，他處處要請示王光美。王光美當時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園經驗，全國到處在學習宣傳。現在又在搞什麼清華園經驗，她絕對是太上皇，沒人敢不聽她的。但是最後決定這件事的還是劉少奇。後來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劉少奇的女兒揭發說：清華的情況由王光美很詳細向劉少奇匯報了，劉實際上自始至終地了解清華文化革命的情況。劉少奇說：蒯大富不給我們民主，那我們也不給他民主。他講了這句話後，清華就把我關起來了。
7月3號以後，工作組開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讓我出門了。他們開始把我關在宿舍里，新齋862。我本來住在新齋，是清華一個宿舍樓。為抗議關押，我開始絕食。同學們知道我住在這，老有人來探訪。於是他們就把我挪到一號樓的四樓上，單獨看押。搞了4個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絕食了兩天。小青年嘛，也是長身體的時候，當時真是餓得不行。後來我感覺工作組根本不怕我餓死，實際餓死你活該。我就想停止絕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來。這時誰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書記馬力，他專門跑到清華看我。工作組把我押過去，他見到我就說：蒯大富，你絕什麼食啊？你寫的信我們都收到了，你要轉到中央的信我們也都轉了。不吃飯身體垮了，那你還鬥什麼？趕快吃飯！我當時以為工作組在封鎖情況，不讓中央知道。聽了這些話也就寬心了許多，就開始吃飯了。他等於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馬力給我個台階下，另外我也認為這個沒太大用。
這件事一開始我沒想到會這麼嚴重，完全沒想到。工作組他們就是不講理，就是神經過敏，或者說心虛，他們對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不要說葉林，就是工作組底下的人向我們解釋一下，說我們工作組工作沒做到家，應該預先向你們說明一下，讓你們誤會了，其實這就完了，但他們就是放不下架子，就是一點錯誤也沒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這是他們的一貫做法。
實在地說，後來我是有點絕望了。我當時想，1957年右派的陰影又回來了，我估計我肯定又是個右派頭子，我無論怎麼樣，他們肯定都要處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這種下場。我當時已經做這個心理準備了。
那時候我在班裡是文革小組長，是多數派。被關押後，班裡專門開了一個團支部會議，就是說蒯大富反工作組，反黨什麼的，不符合共青團員的標準，大家舉手同意開除他。在那種條件下誰敢不舉手啊。不過也沒做什麼書面決定，就是團支部開了個會。當時這對我其實也沒有多大影響，我正被全校輪流批鬥，比這個打擊大多了，那時候誰還考慮團籍呀。關押期間就是批鬥。批鬥有班裡的、系裡的、還有外系的，全校有兩次，幾乎天天被批鬥。
毛澤東救了我
後來是王力告訴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號講了那幾句話：「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毛澤東回來，幾句話就支持了學生運動。毛主席講話後，劉少奇就開始下令放人。清華7月20號就把我放了，一共關了我18天。我們班的團支書到我那裡告訴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參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這裡了。我說：那不關我了？他們說：沒人要關你。
大約21號吧，王力、關鋒到清華看我。他們倆穿著軍裝，王力自我介紹說，我們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他叫關鋒，我叫王力，請你講講你對工作組有什麼意見？我當時根本沒有聽說過中央文革這個機構，這是第一次聽說。我也不知道關鋒、王力是誰，不大信得過他們。我就簡單地講了一下，後來我說：對工作組的意見，我寫一個材料給你們。他們就回去了。
7月29號，學校通知我參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也是王力後來告訴我，毛主席7月28號說，明天召開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學也可以參加，比如說清華大學的蒯大富。毛主席點了我的名，所以我能參加這個大會。當時大會上鄧小平、周恩來和劉少奇講了話，後來毛主席出來接見大家。回來我就寫了大字報，「我見到了毛主席！」你們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見到毛主席了。
從7月20號被放出來，還是想繼續反工作組。當時還沒有宣布工作組撤銷，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組不行了。7月27號，清華的王小平和雷蓉貼出反工作組的大字報，說工作組整群眾是不對的。王小平是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的女兒，雷蓉是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的女兒，她們應當知道毛主席對派工作組的態度了。因為這個大字報是高幹子弟貼的嘛，清華嘩啦一下子就起來貼大字報批評工作組了。
我出來以後沒有找工作組去算帳。葉林在8月3號把我、鮑長康、孟家駒請到工作組去了。他說，我們處理不當。好像是表示道歉的意思吧，但我們不同意就這樣算了。
與周總理長談
周總理找我談話，我記得是在八一建軍節前一天。這時，中央已經決定撤走工作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個班子，賀鵬飛是第一把手。工作組人還沒走，但權力實際已經移交了。那天，賀鵬飛通過廣播通知我：請蒯大富同學晚飯後到甲所來。甲所是清華接待外賓的地方。天還亮著的時候我就去了，我問：什麼事？賀鵬飛說：有人找你談話，你在甲所等著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長時間，又問賀鵬飛，找我談話的人在哪呢？他說，你就等著吧。這個會客室里有一個三人沙發，有兩個單人沙發。開始我還坐著，後來困得堅持不住了，就在沙發上睡著了。已經很晚了，賀鵬飛過來把我搖醒，說：快點起來，找你談話的人到了。我趕快起來，就聽到外面汽車停下和開車門的聲音，接著走進來一個人。我一看就嚇了一大跳，周恩來！我噌的就站起來，說：總理，您怎麼來了？總理招呼我坐下。我當時根本不敢坐，這反差太大了，我一個農村的孩子，而且還戴著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鬥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還沒平反呢。當時總理坐在單人沙發上，中間一個茶几，我在三人沙發這邊。總理說：你請坐，請坐。我當時真是有點發抖的樣子，根本不敢坐。後來總理的秘書孫岳過來說，總理讓你坐你就坐嘛。後來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較緊張，周恩來一開始就和我拉拉家常，問你家在什麼地方？我說，老家是江蘇的，濱海縣，屬於鹽城地區的。周恩來問得很仔細，他說：你們家在江蘇啊，我們是老鄉啊，我家在淮安。其實我13歲以後才搬到浙江去。他又問，父親母親幹什麼的？我說父親母親都是農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黨員。我父親是1944年入黨的，母親是1945年的黨員。周恩來就說，你們家是革命家庭嘛，鹽城是我們新四軍總部所在地。
周恩來很親切，我就放鬆下來了。周恩來接著就說：我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委託，今晚找你談話。請你把6月1號到今天，正好兩個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聽到的，原原本本、詳詳細細地跟我講來，我保證聽你講完最後一句話。他一開始就這麼講的。我也一開始就保證：我向總理報告，我下面所講的都是自己的真實想法，所看到、聽到的也都是真實的。我坐在總理的對面就開始講了。周恩來自己掏出來一個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筆，他有時也記一點，但記得不多。主要是孫岳同志在旁邊做記錄。有時他也問一兩句，或者我沒講清楚的，他想再聽一遍的時候，他就讓我重複一下。基本過程都是我在講，他聽。
談話中間，賀鵬飛兩次敲門進來。進來後，他不叫總理，他說：周伯伯，我們也想聽聽蒯大富談話。總理說，不行，我今天來就跟蒯大富一個人說話。然後，賀就出去了。過了20來分鐘，他又敲門進來了。總理生氣了，說：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個人說話，你不要再進來了。後來他不敢再敲門了。我猜測嘛，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們知道周恩來找我談話，那意味著我肯定是要告狀了。他們一個是想知道我告什麼狀，另外一個他們在旁邊的話，我就可能有顧忌，講不了什麼了。
我一直講到天亮，大約到早上五六點了，因為是夏天，天已經亮了。總理說，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我知道你還沒有說完，但是我上午還有會，今天下午派車來接你去，到人民大會堂繼續說。還有呢，就是你曾經被關起來20來天，所以對外面的情況也並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兩個或三個沒有被關起來的、或者說你信得過的同學，讓他們協助你談，你只要提出來，我都接受。
為毛澤東提供「彈藥」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個同學。一個是劉才堂，一個是劉泉，還有一個是沈台平。他們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會堂。晚上7點不到吧，我們就坐清華的車到了人民大會堂，後來知道那是河北廳。我們坐下來有一刻鐘，周恩來就到了，還帶著兩個人。見面後大家握手，周恩來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同志，這位是你們江蘇的省委書記江渭清同志，我帶他們兩位來聽你講話，你不會反對吧？一個總理，兩個第一書記，我說，哪敢呢，我向首長們匯報。總理說，你們幾位隨時可以補充，因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況，你們在外邊知道的就可以補充嘛。
後來我們四個人，就輪流給總理匯報。我們從7點多講到10點多，又講了三個小時。我講完之後，又向總理保證了我所講的這些話的真實性。周恩來說，謝謝你啊，我馬上向主席報告。然後他站起來，說，我請大會堂的工作人員帶你們吃夜宵，吃完你們再回去。後來一個穿白袍的服務人員，帶我們到旁邊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雞絲湯麵，我們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學校了。
這時離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只剩一兩天了。現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毛澤東決定整劉少奇。可能他感覺材料還不夠充分，所以讓周恩來到清華，來找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的材料。當時中央全會的預備會議已經開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到北京了，所以當天晚上江渭清和譚啟龍也來了。周總理帶兩位第一書記一起來，現在看，也許是讓他們起個旁證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談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組怎麼整我們，怎麼把我們關起來，然後大會鬥、小會鬥的情況，等於切切實實地告了一狀。因為都是剛剛發生的事情，我記得特別清楚。第二次談話和第一次在清華談是一樣的，基本上光讓我講，他們只是聽。總理就問了工作組怎麼對待你們的？就是說把你們的情況詳詳細細地跟我們說。這兩次談話當中，他都沒有任何傾向性的誘導，可以說是很公正地聽我們的陳述。
沒幾天，8月5號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來了，毛澤東說：「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這其實就是等於公開號召要打倒劉少奇了。我自己體會，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來的匯報，有很直接的關係，其實就是為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提供材料。
創建清華井岡山
8月4號晚上，在清華大學東大操場召開了萬人大會。這實際是中央全會的一個現場會，當時參加中央全會的那些中央委員，除了幾個去北大的，其餘的都到清華來了。周恩來在那個會上，宣布為我平反。他說：對蒯大富同學，還有劉泉同學，還有劉才堂同學，我是主張平反的。「蒯大富」後來怎麼那麼出名呢，就因為是周恩來宣布平反的，這就出了大名了。
不過，我當時已經讓工作組批得太臭了，雖然周總理給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學校其實並沒起到太大作用。後來我想成立組織、拉隊伍非常困難，因為沒人敢跟我干，也沒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學校里可以說沒有什麼影響力。因此，平反後的一段時間，我和外校的學生來往比較多些。這就要說到「三司」了，其實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麼司令。因為一司、二司都已經成立了，後來地質學院的朱成昭就說要成立三司。三司1966年9月6號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幫當時各大學叫「東方紅」的組織，聯合起來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組迫害過的一派，是當時的少數派。三司成立的時候，我們清華井岡山還沒有成立，它也沒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這和它的主體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關。中央文革讓我專門找三司各參加單位的學生，從9月17號到20號吧，在中宣部小禮堂，就是老北大紅樓那兒，接見我們，召開所謂「少數派座談會」，前後在那兒談了四天。[注2]中央文革是以張春橋為首，還有王力、關鋒、劉志堅等幾個人。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關係密切的開始。
之後，朱成昭、韓愛晶他們就鼓勵我成立一個組織，說你幹革命沒有組織怎麼行？我說我在清華被整得太臭了，學校里沒人敢跟我跑。他們就說，我們支持你。我聽了他們的鼓動，動員了一些人參加了我的組織。9月23號，我們宣布成立清華「井岡山」。成立大會在清華的禮堂召開，也就幾十個人。不過，地院來了幾百人，北航也拉來幾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來壯聲勢。
進入10月以後，形勢變了。《紅旗》雜誌第13期社論，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三司立刻發起一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誓師大會。當時開這個誓師大會，並沒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緊跟形勢，關鍵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非常對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組壓迫群眾，我們這派都是被工作組壓迫的少數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鳴。大會籌備的時候，給中央領導人——周恩來、陳伯達、陶鑄、江青、康生等都發出了邀請。[注3]以總理為首的中央領導都出席了這個大會，表示對我們的支持。大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哪。
10月6號的大會我參加了，韓愛晶把我推上去念那個大會誓詞。這次會上，張春橋看見我說：蒯大富，過來過來。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邊，介紹給江青，說：江青同志，這就是蒯大富。江青說：你就是蒯大富啊？這是第一次見江青，也沒說什麼話，等於打一個招呼。
從那以後吧，三司在社會上就聲名鵲起，我也成了風頭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組的成員，於是社會上開始稱呼我「蒯司令」。我們清華「井岡山」在學校裡面就逐漸抬起頭了，好多人參加了，井岡山迅速壯大。在校內，賀鵬飛和我們沒形成對立的兩派。他們在我們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幹子弟的背景，而且還是那麼高的位置，我們也不大接觸他們。他們早期一直掌權，在我們開始成立組織時，還是賀鵬飛在領導清華。10月份陳伯達講話，提出高幹子弟不要當群眾組織的領導，所以他們就自我罷官了。有段時間清華大學就沒人管了，處於無政府狀態。清華大學沒有出現奪權，也沒形成正面衝突，等於他們退出清華運動了。我們在校內則逐漸得勢。
對於原來的校黨委，我們沒有過多關注。蔣南翔當時已經被打倒了，在我們那時的眼裡，就等於「死狗」吧。他也沒什麼活動，感覺上好像他們根本不在話下，不把他們當回事了。我上台後也沒有直接鬥蔣南翔，當然，這和我心裡對他一直比較佩服也有關係，當時我也曾經當著好多人的面說過這個話。三司成立以後，有些人開始介入了批鬥老幹部。但我當時對這事並不明確，沒怎麼介入。我和其他老幹部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和劉少奇、王光美有關係。
騙鬥王光美
1967年1月，清華大學「井岡山」發生了騙鬥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為我們要求王光美回清華做檢查，周恩來批評了我。他說，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華面對面做檢查，要背靠背地寫檢查。我們也不敢再提出這個問題，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騙鬥王光美具體的策划過程，我並不知道。我們學校電機系二年級為主的幾十個同學，成立了一個「捉鬼隊」，為首的叫李振言。他們策劃了一個很詳細的計劃，開始沒跟我講。那次是1月6號行動的，李振言是在6號白天才告訴我，說我們想把王光美從中南海揪出來。我當時真認為是一群孩子胡鬧，根本不相信他們能幹成。他們說：老蒯，你給我們幾輛車，我們就能把王光美騙出來。我說你做夢呢，劉少奇搞白區工作的，那麼多年的地下工作經驗，你想騙就騙了？他們就說，你給我車吧。我說給車沒問題，因為清華當時在我們手下有幾十輛車。他要一個吉普，要一個卡車，要一個小車，我都給他了。他說要試試。我說，那你試吧，我也不指望你試成。結果「捉鬼隊」騙王光美，沒想到真騙出來了。
他們搞這個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會上當的。他們先找師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兒劉平平控制下來，不讓她回到中南海，還扣留了在師大女附中的二女兒劉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兒子劉源。然後他們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單那個交通中隊，給王光美打電話，說你女兒劉平平出車禍受傷了，送到北大醫院了。接著又冒充北大醫院醫生給王光美打電話。在假冒醫生和王光美通話的時候，還讓劉婷婷出來說了一句話：「媽媽，姐姐受傷了。」這就沒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機關，又是醫院，還有自己女兒打電話。所以那個簡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這樣子，他們冒充交警、冒充醫院打的電話，全是冒充的。但因為劉婷婷被說服了，站在我們這邊了，跟我們一起騙她媽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後來劉婷婷在《魯豫有約》的節目中談這個事，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當時劉少奇也去了醫院，我們的人都看到了，他們沒敢抓。雖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字報很多，而劉少奇真到跟前的時候你也不敢抓。誰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澤東假如不同意，那我們不是吃不了兜著走嘛。但是，他們還是把王光美帶回來了。他們回來後，在化學館給我打電話說：老蒯，王光美被我們抓回來了。我開始還不相信呢。他們說真的，在化學館呢。我一聽就說，好，告訴廣播台，馬上通知批鬥嘛。
當時很匆忙，也沒什麼準備。在清華西大操場，體育館那兒有個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個台子上去了。當時外地來清華串聯的學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場站得滿滿的。1月份北京多冷啊，那麼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說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門的時候也沒穿好衣服，就給她找了一件軍大衣。她說腳也冷，有一個女同學就把棉鞋脫給她穿上了。
批鬥會還沒開始，孫岳秘書就來了。周恩來把自己的車也派來了。孫秘書說：總理聽說這件事後，立刻就派我來找你。我就問他：總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說：同意，但是總理要我告訴你，有幾條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鬥完以後立刻讓我帶走。我說那行，可以。當時我就在會場用大喇叭宣布，說總理同意我們鬥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問王光美：打沒打？王光美說沒打。我說侮辱你沒有？她說沒有。但是第三條鬥完帶走我沒有宣布。
1月6號鬥王光美那次，因為沒準備，有些同學問什麼問題，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問題或者說回答也就是反駁，根本就鬥不下去，所以後來就不鬥了。會後就把王光美帶到我們的辦公室，逼著王光美寫四條保證。第一條內容是承認清華師生揪鬥她是革命運動，第二條是保證以後每個星期送一份檢查過來，第三條是什麼記不清了，還有一條就是要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生活上揭發劉少奇，要王光美這樣寫。王光美前幾條都接受了，最後一條當中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揭發劉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從生活上揭發劉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裡了。這時候孫岳秘書就在旁邊催我，說趕快讓我們把人帶走。
這個過程中，還發生兩個插曲。先是周恩來親自打電話來。周恩來電話中字斟句酌地說，你們鬥完了沒有？我說鬥完了。他說：鬥完了就讓孫岳同志帶回來。我說馬上就讓孫岳同志帶回去。周總理的電話放下時間不長，江青也親自打電話來了，要找我。江青說：蒯大富啊，聽說王光美給你們揪回去了？我說：是啊，她欠我們清華的帳，我們叫她還。江青在電話里嘎嘎直笑，一直在樂。她說：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還有總理不放心，叫我給你打個電話，讓你趕快把王光美放回來。我說：我一定執行。我和江青就通過這一次電話。
我覺得，總理是怕他打電話，我不聽。他就讓江青再給我打電話。我們的人逼王光美的時候，我沒有露面。接完這兩個電話，我就進去了。大家發現我進來，就讓開一條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鬥成那樣其實還根本不認識我。我說，王光美你認識我嗎？她說不認識。我說，好啊，你差點沒把我鬥死，你還不認識我？她說，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來要和我握手。我沒握，說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說群眾批鬥你、讓你寫保證，你為什麼不寫！你趕快寫，寫完回家。讓我唬了一下，當時「生活上」三個字也沒有劃掉，後來她就簽字了。我立刻就讓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總理那個車，是輛蘇聯產的吉斯牌老式防彈汽車，和孫岳秘書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華前後也就押了幾個小時。
第二天晚上，周恩來接見七機部「九一六」[注4]的時候，就批評我。他說，清華的同志把王光美騙去鬥了一下……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光明磊落嘛，我們不搞彭羅陸楊的手法。這就是指我們把王光美騙出來的方法，是彭羅陸楊的手法。
中央文革的馬前卒
總體來講，中央文革這些人的講話我們特別愛聽。他們的講話煽動性比較強，比較直白，不像總理講話政策性比較強。在這之前，9月26號的時候，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召見我們三司頭頭講話的時候說，清華和一些學校，好多大字報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還是國家主席嘛，我這個總理還是他任命的嘛。那我們就很清楚地意識到，就是不要把矛頭指向劉少奇。
總理對批劉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態度，他不主張批劉，至少在開始的時候他一點也不主張批劉。我當時是這樣理解的：總理不主張批劉，是因為中央不到時機，還不能公開。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肯定是遲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報刊也開始暗示，說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老是這麼個提法。實際大家都清楚是指誰了。清華井岡山批劉少奇，在全市刷大標語，公開點劉的名，是12月份開始的。這主要是受到張春橋的影響，張春橋和我談話以後，我認為時機到了。
張春橋對我一直還是不錯的，對我特別關心。1966年的9月份，張春橋等在中宣部小禮堂接見了我們四次[注5]。接見完以後，他給我們打氣，說：現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流毒還很深，還有不少學校的同志仍然受壓制……表示對我們特別同情。後來也是他帶我去見的江青。
12月18號，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門。他在西門的傳達室單獨接見我一個人，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場。他跟我講了一些傾向性很強的話。他說，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他雖然沒有說出「劉少奇」三個字，但是所謂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肯定是指劉少奇、鄧小平。他說，他們能不能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發揚魯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們的反動路線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廢。我當時很激動，我說，首長對我這麼信任，話說得這麼明白了，我一定要給中央文革爭氣。
後來在審判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時候，不是讓我上去揭發張春橋嗎？我揭發的這件事確確實實是真事。張春橋找我談，實際上要我把劉少奇的名字公開到社會上去。張春橋對此是很明確的。當年我不能確定，但現在可以確定，是毛澤東授意讓張春橋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後，親口告訴我，張春橋找我談話是毛澤東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注6]
當時為什麼張春橋只找我談這件事，我以前還沒細想過。當時就是覺得他對我特別信任，另外一個就是我畢竟是受到劉少奇直接迫害的嘛。從我個人講，所謂「國讎家恨」是一致的，反劉少奇我是最堅決的。在對劉少奇的事情上，我們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清華井岡山總部開會的時候，我們總部的二把手唐偉就提出來，說中央沒同意公開呢，你這樣上街合適不合適啊？他還是基於總理講話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報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華批鬥。因為沒有形成統一意見，行動推遲了幾天。我當時很堅決，認為打倒劉少奇這肯定不會錯的，何況還有張春橋的鼓動。所以到了12月25號，不管有沒有不同意見，我一個人就獨斷專行，拍板決定上街。我們就大張旗鼓地幹起來了。當時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對我意見比較大，比如唐偉就辭職不幹了。
清華當時組織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們開了動員大會。我說，劉少奇現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颳起了所謂的「12月黑風」，「聯動」，也就是高幹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們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點名打倒劉少奇。當時動員的口號就是：反擊12月黑風復辟！劉少奇不投降，就讓他滅亡！12月25號那天，我們在天安門集合，然後就分五路，到天安門、王府井、大柵欄、西單這些地方遊行宣傳。我們準備了很多大字報，很多傳單，到處散發，到處刷大標語。這次行動，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戰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開，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來。而從群眾組織的角度提出來，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大標語就鋪天蓋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興，我們才剛剛見過面沒幾天，12月30號她又親自到清華來，表揚我們說：你們幹得對，幹得好！毛主席向你們問好！
江青說的「毛主席向你們問好」，我不能斷定就是毛主席這次確實讓她帶的話。反正她經常這樣說：清華大學的紅衛兵小將們，你們好，毛主席向你們問好。她走了以後，我就說：我們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窩裡去了。這是他們最想幹的事，我們幹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華接見我們。當時清華井岡山的報紙有篇文章，題目叫《清華園內春來早》，專門記載江青接見我們的經過。
江青那次來，還要見劉濤和賀鵬飛，我就廣播通知劉濤和賀鵬飛到清華靜齋。靜齋是留學生樓，他們一會兒就來了。他們見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們開始談話的時候，江青讓我出來了。她跟劉濤她們講了什麼，我不太清楚。不過過後她對我說了一句話：「老子是老子，兒子是兒子，老子不革命，兒子還會革命的，不要為難他們」。江青囑咐關照的這句話，留給我特別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個掌權的過程中一直沒有整過他們，沒整過賀鵬飛，也沒整過劉濤，而且對他們還比較關照。
在我們點劉少奇名以後，劉濤在全校做了次檢查。在此以前我們也沒敢那麼做，點了名以後，覺得黨中央、毛主席這個態度已經很明確了。我們就找劉濤談話，在那種情況下做工作，我們處在一種居高臨下的狀態，實際就是訛著劉濤，你必須要揭發劉少奇。當時劉濤到我宿舍來，就老哭。她說：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說：這個你說不管用啊，中央「兩報一刊」的文章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中央那一兩個最大的走資派。毛主席、黨中央都說得這麼清楚了，你說這個能是假的嗎？按照「十六條」的解釋，走資派是敵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產黨員，你說你是跟毛主席走，還是跟你爸爸走？她說：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說：那給你個機會，就是要你表個態，在全校大會發個言。後來劉濤就答應了。我就對外宣布，劉濤同志要做檢查。
後來劉濤在大會上發言表態，還很長。會後，我就把她的發言整成稿子，登在報紙上。最有煽動性的還是劉濤的錄音，就是把劉濤的錄音複製好多盤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當時，聽錄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兒親自揭發內情，這個對劉少奇傷害非常大，殺傷力很大。所以，後來舉行劉少奇的追悼會，王光美堅持不讓劉濤參加，以後很長時間都沒有寬恕她。不過事實上，劉濤當時也是無奈啊。我們給她做工作，提到這樣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還是站在毛主席這邊？在那種路線鬥爭高於階級鬥爭、階級感情高於家庭親情的政治壓力下，劉濤就像被夾在磨盤裡，在兩扇磨盤的壓迫下，除了投降沒有辦法。賀鵬飛也一樣啊，劉濤做了檢查，賀鵬飛也做了檢查。他們檢查後，我上去發言，我說劉濤表現是相當好的，我們歡迎劉濤與劉少奇劃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這邊來。
1967年在中南海門口搞的「揪劉火線」，其實和我們沒什麼關係。那次是建工學院兩個女將，因為劉少奇也到他們學校去了看大字報，所以，他們就搞了一個「揪劉火線」，要求批鬥劉少奇。他們自己內部還不太一致，互相比誰的調子更高。這事其實不是我做的，我們很晚才去。我當時覺得他們是想搶功，要說打倒劉少奇，肯定清華是「第一功」嘛，所以對他們這個不感興趣。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華來過。王洪文第一次見中央領導人還是我帶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風暴」以後，他到北京找中央匯報情況，住在清華，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張春橋、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領導都沒見過，他也沒辦法聯絡。我當時在北京名氣比他大，後來我就說，王洪文同志，我經常有機會見總理和中央文革，我帶你去吧。當時北京工人體育場要召開個什麼大會，我就讓王洪文坐我的車一起去了。我的車可以開到主席台後頭，到了體育場的休息室，過了一會兒總理、江青都來了。我就上去介紹說：總理，這是上海工人造反組織的負責人王洪文同志。總理當時特別的熱情，因為當時剛好是「一月風暴」以後，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況。江青在後面，我再給江青介紹。王洪文趕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團的袖章給總理和江青帶上。後來總理把王洪文叫過去談話。
二次批鬥王光美
到了1967年4月，那時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已經發表了，正式點了劉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中央文革接見我們。會上我寫了個條子遞給總理：「總理，清華大學同學強烈要求批鬥王光美。」總理把我的條子拿給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對我點頭說：行，你們訂個計劃，我同意你們批鬥。這樣，我們就定在4月10號再次批鬥王光美。
社會上傳言那次給王光美穿旗袍、戴桌球項鍊是江青的授意，這不準確（編註：應為江青授意，見《清華批鬥王光美的一個細節》）。要是說那次跟江青有什麼關係，江青確實說過一句：王光美當時去印度尼西亞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丟盡了中國人民的臉。這是江青在接見我們後閒扯的時候說的，項鍊的事她沒說。戚本禹當時在場。我當時就覺得應當讓王光美穿旗袍。戴項鍊是「捉鬼隊」的主意。當時由「捉鬼隊」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來的。他們開一個大轎車去，到中南海領人。到了劉少奇家，他們就問：你上印度尼西亞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說我也不知道哪裡去了，就把一把鑰匙扔過來了。她家的衣箱特別多，那些同學也挺聰明，很快就找到那個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來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裡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難，但是也勉強穿上了。那項鍊就是普通的項鍊，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見。也不知道誰靈機一動想起來，就用桌球拴上一長串，所以就搞了兩串桌球。那也是「捉鬼隊」的同學的惡作劇，確實帶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因為這些事情，王光美對我非常反感。我刑滿後，有一年調到北京工作，當時全家都已經來北京了。據說王光美知道後，給陳希同打電話，說我對老同志有刺激。陳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驅逐出北京。
【注釋】
[注1]清華大學學生，賀龍元帥之子。文革初期的臨時權力組織稱「文化革命委員會」，後期的權力機構稱「革命委員會」。
[注2]整理者註：韓愛晶對此提出更正意見，他記得應當是開了三天會，應為9月18日起，20日結束。又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此處蒯大富記憶有誤。
[注3]這個大會是以北航紅旗等組織為首籌備的。
[注4]文革中七機部的一派群眾組織。
[注5]見前注。
[注6]據《王力反思錄》的記載，與此有很大出入。整理者於2010年12月29日再次求證於蒯大富。蒯大富答覆：「1991年夏，我去北京薊門橋的王力家。王力對我說：1966年底張春橋見你，讓你反劉少奇實際是主席的意思，我們文革小組都知道。當時他夫人也在家，我記得很清楚。可能王力記混了。」對此，留待史家考證。
（蒯大富口述，米鶴都整理；《炎黃春秋》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