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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

反右派鬥爭的遠因

1957年發生反右派鬥爭不是偶然的。第一,這是中國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矛盾積累到極點時候的猛烈爆發;第二,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一同致力於推翻國民黨統治的其他政治力量,即以中國民主同盟為主要代表的民主黨派的矛盾積累到極點時候的猛烈爆發。中國共產黨在取得全國政權的前夕,提出了一個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不言而喻,這是把知識分子看成一個有待團結、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異己的力量。這一方針的核心和重點,是“改造”這一項。1951年11月30日,毛澤東簽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的指示》,在全國知識界開始了歷時近一年的思想改造運動。運動的目標,就是徹底摧毀知識分子的自尊心、正義感和獨立精神,使之產生一種原罪感和負罪感,感到自己的出身、教養、經歷、社會關係和世界觀……無一不是有罪的。在運動的進行中,普遍採用侮辱人格的手段。史學家顧頡剛1952年的日記中記下了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感受:李琦同志因本組同人認識不夠,批評不真切,幫別人提意見亦不足,破口大罵,真有“到此方知獄吏尊”之感。(7月30日)學委會派來幹部,每盛氣凌人,一副晚爺面目,自居於徵服者而迫人為被征服者。(8月8日)

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感覺,就好像獄囚遇到了獄吏,被征服者遇到了征服者一樣。經過這樣一番改造,一些膽戰心驚的知識分子只好努力去做一個偽君子,以保平安。這也正是思想改造運動所要達到的目的。

對知識分子更沉重的一擊是1955年的肅反運動。這場被稱為“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是緊接著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這場文字獄開展的,遍及全國黨政軍機關,人民團體、大學師生、中小學教職員工、工商企業、文化團體……都在緊張進行。列入“肅反對象”的多達一百四十萬人,占當時全國五百萬知識分子四分之一以上。從胡喬木為人民日報(1957年7月18日)撰寫的社論《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中可以知道,在這數以百萬計的肅反對象中,查出了“現行犯有三千八百餘名之多”,另外還查出了“歷史反革命分子”八萬一千多人。所謂“歷史反革命分子”,是指1949年以前在舊軍政機關擔任過一定級別以上官職的人。而在占肅反對象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那一百三十多萬人,不但沒有現行問題,就是在履歷表上也沒有任何“反革命”記錄的。把他們列為肅反對象來審查,來鬥爭,只能說是斗錯了,肅錯了。不用說,這被錯斗錯肅的一百三十多萬人,當然是滿腔的委屈和怨恨。

肅反運動是1956年基本結束的。正好這時候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表示出一種廣開言路的姿態。於是,這一百多萬被錯斗錯肅的人中間,就有許多人趁此機會訴說冤苦了。這表現為當年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一個大矛盾。

概括地說,經過從思想改造運動到肅反運動這些不間斷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受到了直接或間接的打擊。因而就形成了“黨和非黨群眾特別是非黨的知識界的某種緊張關係”。

怎樣解決這一矛盾,緩解這種緊張關係呢?在知識分子這一方,希望對於在這些政治運動中所受到的無端傷害,給他一個說法,還他一個公道。他們對於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按照自己最大的好意去理解,以為肅反之類的政治運動,正是整風運動所要反對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集中表現,以為自己蒙冤受屈的問題可以在整風運動中得到解決。殊不知這並不符合毛澤東整風的本意,毛最終是用反右派鬥爭來解決這一矛盾,把訴說冤苦定性為倡狂進攻。由此可知,反右派鬥爭是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矛盾積累到極點時的猛烈爆發。中國的民主黨派是自由知識分子的政治代表,他們不滿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也同共產黨保持著距離。當國共兩大黨的鬥爭激化起來,在“二者擇一”的條件之下,多數選擇了共產黨,追隨共產黨投身於推翻國民黨統治的鬥爭。共產黨在同國民黨的殊死鬥爭中,大敵當前,也很需要民主黨派的合作,至少在影響敵占區人心向背這一點上他們能起的作用甚大。在這個時候,對他們即使有所不滿,也是採取一種忍讓克制的態度。194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關於對中間派和中產階級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中說:對民主同盟的恢復活動,對李濟深等國民黨反蔣派,對在美的馮玉祥,對一切可以爭取的中間派,不管他們言論行動中包含多少動搖性及錯誤成分,我們應采積極爭取與合作態度,對他們的錯誤缺點,採取口頭的善意的批評態度。

可見是十分注意不要得罪這些同路人,而在心裡卻早已打定了勝利之後跟他們分手的主意了。蘇聯解體之後,從公開的秘密檔案中可以看到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其中明確提出:“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以外,都應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斯大林沒有同意這個意見,他在複電中表示,“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它們還將長期存在,……可能還需要讓這些政黨的一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這大約是幾年之後毛澤東提出“長期共存”方針的最早淵源。

中國的那些熱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是因為想要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政治主張,才組織民主黨派,才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才因此和共產黨走到一起來的。當國民黨的統治即將被推翻的時候,他們曾經幻想可以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了。1948年10月,羅隆基以民盟留滬中委的名義,“寫了一個向中共的建議書,主要內容為:⒈內政上實行議會制度;⒉外交上採取所謂協和外交方針(即對美蘇採取同樣友好方針);⒊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黨的自由;⒋在盟內的共產黨員應公開身份,黨員和盟員避免交叉”。這些意見,都是共產黨所不能接受的。

國民黨被趕出了大陸,沒有了共同的敵人,共產黨和這些民主黨派的矛盾就尖銳了起來。其實,共產黨早就預計到了這一點並且決定了對策。1947年12月17日周恩來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中說: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

毛澤東在審閱這個文件的時候,加寫了這樣一段: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

現在回頭看就很清楚了:從這個文件發出之日開始,到反右派鬥爭為止,十年之間,共產黨就是按照這個態度處理它和民主黨派的關係,一步一步實施這個既定方針。到了1957年,矛盾積累到了極點,終於給了他們毀滅性的一擊。這些民主黨派從此名存實亡,不再是一種多少有一點獨立性的政治力量了。

反右派鬥爭的前奏曲:整風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開始了整風運動。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以《這是為什麼?》為題的社論,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寫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開始了反右派鬥爭。就內容和性質來說,反右派鬥爭首先是算前一階段整風運動的賬,所以有“由整風轉變為反右”一說。就時間順序來說,也可以說整風是反右的前奏曲。我們在探討反右派鬥爭同文化大革命的關係之前,要先看看整風運動。

就我看到過的材料來說,最早提出要在1957年開展一場整風運動的,是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

這次中央全會是在蘇軍坦克開進布達佩斯鎮壓起義之後幾天召開的,聽取了剛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少奇的報告,劉介紹了他如何同赫魯曉夫商討處理波匈事件特別是匈牙利事件的情形。可以認為,這次中央全會就是為了討論波匈事件而召開的。匈牙利事件給了毛澤東極大的刺激,他當然極不願意在中國也出現這樣的事件。他在會上提出開展整風運動,就是為了避免在中國也出現匈牙利事件的一項措施。為什麼開展整風運動可以避免出現匈牙利事件呢?毛在1957年6月8日寫的發動反右的黨內指示中作了這樣的說明: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

後來在反右派鬥爭中即照此辦理,在一些地方製造出“許多小‘匈牙利’”,最有名的一案是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學生因升學問題上街遊行,被人為地製造成一起民盟策劃的小匈牙利事件,處死了三個無辜者。這一案件有助於人們對毛澤東這篇文章的理解,他說的“主動整風”,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對於這次計劃中的整風運動的性質和做法,作了十分明確的說明: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

對於人們理解整風運動的性質,這一段話真是太重要了:“整風,就是思想改造”。人們對於數年前進行的思想改造運動記憶猶新,而即將開展的整風運動原來也就是這麼一回事。具體的做法,毛澤東說了一項:發動學生斗教員,人人過關。他把匈牙利那種群眾上街的情形稱為資產階級大民主,那麼與之對立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就是思想改造運動,以及反右派鬥爭這些了。

毛決定開展整風運動,不僅是因為匈牙利事件的影響,也有國內甚至更是黨內的原因。他在1958年3月19日為重印一批按語寫的說明中說:我們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倡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

他說的“國際方面的風浪”,指的是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國內方面”的“反冒進”事件,顯然更是他希望通過整風運動解決的問題。1955年12月27日,毛澤東為他主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了第二篇《序言》,談到在這年的下半年,“幾個月時間,就有五千幾百萬農戶加入了合作社”。毛說,“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

他就這樣吹響了各行各業全面冒進的號角。

在短短的幾個月里,冒進的惡果大量顯現出來,劉少奇、周恩來這些比較務實的領導人感到形勢嚴峻,提出了反冒進的問題。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冒進》,這篇遵照劉少奇的指示發表的社論宣稱:急躁冒進已經成了“嚴重的問題”,“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提出“要使我們的計劃、步驟符合於客觀實際的可能性”。毛澤東對這篇社論十分惱怒,在這一天的報紙上批了這樣一些話:“尖銳地針對我”,“既然使幹部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不是方針錯了嗎?”

5月11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的一次全體會議上說:“反保守、右傾,從去年八月開始,已經七八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11月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1957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的報告,基調也是反冒進,其中提出:發展速度“可以放慢一點”。為了這事,後來毛澤東多次批評他。例如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調侃地說:“恩來在1956年二中全會的報告敢說心裡話,這一點可取,雖然是錯的。”

毛澤東決定開展整風運動的目的,據報上刊登的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所宣布的,是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和一些黨員的特權思想,從而改善執政黨的形象,改善黨與黨外群眾特別是知識界的關係。但是從毛在這前後發表的另外一些文章和講話中可以知道,還有一個在《整風指示》里沒有宣布的目標,就是要跟黨內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算賬。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澤東知道,黨務系統在劉少奇手上,行政系統在周恩來手上,這些黨政機關的幹部都是他們的下屬,由誰出頭來向他們提意見呢?毛澤東想到了讓民主黨派來充當衝擊的力量。

毛澤東為什麼會這樣想呢?共產黨成了執政黨之後,中國的這些民主黨派就成了政治上的裝飾品。它的頭面人物雖說大都安排了頗高的職位,其並沒有什麼實權,不能做什麼實際的工作,更不要說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了。因而顯得很是消沉。在蘇共二十大之後,特別是在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新方針之後,民主黨派一時頗覺興奮,他們就象經過了冬眠的蛇,想要活動活動了。1957年三、四月間,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紛紛開會:致公黨(3月21-23日)、民主建國會(3月22-23日)、九三學社(3月22-28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3月25-30日)、民主同盟(3月22日-4月5日)、農工民主黨(4月12日)都開了會。討論在這新氣候下的工作問題。這裡只舉民主同盟的情況為例。民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章伯鈞在民盟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要大大發展組織,每個民主黨派可以發展幾十萬人,幾個民主黨派合起來可以發展一二百萬人,組織發展到縣一級。表示要更加廣泛的參與國是。他們的這種積極性卻是毛澤東所厭惡的。這也就是後來他在反右派鬥爭中說的“黨要擴大,政要平權”。不過這時他想要打擊的還不是這些民主黨派,而是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他想,是不是可以來一個“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呢?民主黨派哇啦哇啦提意見,對於他來說當然是一種消極因素,只是如果把他們提意見的積極性加以引導,使其鋒芒針對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那就化為積極因素了。他懷著這樣一種願望,就來著手調動民主黨派這個力量了。

毛澤東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是,在《整風指示》見報的前一天,1957年4月30日,他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在天安門城樓談話,黨中央的幾位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總書記鄧小平也都到場。毛講話的主旨就是請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他說了這樣一些話:目前各方面批評意見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衛生部等部門。有人很擔心,怕矛盾一揭發,一批評不得了。我們對人家提出的意見,不要害怕,應該歡迎,給人家以提意見的機會。矛盾沒有什麼不得了,到處唱對台戲,把矛盾找出來,分分類。如文學、藝術、科學、衛生等方面,提出的問題最多,矛盾突出來了,應該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辯論愈好,愈討論愈發展,人民民主政權愈鞏固。幾年來不得解決的問題,可以在幾個月解決了。

整風主要是黨內整風,可是有黨外人士參加就更全面了。兩種元素可以起化學作用。但黨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幫助共產黨整風。儘管他對民主黨派開的這些會並不高興,但是為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還是誇獎了幾句。他說:最近各民主黨派都開了一些會議,開得不錯,提出了些問題。只要黨外人士談出來了,大家一齊搞,這就更好談了。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產黨多提些意見,幫助共產党進行工作。

召開這樣的座談會清楚地表明:毛澤東希望得到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希望他們在他劃定的範圍之內多提些意見,這就是對國務院所屬的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衛生部這些部門,也就是總理周恩來領導下的部門的工作提意見。對共產黨多提些意見,也就對劉少奇的系統多提意見了。假如這些民主人士能夠多提意見而且符合他的意圖,毛還許諾給予一份回報。他說:統一戰線中的矛盾是什麼呢?恐怕就是有職無權的問題吧!過去民主人士有職了,但是沒有權,所以有人講民主人士不大好當,有些惱火,現在不但應該有職,而且應該有權。因此,這次整風,在黨內對有職無權的問題也要整一整。

這天毛澤東還講到改變高等學校領導體制的問題,他說,大學的管理工作如何辦?可以找些黨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個辦法來。共產黨在軍隊,企業,機關學校都有黨委制。我建議,首先撤消學校的黨委制,不要由共產黨包辦。這也是知識分子很歡迎的意見。不過,後來凡是引用這話的人都被劃成了右派分子。

整風指示公布之後的第一個重大行動,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從5月8日開始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逐日舉行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這件事進一步反映出了毛澤東借重民主人士進行黨內整風的意圖。統戰部長李維漢在會上說:在這次整風運動中,要集中地批判共產黨的缺點。因此,我們已經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個時期以內,不要號召民主人士整風,而著重地發動黨外人士來給共產黨提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成問題的是,這些民主人士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完全不符合毛澤東的意圖。他們並不在毛所劃定的範圍之內,對教育、衛生等等工作中的缺點提意見,批評這些工作中的保守主義,甚至有人在發言中還流露出反冒進的意思,例如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陳叔通,就提出了“八年來的工作中,究竟是由於保守所造成的損失大,還是由於冒進所造成的損失大”的問題。會上的許多發言談到黨委代替行政直接發號施令、外行領導內行、肅反運動的偏差,等等問題,實際上涉及共產黨執政的根本體制問題和嚴重弊端。這些都是毛沒有料想到也決不願意聽到的意見。

這些民主人士對於共產黨內的情況其實頗為隔膜,不知道(或很少知道)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在反冒進問題上的意見根本對立,而把他們看成一個統一的領導集體,他們沒有想到在提批評意見的時候要分別對待,在批評劉少奇、周恩來工作中種種錯誤的同時要讚美毛澤東的英明正確,表示對毛澤東的尊崇擁戴。像儲安平的那篇要命的“黨天下論”,標題竟是荒謬的《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陳銘樞甚至直接寫信給毛,批評他本人,說毛澤東“好大喜功,喜怒無常,偏聽偏信,鄙夷舊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這種表現使毛澤東震怒。反右派鬥爭就從打擊民主黨派開始。

當年有機會經常接近毛澤東的李志綏在所著《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見解:今日我的後見之明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到毛,那麼“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在1957年,而不是1966年發生。我們今天只記得反右派運動時對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徑。其實毛開始時是想藉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未料到民主黨派人士竟群起質疑“社會主義路線”和“共產政權”的合法性。毛萬萬沒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見越來越尖銳,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毛本人的統治。毛被迫暫時回頭和黨內反對他的同志聯合起來。黨內領導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槍口向外,出現了大團結的局面。

如果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簡單化為就是為了打倒劉少奇打擊周恩來,李志綏的這個看法是不無道理的。我們確實知道這樣幾點:毛在發動整風運動之時確實想要同時解決反冒進的問題;為了反擊向共產黨倡狂進攻的民主黨派人士,毛澤東不得不把反冒進的問題暫時擱置起來,以求得黨內的團結一致。李志綏的回憶錄里記下了當時林克(毛的秘書)的看法:“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以一致對付黨外人士。”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毛談到為什麼“反冒進”一陣風仍然吹遍全國大多數地方的時候,他說,這是因為“黨內除右派外,有一個觀潮派,又一個促退派”。可見他無意於把黨內反冒進的人全都劃為右派分子,給一些人另外準備了觀潮派和促退派這兩頂帽子,罪名輕得多了,並且接著說,“這些同志,大都是好同志,他們的錯誤,是可能改的,我們應當幫助他們”。這種不為已甚的態度當然有助於全黨團結一致去反右派。

也因此,沒有能夠在整風和反右中去算反冒進的賬。這問題總是要解決的。反右派鬥爭過去之後,毛還多次提出這個問題,他在1957年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說,“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就是一個多、一個快,人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他又說:“‘反冒進’的教訓:反掉了三個東西,把一些同志拋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他在3月的成都會議上調侃周恩來,這在上文已經引用了。他在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更說,有些同志不經合法手續,“即進行反對活動,提反冒進。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上突然暴發,提出反冒進”。可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進問題。這筆賬直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後的清算。從這個意義上看是有理由認為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的。

反右派鬥爭的戰果和遺產

前面已經引用過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的話:“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準確地表明了整風運動的性質。實際上也就是預告了:反右派鬥爭是整風運動的最後階段。到了八屆三中全會上,要給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作總結了,毛澤東說了這樣一段話:去年下半年,階級鬥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識地要緩和一下。但是,你一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這是今年的事。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正像人民日報一篇社論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他要吹風嘛!他要吹幾級颱風。那末好,我們就搞“防護林帶”。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風。真是說得簡明扼要:“反右派,就是整風。”整風、反右其實是一回事,要說差別,不過是時間先後的兩個階段而已。

既然說反右派鬥爭是整風運動既定的最後階段,那麼,開展這一場反右派鬥爭當然早就在毛的成算之中。這裡就有了一個問題:當初毛表示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產黨多提些意見,究竟是真心誠意的求言呢,還是引蛇出洞或者說釣魚的一種手段,陰謀或陽謀?

人們都知道,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輕視和敵視是一貫的,從延安的整風和搶救到進入北京之後的思想改造和肅反,開展一場打擊知識分子的運動並不是一件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就說這一回的整風運動,他已經明說就是思想改造。當然可以認為在決定整風之時即有釣魚之意,這事實上是整風運動的第一階段或準備階段。是知識分子不知底蘊,以自己最好的願望去解釋整風指示的文字,誤入白虎節堂,自投羅網。毛澤東是把反右派鬥爭當作“一場大戰”來指揮的,提出了要使用“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樣的謀略。“引蛇出洞”不過是“誘敵深入”更形象化的說法,就是誘使那些將要打擊的對象充分暴露自己。他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呢?在《人民日報》七一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中,他說: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及一切黨報,在5月8日至6月7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

這裡所說的5月8日至6月7日,正是從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開始到工商界座談會結束的這兩個座談會期間。正是在這期間,毛澤東在具體部署反右派鬥爭了。引蛇出洞或者說誘敵深入就是戰役的第一階段。

李慎之認為,這時間應該更早一些。他在《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說:“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決策,應該是在(1956年)10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後開始考慮的”。他引證了毛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的一些內容,像“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毛的這些話當然表示他有引蛇出洞的意思了。但是我以為,這時他還沒有下定決心開展一場後來實際進行的那樣的反右派鬥爭。我這看法有一個頗有說服力的證據,就在同一篇講話中,毛說,對於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繫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要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剝的辦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可見這時他還沒有想到可以採用更加爽快的第三個辦法,即給這些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李慎之在致胡績偉的一封信里批評了我寫的《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按:此書的增訂本改名為《反右派鬥爭始末》),他說:(朱正)認為毛本來是好心好意地號召鳴放,沒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倡狂,他才不得不反擊。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我所以在1997年寫《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實際上是對朱正的反駁。這裡,他不是照引我書中的原文,而是概括地轉述。在我的書里,對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原因並不是說得這樣簡單。在他決定整風的多種動機之中,我提出毛一開始確實也包含想要消除那些太刺眼的弊端,改善一下執政黨形象的願望。這裡也有一個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毛在5月16日寫的一個黨內指示。這時他已經決定開展反右派鬥爭了,可是他在這指示中還是寫了這樣一段話:從揭露出來的事實看來,不正確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對黨外人士發號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黨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溝、高牆,不講真話,沒有友情,隔閡得很。黨員評級評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權,黨員高一等,黨外低一等。黨員盛氣凌人,非黨員做小媳婦。學校我黨幹部教員助教講師教授資歷低,學問少,不向資歷高學問多的教員教授誠懇學習,反而向他們擺架子。以上情況,雖非全部,但甚普遍。這種錯誤方向,必須完全扳過來,而且越快越好。

從這裡可以看出來,毛即使在布置反右派鬥爭的時候,仍然提出了消除一些弊端的要求。如果不看到這一方面,就未免把複雜的事情看得太簡單了。

在五百萬知識分子中要打出多少右派分子,7月29日毛澤東在審閱和修改一個黨內指示的時候,寫下了他對於“右派和極右派的人數”的意見,他認為,“需要在各種範圍點名批判的”,“全國大約有4000人左右”。到了8月18日,他在修改統戰部的一個文件的時候,寫的數字增加了許多:“全國約有十萬右派分子”。最後的實際戰果,“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統計,實際上全國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應該指出:這是給“錯劃右派”進行“改正”之時的官方統計數字,必定比當年實際所劃的數字要少些。當年究竟划了多少,要等到他日檔案公開的時候才知道了。不久前看到一個3178470的數字,我對它的準確性甚至真實性不無懷疑。這篇材料的標題是《反右派運動檔案解密》,卻沒有說明是什麼時候由什麼機關宣布解密的,也不見檔案號。再就內容看,所提出的數字也不足信。1957年那時,中國“各類知識分子,包括高級知識分子和普通知識分子在內,大約五百萬左右”,那麼這三百一十七萬就占知識分子總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三強了。在我這個過來人的印象中,沒有這樣高的百分比。在沒有找到確證以前,暫且讓它聊備一說吧。

反右派鬥爭的災難性後果,不僅是它打出了多少右派分子,以及這許多右派分子及其親友在二十二年的漫長歲月中吃了多少苦頭。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大轉折,或者如有的作者所說的是“大逆轉”。鄧小平也是把反右派鬥爭看作歷史的分水嶺的,他說,毛澤東的領導在“1957年反右派的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這一論斷是符合事實的。

緊接著反右派鬥爭而來的,是大躍進。毛澤東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裡通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事情也確是如此。大躍進是反右派鬥爭的直接結果。能看出點問題,敢提點批評意見的人這時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剝奪了發言權。那些沒有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眼看到不久前別人是怎樣成為右派,落到怎樣的境地,當然不敢再多說一句話。土法鍊鋼,打麻雀,高產衛星田,吃飯不要錢,對於這些層出不窮的新事物,沒有誰敢說一個不字,大躍進就這樣沒有遇到一點抵抗,開展起來了。

大躍進這一場新的災難造成了持續三年的大饑荒,餓死的人以千萬計。毛澤東知道:大躍進的失敗使自己在黨內的威望大大降低,於是決心開展一場新的運動,打倒有可能向他的權威挑戰的黨內對手,重建自己的絕對權威。這時他就在準備這一場文化大革命了。

以打倒劉少奇為重要目的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開始的,有材料表明:準備工作是早就在進行了。毛自己說過,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就看出了問題。誰的問題?當然是劉。準備文化大革命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收集(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製造)能夠置劉少奇於死的罪證。李冰封的《籲天辯誣董狐篇》一文談的是歷史學家呂振羽在1963年1月被秘密逮捕的事。逮捕呂振羽的目的就是要他作偽證,證明1935年11月在同國民黨談判兩黨合作抗日的時候,劉少奇充當了內奸。所以李冰封認為,1963年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的準備。

各項準備完成之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鬥爭的異同

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同他在1957年發動反右派鬥爭一樣,最根本的目的都是為了增強他本人的權力和地位,打擊有可能向他的權力地位挑戰的對手。

在1957年,毛原來想藉助為衝擊力量的民主黨派人士不明了他內心深處的想法,不分老和尚小和尚一律批評,不但出現了對他本人的批評,甚至還涉及到有關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根本問題。他原本就認為民主黨派懷有二心,這時候更感覺到雖然八年來經過各種政治運動打壓和主流意識形態教化,民主黨派仍未歸順。面對著這種七嘴八舌紛紛議論的局面,他感到當務之急不是跟那些反冒進的黨內對手算賬,而是趕快把被他放了出來的那個魔鬼重新收進瓶子里去。於是以民主黨派為第一個打擊對象,實現了全黨一致的反右派鬥爭: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共產黨的倡狂進攻。

因此,在1957年,任何一個基層黨組織,乃至任何一個黨員,都是不能批評的,誰批評了就是向党進攻。因為黨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由這些具體的支部和黨員組成的。通過這樣一場鬥爭,黨的威勢大大提高了;作為黨的領袖,毛的威勢更是大大提高了。這裡我用“威勢”一詞,不說“威信”。因為有人說過,反右派鬥爭使共產黨立了威,卻失了信。

到了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從一開始,毛就明確告訴人們:決不可把共產黨看做一個統一體。在宣告文化大革命開始的第一個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寫下了“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的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更明確宣稱:“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過來人都記得,當年那些大大小小的黨內領導人幾乎無一不被戴上“走資派”的帽子而受到衝擊,這就同1957年的做法完全相反,不過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卻是進一步大大提高了。

1957年發動整風運動的時候,毛還頗有一些自信。這時他執政八年,工作中積累的錯誤,群眾中積累的不滿,都不算太多。有錯誤,他以為也不過是某些黨員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造成的,無損於整個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只要按照整風指示說的,讓大家在和風細雨中批評批評就可以了。

到了反右派鬥爭中,甚至連這三個“主義”也不承認了。誰批評教條主義,就是攻擊馬克思主義,批評宗派主義,就是攻擊黨的領導……如此等等。用一頂右派帽子把一切批評都擋了回去。

時間又過去了九年,到了1966年,工作中積累的錯誤就更多了。其中還包括大躍進這樣的絕大錯誤,甚至應該說是滔天罪行,遠不是可以用“三大主義”那樣的輕描淡寫能夠解釋過去的。這時,人們對大饑荒記憶猶新,心裡都在想:這些錯誤乃至罪行是怎樣造成的?應該由誰來承擔罪責?對於這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這樣解決的:有一條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的,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十七年間的一切成就,都歸功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切錯誤,災難和罪行,都歸罪於劉鄧路線。毛要打擊的一切黨內對手,一切大大小小的走資派,都歸屬於劉鄧路線。這樣強調黨內的路線鬥爭,是1957年沒有提出也不必提出的。

在1957年,毛原來想要利用的衝擊力量是民主黨派人士,可是他們太不識相,有負厚望,因而受到沉重的一擊,早已潰不成軍,尸居餘氣。到1966年時已經不成其為一種力量,毫無使用價值了。這一回被毛澤東找來作為衝擊力量的,是大學生和中學生。看來這是他因為有了1957的記憶而作出的決定。

在1957年部署整風和反右的時候,最開始,毛並沒有想到學生。是5月19日北京大學的學生貼出了第一張大學報,轟轟烈烈地掀起了他們自豪地稱為“五·一九運動”之後,才引起了毛的重視。在5月19日以前,毛澤東寫的有關整風和反右的文件中都沒有提到學生,是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別的一些大學的學生們,出大字報,辦民主論壇,鬧烘烘,使毛澤東大傷腦筋,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在醞釀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回憶起1957年這些娃娃們為了自己認準的“理”而奮不顧身的勇氣,覺得可以用來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力量。於是所謂“紅衛兵”就應運而生。他們之中多是大學生、高中生,甚至還有初中生。他們更年幼無知、更輕信、更容易被煽感。他們不但不知道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就連中共執政以來十七年的歷史也不甚了了。他們中的一些人從父兄的遭遇中感受到了社會的不公,但被告知這是受到劉鄧路線的迫害,於是他們起來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了。他們成群結隊,四處抄家,打死老師,破四舊,鬧得烏煙瘴氣。他們的這種種無法無天的胡作非為,都被稱讚為革命行動,受到鼓勵。在他們的衝擊之下,各地黨委在很短時期內就癱瘓了。“紅衛兵”做到了毛希望他們做的事。

文化大革命當中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批鬥會,都是1957年經驗的直接繼承。

毛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後的事情好辦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會解決得比較快。……以後要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在這樣的民主基礎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鞏固了集中制,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採用這種革命形式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對這幾樣是如此喜愛,後來甚至把這些作為一種公民權利寫入《憲法》之中。直到毛澤東死後,鄧小平才有了一個新說法。他說:“‘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歷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

他說的是“從來”,就是說,這個“四大”不論在反右派鬥爭中,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沒有起過積極的作用。

從形式上來看,文化大革命跟反右派鬥爭相似之處甚多,只是規模更大,持續的時間更長,受到衝擊的人更多,造成的破壞也更大。在這個意義上看,反右派鬥爭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預演。

在1957年,毛澤東把他提出的“百家爭鳴”解釋為“兩家爭鳴”:“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在各個學術部門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照這樣的解釋,所謂“兩家爭鳴”,實際上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這思想後來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提出了“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的口號。可見就指導思想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反右派鬥爭的直接延伸和發展。

毛澤東想要打倒劉少奇等黨內對手的目標,在1957年沒有能夠達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達到了。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反右派鬥爭是一場流產的文化大革命。同1957年那時不同的是,隨著劉少奇及其同事在彌補大躍進災難性後果過程中威信的日益升高,打倒劉少奇的決心變得更加強烈與急迫。十年之後,“霸蠻”的毛澤東終於騰出手來,開始了他自己視為一生中在打倒蔣介石之外的第二件大事,即發動以打倒劉少奇為直接目的文化大革命。

(2006年2月11日初稿,5月18日改定)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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