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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葯神》揭高價葯現狀 百姓咋保命?

中國大陸電影《我不是葯神》劇照(Public Domain)

近日口碑爆棚的影片《我不是葯神》揭開了中國大陸有些藥品價格奇高的現實。影片所呈現出的病人生存困境、藥販子的道德困境、還有醫藥監管的法律困境等矛盾,引發輿論對“保命”還是“犯法”的探討。

新京報報道,《我不是葯神》取材於2015年的“陸勇事件”。事件的主人公陸勇2004年開始服用治療血癌的印度仿製抗癌藥“格列衛”,同時也在病友群分享相關消息,很多病人也托陸勇幫忙購買“格列衛”。

為了方便向印度匯款,陸勇在網上買了信用卡,因此引起警方注意。2013年,陸勇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2014年,沅江市檢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對陸勇提起公訴,隨後陸勇取保候審;2015年,陸勇在機場再次被警方控制。但檢察院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撤回起訴,認為其行為不構成犯罪。

陸勇的遭遇激起外界對中國大陸高價藥品的討論:為什麼中國大陸藥品價錢如此高昂,導致出現“病不起”的情況?

不願透露姓名、某一線城市醫藥行業從業者告訴本台記者:“大家可能不敢提,政府在各環節的尋租非常誇張,還有醫院中端的回扣問題。最近好像是因為醫保付不起費用,國產葯依舊無法解決中端和腐敗問題。”

熟悉醫藥行業的網友Antycp接受記者郵件採訪時說,雖然專利葯昂貴是全球現象,但發達國家的民選政府有責任動力以及足夠的財力投入醫保,使葯價相對不那麼高,確保病患用得起葯。中共政府卻背棄了在資本面前應當肩負的責任。藥品消費甚至還要繳稅,而很多葯上市多年才納入醫保,有的報銷後也比印度的貴。印度葯無論是仿製的還是原廠的,不但比中國大陸便宜很多,質量也一般比中國大陸高。這也是吸引大批中國大陸患者購買印度仿製葯的根本原因。

那麼,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還是製造大國的中國大陸為什麼在仿製葯上比不過印度?

熟悉印度仿製葯代購的推友包日成表示:“第一,中國大陸其實也有強制專利法,但受限於WTO,。第二,中國大陸也是剛剛在這兩年才開始強調仿製葯的一致性,也就是仿製葯不能和原研的葯在藥效上差太多。中國大陸以前從來沒有提過這個概念,所以他的仿製葯差非常遠,原研的葯吃幾天就好了,仿製的葯吃幾個月的可能不好。另外,中國大陸的仿製葯還是貴,利益的問題。原研葯那麼貴,那麼仿製葯為什麼要賣得比印度便宜。”

包日成強調,由於印度的葯監部門對藥品要求嚴格,而且從事生產或研發的人員幾乎都是歐美體系培養出來的,在國際藥品生產標準上無縫銜接,所以印度出品的仿製葯質量非常高。另外,印度人工成本低,定價貼近原料成本,藥品的政府指導價格非常透明。

值得注意的是,陸勇當年被捕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涉嫌賣“假藥”。價格便宜、質量有保證的印度仿製葯為什麼被貼上“假藥”的標籤,受到中共媒體或政府的壓制呢?

包日成說:“法律上,沒有進入中國大陸市場註冊的葯一律視同‘假藥’,確實是可以給你扣上這個罪名。問題在於,這個葯是治病救人的,在印度是合理合法的葯,只不過在中國大陸沒有準入而已,從法律定義上說成是假藥。如果一直強調假藥,對於沒有相關知識的民眾來說,他們就以為是假的葯,而不是法律上的假藥。我認為媒體在強調這個問題上是偏頗的。中國大陸人對假字特別敏感,所以他們可能不知道這是法律意義上的假,還是理化意義上的假。”

包日成認為,陸勇事件的背後隱藏著一條巨大利益鏈。當局可能想借打壓陸勇來防止民眾購買國外的仿製葯,以達到醫藥壟斷或者規範葯政管理的目的。

醫療權是人類最基本的人權之一,但現實卻很殘酷。《我不是葯神》有一句話是:“這世上最大的病,是窮病”。這部講述“生命”的電影得到廣泛關注後,政府是否會完善醫改,讓民眾可以吃得起葯,治得起病?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時方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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