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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機要秘書對談戚本禹曝光劉少奇整人黑幕

——《戚本禹閻長貴說「文革」》節選(上)

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劉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報告、講話等,編《劉少奇言論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們先編了八卷本的《劉少奇言論集》,後來又選編了兩卷本的《劉少奇言論選》,印數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發給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與張春橋、江青、周恩來、姚文元、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從左至右)合影

戚本禹生前曾與擔任過江青秘書的閻長貴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問題做過深入交談,對文革時期的一些歷史史實做了解釋與澄清。並披露了一段劉少奇鮮為人知的整人黑歷史。

戚本禹(1931—2016),山東威海人。1949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科科長、《紅旗》雜誌歷史組編輯組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閻長貴,1937年2月生,山東省聊城市人。1961年人大哲學系畢業,被分配到《紅旗》雜誌社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機要秘書,是江青的第一任專職秘書。1968年1月被江青誣為“坐探”投入監獄。1975年5月被宣布釋放,1979年9月平反。1980年3月重回《紅旗》雜誌社擔任編輯。閻長貴主要從事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退休後寫了一些回憶和研究文革的文章。

2008年12月上旬、下旬,戚本禹因事來京,我和他見過幾次面,談到“文革”中的一些問題,茲擇要整理如下。

一、關於《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的寫作及開展大批判的一些情況

閻長貴(簡稱閻):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的寫作過程是怎樣的?

戚本禹(簡稱戚):搞批判,或者說搞大批判,這是主席在“文革”中的一個重要戰略部署。1967年初,江青傳達主席的意見:秀才們應該寫些批判文章。至於寫什麼題目主席沒說。我是搞歷史的,就選擇了批《清宮秘史》。王力、關鋒批《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就是他們後來以《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的那篇《<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姚文元原來打算批劉少奇的文化思想,後來改寫《評陶鑄的兩本書》。我為了寫批《清宮秘史》的文章,“大鬧懷仁堂”即被稱作“二月逆流”的那次會都沒參加。

閻:你在文章里說劉少奇講《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劉少奇不承認啊?

戚:他說過的,這是胡喬木報告主席的。胡一直到死都沒否認這點。(筆者按:北京電影製片廠《毛澤東文藝思想》第3期第29頁有胡喬木關於電影《清宮秘史》的檢查,說:“我在管理《人民日報》工作期間,曾經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國聯軍、光緒皇帝而污衊義和團運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應當批判。……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劉少奇說它(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影片的反動觀點,不讓批判這部電影。”確實沒看到胡喬木作古前否定這個檢查。)放的電影有些鏡頭剪去了。你看電影劇本這點很清楚。八國聯軍進北京,珍妃跟光緒說,不要走,留下來,要依靠洋人跟(慈禧)他們斗。主席說,這就不對了,這就是賣國主義。

對我寫的這篇文章主席一方面說“寫得很好”,一方面又親自做了修改,還親自加寫了極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主席為了表示支持當時的紅衛兵,把紅衛兵和義和團中的“紅燈照”相比照,他要我加強對義和團中“紅燈照”的敘述和描寫,他在我的送審稿上批示:“紅燈照,又是當時北方許多地方女青年們的組織,她們很有紀律地自己組織起來,練習武術,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似可在這裡增加幾句。”這個問題,我遵照主席的批示照做了。我在文章中連歷史上一個人名寫錯(按:即把“趙舒翹”誤寫做“趙舒饒”),主席都提出來了。(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292-293頁)

不僅如此,總理主持召開幾次政治局會議,對我這篇文章逐句討論修改。文章點不點名,點誰的名,怎樣點,那都是討論過的。對劉少奇沒直接點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指他。江青極力主張點鄧小平的名,我根據大家的意見,用“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代。陸定一在“彭、陸、羅、楊案”中早點名了,在這篇文章中明確點周揚的名,那是江青的意見。陳伯達要點胡喬木的名,我不同意,康生也不同意,陳伯達堅持,雙方妥協,用了“胡xx”,這叫半點名。如果不是中央的意思,或某個大人物的主張,點這些人的名,我能這樣做嗎?我敢這樣做嗎?

關於文章署名問題也進行過討論。我希望以《紅旗》雜誌社論或編輯部文章的名義,總理說,在外國社論或編輯部一類文章,要比個人署名文章層次高,我們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還是個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我又提出是不是用個筆名,江青瞥了我一眼,我覺得她認為我有害怕的意思,別人沒說什麼,我也就收回了這個意見——因為文章是我寫的,署名當然是我。這樣以來關於這篇文章的一切恩怨和仇恨也都集中到我身上了。

再說一點,在這篇文章中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問的八個問題,是在林傑提出的幾個問題的基礎上加以增加、擴大而成的。說實在話,這篇文章雖然是我寫的,但這並不是個人行為,主席看過和修改過,還經過總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討論過。如果能查檔案的話可以看到總理在這篇文章上留下的筆跡。我這樣說,絕不是想推脫責任,而是說明實際情況。到現在為止,我對寫這篇文章,當然有經驗教訓需要總結和汲取,但我並不後悔,當時我是積極地自覺自愿地做的,主席修改我的文章,總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我的文章,我都感到光榮和高興。在這篇文章中我說《清宮秘史》的作者姚克是“反動文人”,這是不對的,他還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

閻:是否請你談談成立“大批判組”搞大批判的情況?

戚:為了從思想和理論上批判和清算修正主義錯誤,在1966年秋冬從《紅旗》雜誌調了編輯楊永志,從解放軍調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標兵廖初江、王道明等成立了一個理論組,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劉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報告、講話等,編《劉少奇言論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們先編了八卷本的《劉少奇言論集》,後來又選編了兩卷本的《劉少奇言論選》,印數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發給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

1967年初毛主席提出秀才們應該寫些批判文章的任務後,根據陳伯達、江青的指示於1967年夏天又成立了一個“大批判組”,成立大會是在沙灘大院的教育樓召開的,到會的有大、中學校和北京各界、各個單位的代表,整個教育樓幾百人的位置都坐滿了,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有陳伯達、關鋒、我,有沒有王力、張春橋、姚文元記不清了,成員有10人,具體是:楊永志、廖初江(?)、xxx、xxx,你不也是成員之一嗎?在這次會上講話的有陳伯達、關鋒和我。內容主要是要開展對劉少奇的大批判。

閻:對,我是成員之一。我因為擔任江青的秘書事太多,“大批判組”的事我基本沒管。具體負責組織工作的是楊永志,辦公室彷彿設在北京師範大學。

記得就是在這次成立“大批判組”的會議上,陳伯達在講話中提出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簡化,並說是不是稱“走資派”?從此“走資派”的概念和叫法逐漸而迅速地在報刊和社會上傳播開來,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簡化語。“大批判組”成立後寫的第一篇文好像是1967年8月15日以《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的《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對這篇文章毛主席在8月11日有批示:“此文寫得好。但有幾處只有譴責,沒有印證,不足以服人,請再加考慮。毛澤東十一日下午五時”,“退陳伯達、江青照辦。毛澤東八月十一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397頁)

“大批判組”還組織和寫了什麼文章沒印象了。

值得說一說的,在“大批判組”成立會議後江青叫我寫一篇批判劉少奇的文章。她對我說:“你能寫文章,你也寫一篇批判文章嗎?”我說:“沒時間。”江青有點不高興地說:“抽時間嗎!”如果不是江青布置我寫,當時我是不能寫,也不敢寫的。說心裡話,江青既然叫我寫,我也想寫一篇叫江青看看。這有點表現自己的意思。我找了劉少奇一篇有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內容的文章來批。你還記得不,大概是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的第二天——當時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出事,我問你:我的文章是否送關鋒、林傑看看,提提意見,你很堅決地說:不要了!你也沒說原因,我也沒問你。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我是在事後五、六天才知道的。到1967年11月份,江青叫我把文章請陳伯達、姚文元修改後給《解放軍報》發表——當時江青的女兒李訥正負責《解放軍報》的工作。當我把文章送給陳伯達時,他說不看了。姚文元對我這篇文章做了認真的修改,他把我的文章題目《資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和策略》改成了《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戰略和策略》,加了一個“反”字,其批判力度就大大加強了,此文在1967年11月17日《解放軍報》上發表。江青要我把我這篇文章給《解放軍報》發表,李訥當然滿意,空軍司令員吳法憲見了,也一再表示感謝我對軍報的支持。

老戚,另外,我問你一個問題。我在一本書上看到,說劉少奇沒整過什麼人,是這樣嗎?

戚:不是,不是!華崗不是他整的嗎?華崗的兒子華貽芳,是我的同學,他生前跟我說,他原來對劉少奇是很崇敬的,看到劉整他父親華崗的材料,就再也崇敬不起來了。劉整的人恐怕不止華崗一個人。據說,陸定一就說過,他領導的中央宣傳部就是整人,今天整這個,明天整那個,到頭來自己也被整了。客觀地說,大概朱老總沒整過什麼人。

二、關於王關戚事件

戚:王力、關鋒出事後,檢查我不能不寫,因為我和他們關係比較好,特別是和關鋒(閻插話:記得當時你跟我說過:“我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這點,人們,特別是造反派紅衛兵都知道。當時我在造反派紅衛兵面前說話比王力、關鋒說話管用(閻插話:“文革後,我跟關鋒議論,我說‘從你們三個人當時的作用看,好像不是王、關、戚,而是戚、關、王’。”關鋒不同意這種說法,不知為什麼他後來變了,跟採訪他的人也這樣說。)。1967年9月7日主席對我的信即我的檢查做了批示(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412頁)。批示內容是:“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告知關、王二同志。毛澤東九月七日”。

此信和批示江青閱後,是你告訴我:江青要我向王力、關鋒傳達,我馬上到釣魚台二號樓向他們傳達了。從主席的批示看,這本來是當作內部矛盾,不知為什麼到1968年1月份又變成了“抓”?這變,肯定也是主席變的,但究竟為什麼,彷彿還沒人說過。現在的書和文章講到王關戚問題,都是根據《微行》(按:指權延赤所著講述楊成武1967年7-8月隨侍毛澤東到武漢、上海的一本書),那本書很多胡說八道。關於這件事情該書所寫,和楊成武當時跟我說的完全不一樣。楊成武從武漢回來報告總理、江青後,就到我這裡跟我說,他在主席面前說了我許多好話,我還向他表示感謝。他說,主席要我參與處理王力、關鋒的事情。實際上,很多事情也確實是我處理的。比如,把王力、關鋒隔離在釣魚台二號樓就是我把他們送去的。我把他們送到二號樓後,跟警衛戰士說,他們還是首長,你們要好好對待他們。我回到十六樓會議室彙報了這件事情,誰都沒說什麼,後來總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場。文革後我跟關鋒說到這件事,關鋒相信江青哭是真的,所以關鋒對江青始終沒有什麼反感。在王力、關鋒被隔離後,他們提出什麼要求,辦事組的人也都是請示我怎麼辦或怎麼答覆。說實話,王關戚事件到現在還是一個沒說清楚的謎。你能說清楚嗎?

閻:你都說不清楚,我怎麼能說得清楚?我只能根據一些材料研究,做些分析。我認為,王關戚是“拋”出來的,不是“揪”出來的。

戚:對。而康生、陳伯達等不這樣看。他們把王力、關鋒說成江青“端出來的”,即說成江青的功勞,這不對,對隔離審查王力、關鋒,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康生、陳伯達以及姚文元等這樣說恐怕是為了某種政治需要。

閻:主席為什麼把你們拋出來?是不是為了安撫和穩定軍隊?你們三個人都是為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的。拋出你們三人對毛主席來說恐怕也是“揮淚斬馬謖”吧。

戚:主席拋出我們三人,特別是王、關,確實是為了安撫和穩定軍隊。武漢“七二零事件”後,軍隊很亂,全國到處遊行示威,衝擊軍事機關,喊“打到陳再道式的人物!”“打到xx地區的陳再道!”等等,報紙上也是鋪天蓋地這樣的報道和宣傳,主席肯定認為這樣下去不行,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而要解決,就要找人負責,也就是找人當“替罪羊”,這就找到王力、關鋒了,因為他們借“七二零事件”宣傳“揪軍內一小撮”,造成全軍的混亂,他們要負責。

順便有一個問題我告訴你,王力在他的《反思錄》中說,主席經常單獨接見他,這是瞎吹;說他經常在主席面前說鄧小平的好話,這是為了討好鄧小平——實際上,他批判鄧小平是很早的,並積極地寫材料。“鄧矮子”就是他說的。鄧小平原來準備用王力,和關鋒處理不同,後來為什麼不用了,這裡面肯定有原因——僅說陳雲反對恐怕還不行。王力給中央遞了很多建議書,據說後來鄧連看都不看了,原件退給他。這是不是有人向鄧反映了王力說“鄧矮子”的事情。對這個說法鄧是很敏感和反感的;文革前,我就知道這點。

王力還說什麼,陶鑄成為黨內四號人物是主席根據江青意見定的,這是瞎說;實際上,政治局常委的人選和排位次序都是主席和總理商量定的。說實話,主席在“文革”前一直到他發動“文革”的時候,組織部門都被劉少奇掌握了,當時劉說話,比主席還管用,我在辦公廳工作有親身體會。凡是劉少奇批的文件,那要馬上辦,而有的主席批的,就可以放一放。為什麼?因為劉掌握組織部,省委書記的任命,組織部說了算,主席是不管具體的。但軍隊是主席掌握的。軍隊不能亂,這是主席的一條重要的或者說根本的原則。拋出“王關戚”,後來又搞了“楊余傅”(即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海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這也是一個平衡。楊成武這個人很張揚,樹敵也比較多,主席和林彪都不怎麼喜歡他。

閻:你為什麼被“抓”?

戚:說不清。大概你送錯那封信,是你被抓的導火線,也是我被抓的導火線。

閻:是嗎?我第一次聽你這樣說。

戚:一點也不錯。那封信你沒看清,沒看懂。那個寫信的女演員,原來不是叫“江青”,而是叫“江菁”,即帶“草”字頭的。這個字不念“qing”,而念“jing”。這個女演員是參加過“軍統”的。江青生氣、發火恐怕也在這一點。

閻:哎呀,這些我都不知道,不記得了。那封信很長,我由於不斷地接電話和收發文件,不是一次看完的,我對這封信的內容誤會了。

戚:這封信,當時江青叫我看了。這封信你不該送給她,你送給她以前應叫我看看,我是你的領導嗎!當然,我說這封信是導火線,肯定也不是僅僅因為這封信就抓我,大概江青已經對我積累了很多不滿。而這不滿是什麼?我說不清。

閻:不滿就抓人啊?這是什麼法律?

戚:當時“砸爛公檢法”,已經沒有法律了,江青等領導人說一聲就可以抓人。

閻:像你這樣“大人物”,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說一聲,就能抓嗎?

戚:一定還要經過主席。主席為什麼批准抓我,我想不清楚,說不清楚。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往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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