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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峭嶺:從小七到七姐——一聲「老娘」氣吞山河

我邊哭邊罵:「你們這群尸位素餐的人,收會費時一點不含糊,需要你們幫幫律師的時候一個個縮頭烏龜啊!」文足在我身邊哭的淚人似的:「姐,你別哭了。你都哭了,我就不知道怎麼辦了……」。我看著文足哭的可憐的樣子,我竟然嚎啕大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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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都管李文足叫小七。因為她有六個姐姐,所以她叫小七。可是我更喜歡叫她文足。

我是在天津河西看守所的小廳里第一次見到李文足的。那時候的709家屬大都心情壓抑,緊張不安。當時我看到一個女人站在接待窗口,我看向她的時候,她主動走過來,問我:“你是……?”我獃滯地回答:“我是李和平的太太。”我看見她的眼淚像斷線的珠子淌下來,她說:“我是王全璋的妻子。”我這才注意到,這個妹妹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就連流淚的樣子都很動人。

第二次見面,是我和幾位關心709家屬的人去她家看望她。她跟大家一說話,眼淚又刷刷的流下來。

第三次,2015年11月,我們幾位709家屬一起來到北京市律協,要求見高子程會長。律協的工作人員推三阻四,就是不讓我們見。那幾天,正好網路上瘋傳廣州的張六毛死在看守所了。我們的丈夫也一點消息也沒有。焦慮、憤怒、絕望,我的心情已經無法用語言表達了,我就跟律協的人吼叫起來。我邊哭邊罵:“你們這群尸位素餐的人,收會費時一點不含糊,需要你們幫幫律師的時候一個個縮頭烏龜啊!”文足在我身邊哭的淚人似的:“姐,你別哭了。你都哭了,我就不知道怎麼辦了……”。我看著文足哭的可憐的樣子,我竟然嚎啕大哭起來!

我和文足開啟了密切相處、形影不離的模式。我倆在一起,基本上是我說兩個鐘頭的話,她忽閃著大眼睛聽著,偶爾插一句。愛哭不愛說,文足那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709之後,我一下子變得孤單起來。身邊的熟人、朋友、親戚,都疏遠了。這個時候,我覺得家屬們之間是可以彼此扶持的。不見得一起維權,但是可以彼此安慰。那時候,我想找個家屬一起挨家挨戶的走一走。可是,哪個妻子都是拖兒帶女的,其中原珊珊帶著2個兒子,肚子里還有一個。我還是想到了文足。文足的兒子泉泉那時也才兩歲半,我不知道文足是否願意跟我一起走訪。但是我一約她,她立刻就答應了。尤其是我要開車千餘里去探望一位709家屬時,我沒想讓文足一起去,泉泉太小了,長途坐車太累了。可是文足竟然說已經想辦法安置好孩子了,一定跟我一起去!這件事,讓我對文足有了稍微深一點的了解,我發現她有願意幫助別人的善良,而且有合作的精神。

終於有一天文足的性格大變!

2016年7月31日(傳聞8月1日709要開庭)晚八點,我跟二敏姐在天津被北京天津兩地的國保抓走了。事態倉促,我只來得及發出“我被抓了”四個字。然後我們就被秘密押回北京,關到派出所。等8月1號晚上被放回家後,我聽到了文足舉牌的消息!文足和麗麗,在天津二中院門口,舉牌要求釋放被抓的家屬劉二敏和王峭嶺。而文足在二中院現場不僅痛被斥了官方非法操作709案,還痛斥官方抓走家屬軟禁家屬的無恥!

這是我沒想到的!李文足一直不愛說話,不愛當眾說話。我感覺文足被逼上梁山了!

後來文足說現場圍的幾十個便衣一直試圖衝過去把她帶走,但是懾於周圍一直在拍攝的記者,文足還是順利離開二中院門口。但是,她一回到家就被國保帶到住地派出所搜身、詢問。隨後的半年裡,官方對外宣傳的七八個視頻里、文章里,都會插入李文足舉牌的那張經典照片,把李文足描繪成顏色革命家。而李文足還問我:啥叫顏色革命?

2016年10月8號,我跟珊珊去長沙的看守所,給謝陽律師存錢。在看守所門口,便衣攔著不讓進。我們正據理力爭的時候,幾個警察就過來拖我們上車。珊珊半歲的女兒還在朋友那裡放著,她還在哺乳期,所以我們就說好吧,我們不存了,我們走。但是警察態度蠻橫粗暴,反擰著我們的胳膊就按倒在警車裡。掙扎中我被長沙的警察扇了一耳光,登時我的半邊臉就麻了。

消息發出去之後,文足還在老家巴東,聽到消息後她換乘了四趟車,當天晚上趕到了長沙。泉泉要跟媽媽一起去,可是情況不明,實在無法帶孩子,文足就對3歲的兒子說:“王媽媽被打了,我得去救她。”後來,文足把我和我女兒佳美帶回了巴東,泉泉開心極了。泉泉已經懂事了,他雖然已經記不清爸爸的樣子了,但是,媽媽李文足在那一次事件中,在兒子眼裡成了大英雄!

還有一次,2017年4月,傳說謝陽律師開庭那天(其實謝陽沒開庭,李和平卻在天津被秘密開庭)。我們在長沙中院的安檢通道旁邊,一個來旁聽的公民被警察攔住不讓走。我上前跟警察講理時,一群警察把我圍在當中。本來站在外圍正在拍攝的文足,立刻伸手把警察的包圍圈扒拉開一條縫,擠進來,跟我站在一起!我當時心裡的激動和安慰別提了,在那一刻,我力量倍增。我深信不疑:無論多危險,文足不會撇下我自己走,這才是患難之交見真情啊!

隨著709人被關押的時間的延長,外國媒體的採訪越來越多了。無論是電話採訪還是當面採訪,文足都覺得是最困難的事。文足寫了稿子,我幫著修改下,最初還能看著稿子接受電話採訪。可是,後來面對面的採訪、還有電話的直播連線,要是不和我在一起,文足就不接受單獨採訪。文足說:我學歷不高,就是怕說話!

有一次,有個外國媒體聯繫我說要採訪文足,我就答應了下來。我以為是我和文足一起的,沒想到後來才明白,人家是要採訪文足一個人。其實我也沒覺得是問題,可是文足急了:“不!他們是電視,要直播呢,我怕說不好!”我說:“你都說了n次了,沒問題啊!”文足說:“就不!我每次都是攥著一手心的汗接受採訪的,這次我不去了!”我磨破嘴皮子她也不肯去,後來只好婉拒了那家媒體。

文足比我小十幾歲。她生命中展現的堅韌、良善,遠超過我在三十歲的生命時所展現的。她不怕國保,不怕威脅,但她怕自己做不好,影響了集體或者某件事情。她對自己不擅長的,是謹慎和膽怯的。她沒有虛偽,她的實實在在,在當代年輕人中真是少見。

709近3年的慘痛磨練,讓文足的性格產生了巨變。

2018年4月4日,我們從北京最高法院開始徒步陪同“李文足千里尋夫”。徒步第七天,我們被國保從天津抓回北京,李文足被國保僱傭的大漢堵在家中。我們去看她,希望給她安慰。結果,我們在她家樓下被國保糾集的黑壓壓的一片“朝陽大媽”暴力推搡、辱罵、搶手機。採訪的日本記者被警察拖出汽車毆打。正混亂的時候,高空傳來響亮的女聲:“峭嶺姐——”。

我抬頭一看,李文足出現在5樓的窗台上。防盜網像一個籠子似的扣在窗戶上,文足只能蹲著。她朝著院子里外的人喊:“老娘的老公是律師,為普通老百姓打官司的…….他失蹤三年了,老娘去找他,犯了哪條法了?自己親人一出事就跑,老娘不是那樣的人!——”

我完全被震撼了,她滿腔的憤怒爆發了,她這一聲“老娘”叫的氣吞山河!我們一起去的朋友,不由自主的叫好、鼓掌!那些國保和僱傭的群眾目瞪口呆!

後來,網路上有一位律師評論這個:“這聲’老娘’,叫的全國人民喜大普奔。”

那一刻,她平時格外在意的“形象”,完全被自己拋棄!

那一刻,她最不擅長說話的自卑,變成了最精彩奪目的演講!

那一刻,我們小七變成了我們的“七姐”!

王峭嶺

2018年6月21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宮鳴泉709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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