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在丹麥做訪問學者，發現這裡的人們生活比較悠閒，並不像很多中國人那樣拼命工作，但生活水平卻很高，我當時就產生一個疑問，為什麼他們不努力工作也能過上好日子？後來想明白了，有比努力工作更重要的東西——資本積累。北歐國家早已建立了有助於資本積累的制度，數個世紀積累下來的資本沒有因為戰亂和自然災害而遭受破壞，因此，他們現在可以坐享豐富的資本積累所帶來的「資本紅利」，而中國呢，剛好相反，不是中國人不努力勞動，而是我們一直沒有建立有助於資本積累的制度，並且歷史上頻發的戰亂和災難也使本來就很稀少的資本不斷地耗減，這樣，換算到每個人頭上的資本數量就極其有限。改革開放之後，人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引入大量的外資是重要原因之一。
但至今，這個道理並很多人仍然沒有認識到，他們還被一種錯誤的理論所支配，即「資本剝削勞動」，資本和勞動之間是對立的關係，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或建立工會這樣的組織，才能在資本和勞動之間建立和諧的勞動關係，概而言之，他們認為如要改善勞動者的境遇，人為的干預是不可或缺的。對於這種錯誤的觀念，我們有必要予以批駁。
資本積累提高勞動的邊際生產力
勞動者真實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之上的，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須以資本積累為基礎。在自由的市場經濟當中，憑藉銀行體系和股份制等企業制度，資本積累的速度總是會快於人口增加的速度，這就意味著相對於資本，勞動變得更為稀缺，人均占有的資本數量不斷提高的，相應地，勞動生產率也提高了。由於勞動相對於資本的稀缺性，我們要對任何「勞動力過剩」或「失業」等概念的濫用予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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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是勞動者犧牲他的閒暇去交換他的物質生活資料（工資），失去勞動——勞動力過剩或失業——意味著這些勞動者即便願意犧牲他們的閒暇，也找不到一份能夠滿足他們生存的工作，這種情況除非是勞動者為自己設定了最低的生活水準（工資水平）或工作條件，或他們可以不需要通過犧牲閒暇，就能有一份有保障的收入時才有可能發生，也就是說，在自由市場中，勞動力過剩或失業總是自願的。
要注意的是，資本的形成離不開企業家才能這個關鍵因素，單獨的機器、廠房等物品不是資本，單獨的勞動力也不是資本，是企業家用他獨特的隱含知識，把這些物品和勞動力組合之後，物品和勞動力才成為了資本，也即它(他)們成為了能夠滿足消費者需求，達到企業家某個目的手段，成為了具有某種生產力的東西。可見，如一個社會消滅了企業家才能，那麼也就消滅了真正的勞動，儘管他們也許看上去仍然是在「勞動」，這方面，半個世紀前「大躍進」運動中那些熱火朝天的「勞動場景」提供了最為深刻的例子，那樣努力的勞動，換來的卻是大饑荒。可見，勞動和美好生活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該褒揚的不是「勞動」，而是對它進行恰當的配置的「企業家才能」，和推動制度的變革，允許人們發揮企業家才能的人的心智和勇氣。
最低工資法並無必要
資本積累的結果，是現在人們的工資水平早已超過最低生活所需，規定最低工資的做法，是想使人們能夠過上一種超過最低生存線之上的、較為體面的生活。若高於市場決定的工資率的最低被強制執行，那麼可以想像的結果是「制度性的失業」，企業家寧願不僱傭工人、不生產，以避免虧損。有人認為，規定一個最低工資，可以把那些只能支付低工資的勞力密集型企業淘汰掉，而留下那些能支付高工資的優秀企業，這樣就可以達到迫使企業轉型升級的目的，這種做法明顯是拔苗助長，產業的升級是市場競爭的產物，而絕不可能通過提高企業生產成本的辦法就能實現，如這種辦法可行，世界上早就沒有落後國家了。相反，如最低工資低於市場決定的工資水平，那麼最低工資就是無效的、多餘的。事實上，資本積累的結果，是市場的真實工資水平超過了勞動者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準，人們可以少勞動就可以生活得比較舒適，這使最低工資法變得沒有必要。
在勞動力市場中，每個人都有他願意接受的最低工資水平，如一般說來，移民願意接受的工資水平比當地人低，如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高於他願意接受的工資，從而導致他失業，這就損害了他的利益。若在規定最低工資的同時，政府又有較好的福利保障，那麼人們就傾向於選擇失業了，這一幕其實正在西班牙、希臘等歐洲國家上演，西班牙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年輕人「失業」，但我們認為，這種失業並非他們真的找不到工作，而是由於他們從政府那裡得到的福利，加上他們不工作所享受的閒暇的價值超過了他們工作的價值，所以他們「選擇」了失業。
最低工資法和古典經濟學家常犯的一個錯誤有關係，古典經濟學家關注價值理論，他們探究勞動這一要素的價值時，得出的結論是工資取決於「最低的生活費用」，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李嘉圖。在邊際革命之後，經濟學們才開始改變這種觀點，認識到工資取決於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決定沒有什麼兩樣，都服從邊際法則。古典經濟學的工資決定論，在理論上雖然已經失效，但卻以「最低工資法」這一法律形式保留了下來。在自由的市場中，勞動者可以免於被僱主盤剝，因為市場使勞動者有更多的選擇，勞動者可以跳槽，另一方面，資本和勞動都是資本家達成其目的之所需要素，兩者之間絕非對立的關係，僱主不善待員工，支付一個與勞動的貢獻相當的工資，對他也不利。
事業單位、政府和國企難貫徹分配正義
在正常的自由市場中，工資和勞動的貢獻是對應的，如工資高，勞動的貢獻也應該是高的。這也是檢驗一個國家或地區有沒有形成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的尺度。但在現實中，我們發現，工資和勞動的貢獻不對應的情況非常常見。在一些壟斷的部門中，人浮於事，卻享受高工資和高福利。在這些壟斷行業中，較高的工資不是因為勞動的貢獻大，而是因為有「制度租金」，或者說「權力租金」。大學生熱衷於考公務員，不是因為公務員這一行業的勞動貢獻有多大，從而有更大的回報，而是公務員的權力租金比較高。而這些部門之所以獲得了超正常回報，又是以損害他人利益為代價的。
我們看到，真正的剝削來自權力，而非資本。在這些壟斷行業中，普遍地存在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納說的「假裝就業」的情況，他們並不創造價值，只是顯得很忙，但卻享受著高福利。這種局面有被打破的跡象，最近，《關於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全文發布，對事業單位改革給出了頂層設計和時間表，我們希望這個改革是真正朝著勞動力市場化配置的方向邁進的，事業單位改革完成之後，公務員也要改革。建立在市場中的交換關係基礎上的分配關係，才可能是正義的，而事業單位、政府部門和國企，都難以貫徹這樣的原則，從而人為地製造分配的不正義。
（選自朱海就教授著《大改革：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理論與現實取向》一書（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