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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上網、香港人上街有多重要?

香港7.1遊行為什麼重要?黨文化的引入讓香港發生怎樣的變化?在互聯網時代,中國再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如何?

台灣《上報》發表文章《中國人無法連上外網,別奢望海南會是例外》,作者末夏說,海南試圖打造外國遊客集聚區,傳聞在區內可使用外網的消息,在中國互聯網上引發熱議(註:這份文章隨後被從網上撤下)。到底是真正的改革開放措施,試圖打破防火牆還權於民?還只是利用一種新技術新手段方式來加強極權化控制,說白了仍然是一以貫之的虛假希望?從以往眾多的事實來看,顯然是後者。

文章認為,中國自有互聯網以來,本質上是與全球化真正割裂斷裂的,中國式的互聯網廣義上仍然只不過是國家嚴格控制的區域網。在涉及自由言論,個人權利方面,中國互聯網不僅沒有絲毫的開放,反而近年來在持續收緊。國家主義控制下的互聯網,更多是希望中國人只在這裡面吃喝玩樂,而不問對錯是非,以便加強監管。

互聯網時代的思想解放運動

《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文章《中國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作者鄧聿文認為,中共黨內和史學界一般將真理標準的討論稱為文革結束後中國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將“姓資姓社”的爭論和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稱為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現在,中國到了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的時候。從中國思想理論的窒息程度以及中共的政治迴轉來看,如果要使中國不在錯誤的路上走得太遠,就必須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應該主要討論如何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文章說,上述兩次爭論主要局限在中共內部,是黨內不同勢力在思想理論上的較量。不過,到了21世紀後又出現過兩次產生較大社會影響的思想爭論,後兩次爭論已經移出官方,而主要在民間層面交鋒,即2004年的“郎顧之爭”及國有產權改革大討論,2006~2008年對物權法“公私產權”的爭論。由於互聯網的普及,過去限於黨內的思想討論也越出體制,甚至越出思想理論界,而向民間延伸,就帶有很強的民間參與的色彩。民間的爭論如果能夠還原一個真實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讓社會認識到官方意識形態中的馬克思原來不是馬克思,這將大大有利於和官方爭奪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從而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為未來的變革打下思想基礎。

在香港引入黨文化

香港《蘋果日報》發表文章《林鄭“三不是”禍港尤烈》,作者李平認為,林鄭月娥選擇在香港主權移交紀念日及7.1遊行之際,急急公布房屋政策“娥三招”,一招一式都拿經濟、民生說話,但都隱含政治動機,讓反對者難以回擊。

文章說,林鄭不是中共黨員,但比被指為中共地下黨員的梁振英在引入黨文化、執行黨指示時更肆無忌憚。她邀請京官向特區政府官員宣講中共十九大,開了給港官上黨課的先例,獲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公開表揚。讓多間中學直播李飛宣講《基本法》,《國歌法》本地立法引入學校要教育學生唱國歌規定,都是黨課、黨文化向校園的蔓延。

形勢愈艱難愈要上街

香港《立場新聞》發表文章《遊行人數絕對重要》,作者吳靄儀說,“這幾年,每到七一,就自私地暗願最好是陰天,寧願下大雨也不要三十幾度驕陽似火,因為我怕日晒不怕雨淋”,“因為遊行人數絕對重要。若非2003年七一有五十萬人上街,23條惡法早已通過,初一旺角衝突諸君就可能不止控以最高刑期十年的‘暴動’罪而是可終身監禁的‘顛覆’、‘分裂國家’罪名”。

文章說,今日局勢比十多年前兇險得多了,“讀Stein Ringen的《The Perfect Dictatorship》,他描述的是中共如何為了緊握統治權,運用種種手法全面控制一國人民,但我們可以看到,原來在這十多年間,這些手法十之八九已悄然籠罩香港特區的一制”。以正確思想為基礎,就可以設下種種言論、結社、參政等的禁區:禁談港獨、禁喊“結束一黨專政”口號、禁參加倡議“自主”的政黨等等,甚至七一遊行抗議都已是違法違憲,大逆不道,本來赤裸裸的政治審查、針對、現時改了個名堂叫做“違憲”、違反《基本法》罷了。

作者說,形勢愈艱難,就愈要運用一切的方法,行使一切權力,例如投票、遊行、討論、發聲、捐錢,跟被不義打壓的人站在一起,讓世界看到。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夏雨荷 來源:德國之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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