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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文:如何看待我們目前所面臨的處境?

摘要:最近有個詞「賭國運」讓人很迷惑。賭博押的是個概率,賭的是個隨機事件,人們在說賭國運的時候,往往其實沒的選擇,其實是在「等國運」,等紫氣東來國運昌隆,好讓凡人也能享受一把盛世。只是,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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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遼寧鼓勵生育、鼓勵老年人創業刷了屏,遼寧的老齡化問題真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這會是將來我們全社會的預演嗎?

時光倒退30年,1987年,中國出生了2528.8萬人,這是個註定後無來者的出生高峰。1987年以後,出生人口數便一路下滑,到2004-06年低處的時候,已經不足1600萬,相去最高峰不足2/3。未來出生人口也會走出這樣的趨勢,按最樂觀的估計,在未來7年內,出生人口就將下降到1000萬以內,並被死亡人口數趕上,進入漫長的人口負成長時期

老齡化在中國已是老生常談。在2016年出生高峰的4年前,2012年,中國已經迎來了勞動力人口拐點,並自此以每年300-400萬左右的速度銳減,到2017年的時候,累計減少數量已經超過一整個深圳的常住人口。更誇張的是即將到來的斷崖式下降,到了2023年,勞動力人口每年都會減少1000萬以上,一個超大城市人口量。

2012年對中國經濟也不是個好年份。鋼鐵煤炭行業相繼有巨頭出現破產,溫州與鄂爾多斯房價一潰千里,並越演越烈有向全國蔓延的趨勢,日後房價一飛沖天的杭州,彼時不乏價格近乎腰斬的樓盤。經濟的不景氣在金融市場體現出來,股價萎靡,以至於臨近大會時,證監會為了維護指數穩定,暫停了IPO,作為補償,開始鼓勵金融創新。今天我們知道,金融本質上就是股和債的零和博弈,根本不存在什麼創新,金融創新跟金融詐騙基本同義。證監會監管下的券商沒有創出什麼東西來,網際網路金融等非牌照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的大旗下卻蓬勃發展起來,為日後的金融敗局添磚加瓦。

當然,2012年的不景氣與勞動力人口下降並有什麼直接聯繫,更多是2008年刺激政策的後遺症。認真追根溯源的話,今天的很多問題都可以追到2008年去,十年起起伏伏兜兜轉轉,問題沒有解決幾個,人老了,勞動力也沒了

對個體來說,老齡化的影響往往以事件的形式突然爆發。比如父母的身體在某一天出現問題,檢出重大惡性疾病,那麼從檢查、治療到後期護理,都會是一項勞心勞力傷財的事情。而在當前國內環境下,聯繫住院、專家會診、手術這些事情,或多或少有些你懂的,考驗著家庭的人脈、耐心和錢包。而這一代人多為獨生子女,壓力往往全在一個人或者一對夫婦身上。相信很多人身邊會有朋友因為父母身體原因,使得整個人生計劃發生重大改變的例子。

年初的時候,朋友圈洗版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記錄了岳父從流感到肺炎、從門診到ICU,29天耗盡了一家人的精力和多年的積蓄,最終陰陽兩隔的經歷。文章的火爆緣於很多的人感同身受,這種事情很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而且對於大多數普通家庭來說,遇上類似的事情受到的打擊,無疑會比文中北京產階級家庭大得多。

但是若沒有遇到事件,老齡化進程又是緩慢的,個體對老齡化的感知非常有限,軟刀子割來不覺得疼,以至於還很多人以為,老齡化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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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社會整體而言,老齡化的經濟對策看上去顯而易見。要在勞動力人口減少的情況下保持產出、乃至實現增長,就必須把勞動效率提上來。而提高勞動效率有3點途徑:技術進步、減少損耗、優化結構。雖然認真寫起來可以長篇累牘,但全部都是廢話,因為不管有沒有老齡化問題,從社會整體角度講,勞動效率總是越高越好,能用的辦法早就全都用上了。務實的日本人知道這個道理,所以設有老齡化對策部,只有少子化對策部,主要任務是想辦法讓人多生孩子。另一個解決辦法是讓人晚退休,延遲勞動力人口退出勞動的時間。但是延遲退休政策在國內放出風聲的時候引起罵聲一片,因為大家看出來政府根本不關心人是不是退休,只是想晚發、少發點退休金。

從個體層面,對普通人來說,如果不多生幾個孩子,就只能儲蓄了。而老齡化越嚴重,需要儲蓄越多。大多數人已經意識到儲蓄貨幣事倍功半,事實也是如此。從社會整體看,貨幣是無用的東西,不能吃不能用不能生產,如果全中國所有人的儲蓄多添一個0,無非就是讓物價再多添一個0。而勞動力不足的時候,即使沒有央行印錢,物價也會上升,何況根本沒有什麼能阻止央行開印鈔機,或者喪心病狂地開印鈔機。

為了抵禦貨幣的貶值,人們把目光投向房地產,寄望於通過持有房產削減通貨膨脹帶來的影響。總體上看,這是一種天真的想法。雖然印錢速度很快,造房子的速度也不慢,中國房地產投資總額、房地產開竣工面積在大多數年份里都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所以一邊是人口減少,一邊是房子越來越多,很難想像未來能通過富裕的房產換取稀缺的勞動力。按照2012年房地產市場分化論,三四線城市房子早就過剩了,然而棚改、PSL一來,國開行數以萬億計地向房地產市場撒錢,房子早就過剩的三四線城市房價6年後又漲了好幾倍。

開發商和原房主是以10萬一平還是以1萬一平賣給購房人,這個交易本身對社會整體來說並不重要,只不過是一種財富的再分配,只不過是房屋所有權狀換了名字,房款換了主人。房價越高,購房人付出的代價越大,賣房人得到的利益越高。經常有人提房地產存在價值提升,其實價值是不可量化的,上海靜安寺的一套物業,拿來住就是居住價值、拿來商用就是生產價值,居住價值就是住起來舒服商業繁華交通便利,這些跟價格沒有什麼關係,不可能因為單價從5000元漲到了50萬,住起來就能成仙。樓盤周圍通了地鐵、開設了商圈,那麼即使價格腰斬,居住價值也是提升的。

所以當人們提到房地價值提升的時候,其實只是在說價格提升,然而地還是那塊地、房還是那間房,社會總體財富不會因為價格上漲有任何提高。有一個諷刺笑話說,賣掉半個上海把整個台灣買下來,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就能突飛猛進了,而如果上海房價接著翻一番,賣掉四分之一個就足夠了。

雖然單筆房地產交易的價格高低無關社會整體財富,但是對於購房者來說,用5萬/平還是用10萬/平買了房子,卻可能關乎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消費水平、關乎婚育計劃。買房子變成了件太過重大的事情,以至於在勞動力日漸短缺的時候,人們花在討論、研究房子上的精力卻越來越多

房地產市場長期傳達出上漲信號,跟體制有關、跟經濟發展階段有關、跟人口年齡結構有關、跟分稅製造成的土地財政有關、跟貧富差距過大有關、跟房地產資源分配不均衡有關、跟金融體系風險系統化從而央行被綁架有關。這一長期上漲,讓所謂炒房團體賺的盆滿缽滿。然而,炒房的邏輯從一開始就是不成立的。如果認為階級已經固化,有錢人已經有更多更好的房子,那麼炒的房子是指望賣給更窮的階層,然而指望更窮的階層用更高的價格買房,只有更窮的階級獲得了更高的收入增長,而這要普遍出現的話,只能通過更高的通貨膨脹。

在節節攀升的房價和金融運作機制面前,個體們陷入了囚徒困境,他們擔心不參與到購房、囤房、炒房的大軍,被房地產綁架的金融體系會終將逼迫央行放水,通貨膨脹終將居高不下,讓他們的貨幣和存款縮水。應當說,這種擔心並不是多餘的。於是越來越多人參與進去,把房價越炒越高,把金融體系的風險也越推越高,這又逼迫央行放更多水助推房價,形成惡性循環。

商品的價格決定了最終的分配,分配的結果又引導人們的經濟行為,高企的房地產價格引導更多的勞動力投向了房地產和相關的金融行業,更多人的工作其實是圍繞房地產展開。如果把視角開大一點,把個人的行為匯集為整體,就會明白整個中國實際上正在試圖通過儲蓄房子來應對老齡化,當房子已經夠用時,這種儲蓄必然是毫無意義的,對於應對整體社會層面的勞動力短缺沒有什麼益處

在經濟比較和回顧大多數文章中,對於上世紀90年代日本的蕭條往往從1985年的廣場協議敘起,以日本央行連續升息刺破房地產、股市泡沫為高潮,顯得日本的蕭條好像是美國在搞鬼,又好像是日本央行一意孤行,畫外音是如果央行不那麼操作,日本就能避免蕭條。這構成央行操作的反面教材,全世界央行今天都很少會去主動挑破經濟泡沫了。然而鮮有文章提及,日本央行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敢承擔這麼大罪責。其實,在日本央行動手之前,有一個日本未來何去何從的大討論,當時的日本人看到了他們的商社在倒騰房地產、車企在倒騰房地產、化工廠在倒騰房地產、東大京大的學生一畢業就倒騰房地產,全民投機搞房地產。很著名的說法是當時日本的房地產可以買下整個美國。日本人說這樣不行,日本是個資源匱乏的國家,只有房子大家都要喝西北風,要製造業立國、科技立國

所以日本人是在明白了光儲蓄房子不行,會毀了日本社會的未來之後,刺破了房地產泡沫。那麼難道說中國人都不明白這個道理嗎?肯定不是。然而畢竟,央行不是那個央行,政府不是那個政府,自求多福的人們動了動腦筋想了想,還是決定再買套房。

與房地產交易價格高低僅僅是一種財富再分配一樣,股票的價格高低跟社會財富也沒有任何關係。二級市場上富士康的股價無論是10塊還是100塊,富士康始終就是那個富士康,該組裝多少iphone組裝多少iphone。而靠股票養老比房地產養老更不靠譜。事實上,無論是貨幣、房地產、保險還是其他任何金融產品,從社會整體層面講都是零和遊戲,如果沒有帶來資源結構的優化,便純粹只是消耗結構,但是當前的政治經濟環境下,這些消耗結構卻蓬勃發展越來越大,讓應對老齡化的形勢愈發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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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持續走高當然讓房產的持有者感覺很爽,而且隨著購買了房子的人增多,對房價上漲覺得爽的人也會增多。然而事情並不就這樣簡單。房租房價的高漲使得勞動力的居住與婚育成本上升,進而推高社會生產總成本。在房價高的城市,一些非技術的清閒崗位可能可以招到對工資要求不高的、已有自己房產的本地人,但是只要對技術要求稍高、工作強度稍大,就不得不開相當高的工資才能招到人。所以高房價讓開發商和炒房者大賺一筆的同時,讓全社會買了單。

讓全社會買單的又何止房地產。一些城市的人行道地磚鋪設沒兩個月就沒有一塊完整的了,路燈不到半年就有一半不亮,很多市政道路挖了修、修了挖。有些路面年年壞,一開始年年修,還找的都是同一家公司,突然有一年不修了,細問之下政府沒錢了。交通廳廳長是個特別高危的職位,河南省交通廳5任廳長里曾4任落馬,只因交通工程與設施貓膩實在太多。有很多投資機構喜歡軍工項目,訂單大毛利高,但是這些產品放到市場的話,能賣出去的又有幾個。

然而,伴隨著時光老去的不止是人,基礎設施、設備、房子都會老去。全民互相敷衍到最後,大家都會付出沉重的代價。未來勞動力人口迅速銳減,卻有越來越多的質量堪憂的基礎設施、設備、房屋需要維修、更新,可以想見,能夠剩餘用來搞技術研發、科學探索的勞動力必將少得可憐。

不過即使今天勞動力尚有富裕的時候,好像也沒有多少正經的科研。中興芯痛事件後,很多人說國家應該在積體電路領域大力投入,業內人士基本是「呵呵」。政府在積體電路一直沒有小氣過,投資、扶持政策不斷。2014年還特意成立了計劃規模5000億的國家積體電路產業基金,到了2017年的時候已經累計投出1300餘億元,帶動產業投資5000億,相當於500萬人口的南昌市的全年GDP,最終也不過是今天這個局面。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還需要時間,更需要解決長期以來的結構性、體制性的問題。

我近年所認識的Top2高校微電子系畢業的學生,無論是碩士還是博士,最終全部轉行金融。翻開畢業生去向,除了繼續深造的,要麼轉行金融,要麼轉行計算機,只有個別人在本領域繼續工作,其中大半還是去的外資企業。很多堅持專業方向的人過了幾年都後悔了。一個微電子專業最頂尖的學生,在學術道路上一馬平川、高影響因子SCI發到手軟,本科4年,碩博連讀或者海外phd5年不延期無縫銜接,博士畢業27歲,做一站博士後29歲,出站即申請到tenure track,6年後評上教授,已經35歲了,收入好的,也不過5、60萬,這還是天時地利人和皆備的最理想狀態。而如果碩士25歲畢業,去券商研究所或者基金公司做個電子行業云云的研究員,運氣好5年後跳槽做個首席,在某雜誌評選的時候向買方送點禮,陪吃陪喝陪玩陪嫖拿個獎,30歲5、600萬都不是不可能。進一步的,要知道,做科研發文章要比寫那些所謂金融研究報告難太多了,稍有分量的文章其產出過程用嘔心瀝血來形容不為過,甚至可以說折壽的。即便如此,搞科研的人物質要求不高,卻還常常被別人說其相對較低的薪資「是市場決定的」,好像這很合理、很應該、搞金融賺更多的錢是憑本事而不是扭曲的分配體系,真是替這些堅持學術道路的人不值。

所以很能體諒那些轉行金融的同學,理性選擇的話,放著一條既輕鬆、來錢多又快的路不走,走一條既艱難、又辛苦、更漫長、經濟回報還低的道路,那是何苦。至於有些人天真地以為一個領域「國家多花些錢」就能搞好,積體電路領域都5000億下去,也不過是去買中興的股票、進口昂貴的設備,資源又往往集中在少數未必真心搞學術的權貴手中,又有多少錢能到真正在做晶片的人手裡呢?換個角度講,層層盤剝下,究竟要多少錢才足夠搞好晶片行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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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已經感受到了,社會整體不僅沒有往提高勞動效率的方向發展,相反內耗越來越嚴重,各領域各行業逆淘汰現象嚴重,德才皆失而靠無恥和欺騙升官發財的人不是個案。而更讓人憂慮的是,我們似乎已經失去了糾錯的能力,只能放任在錯誤的道路上漸行漸遠。

中國今天的人口危機不是沒有預兆、也不是不曾有緩和餘地。早在2000年,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抽樣調查結果就顯示,當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2,已經遠低於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面對這一數據,當年的計生委做了什麼事情呢?視統計局的調查為無物,以存在大量瞞報為由,將總和生育率篡改上調到1.8,以至於之後十餘年的人口測算、相關政策規劃,包括聯合國的報告都是按照總和生育率1.8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當年的生育率只有1.18,跟2000年的統計數據接近,跟計生委的數字又是天差地遠。又到了2013年,單獨二孩實施時,人口問題已是危機四伏,部分專家學者開始呼籲放開生育。然而,中國最「頂尖」的人口學專家、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華人口獎獲得者翟振武,撰文公開表示「如果全面放開二孩,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將達到4995萬,總和生育率將達到4.5」。2014年7月,衛計委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也採納了翟的數據,認為如果全面放開二孩,將會累計多生出9000餘萬人。事實啪啪打臉,出生人口在2016年的頂峰都沒有摸到1800萬,2017年就已經開始下降。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2017年3月,衛計委在新聞發布會依然公開表示,中國的生育情況「完全符合預判」,中國不缺人口,而且未來一百年都不缺。

責任編輯: 秦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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