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按：此文在現有國際關係理論的框架里分析的中規中矩，很能代表主流思想。想必川普肯定不會承認自己「缺乏戰略一致性」，他可能自詡其戰略在一個主流還沒有看懂（有時也可能是他刻意不讓人看懂）的維度上。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挑戰和破壞，其本身又是現有的後冷戰、全球化國際體系的產物，完全是一個悖論和變異的病毒。現有體系和秩序中的工具手段不足以有效制衡其挑戰和抗拒其破壞，改變現有的體系（或戰略）以重建新的體系（或戰略），就成為一種選擇，川普是這個背景的產物，卻還是很多人的盲點，也不為主流所待見。
另一方面，中國特色這種一黨專制體制在對付西方的「冷戰戰略」上很有一套——反和平演變，甚至在崛起後反守為攻，對西方進行大規模和平演變。前幾年北京說他們是「工程師治國」，它們不惜將天安門鎮壓常態化，發展出空前絕後的「維穩體制」——但凡你能想像得出的，都作了精密的防堵，似乎還見了成效。有識者斷言：未來觸發來中國變局的只可能是一種人們根本無法想像的意外，如此，「缺乏戰略一致性」對催生變局的種種意外，客觀上或有「無心插柳」的效應？】
對大多數美中貿易戰觀察家來說，開戰原因是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遇上了美國總統川普的保護主義信條。但這種解讀錯失一個關鍵的發展動向，即美國長達數十年的對華接觸政策已告終結。
貿易爭端並不新鮮。盟國之間發生這種爭端，如上世紀80年代後期的美國和日本，一般可以肯定真正的問題在經濟。但如果發生在戰略競爭對手之間，如今天的美國和中國，情況可能就複雜得多。
中美關係在過去五年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推動國家產業政策，具體體現就是「中國製造2025」計劃。
此外，中國繼續在南海造島，為的是改變當地的領土既定事實。它還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明顯挑戰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這些都讓美國確信自己的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徹底失敗。
儘管美國尚未制定出新的對華政策，但其路徑方向是明確的。去年12月發表的最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今年1月發表的《國防戰略報告》顯示，美國目前把中國視為「修正主義大國」，並決心反擊中國「在印太地區取代美國」的努力。
正是戰略目標奠定了美國近期的經濟舉措，包括川普奢望中國在兩年之內把對美貿易順差減少2000億美元。此外，美國國會將通過一項限制中國對美投資的法案，同時正擬定計劃限制為在美國大學學習尖端科技的中國學生發放簽證。
當前的貿易爭端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這個事實使管控爭端的難度加大。雖然做出實質性讓步以及足夠走運的話，中國短期內或許能避免一場毀滅性貿易戰，但美中關係的長期軌跡幾乎註定是戰略衝突不斷升級，甚至有可能全面爆發一場冷戰。
在這種狀態下，遏制中國將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組織原則，而雙方都會把經濟上的相互依存看成是不可接受的戰略負擔。對美國而言，允許中國繼續獲得美國的市場和技術，就等於向它提供經濟乃至地緣政治上擊敗美國的工具。對中國也是如此，雖然代價高昂，但與美國的經濟脫離和技術獨立將被視為穩定和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關鍵。
經濟上脫鉤之後，美中在地緣政治競爭中保持克制的理由就會大大減少。誠然，兩個核武大國之間不太可能發生一場熱戰，但它們肯定會展開引發全球風險的軍備競賽，並有可能通過代理人戰爭將戰略衝突擴大到世界上最不穩定的地區。
好消息是，美國和中國都不想陷入這樣一場危險昂貴、也許持續數十年之久的冷戰。鑒此，更有可能出現的是第二種形態，即有管控的戰略衝突。
在這種形態下，經濟脫離將逐漸發生，但並不徹底。儘管關係的本質是敵對的，但雙方都有經濟上的動力來維持一個可運作的關係。同樣，雖然雙方將積極爭取軍事優勢和盟友，但都不會參與代理人戰爭，或向與對方作戰的軍隊或組織提供直接軍事援助（如阿富汗的塔利班或新疆的維族武裝分子）。
這類衝突肯定有風險，但它們是可控的，只要兩國都有條理清楚、信息靈通、有戰略頭腦的領導人。但就美國而言，今天這種領導人付之闕如。川普對中國的反覆無常說明他既沒有戰略眼光，也不具備制定管控戰略衝突政策的外交訓練，更不用說（像1947年的杜魯門總統那樣）為冷戰創造一套學說了。
這意味著至少在短期內，中美關係的軌跡最有可能是「事務性衝突」，其特點是頻繁的經濟和外交爭端，以及偶爾的合作。在這種情況下，雙邊關係的緊張會繼續加劇，因為個別爭議是按特定交換條件孤立解決的，缺乏戰略一致性。
因此，無論當前貿易爭端的結果如何，美中兩國似乎都在走向長期衝突。而無論衝突形式是什麼，都會讓美中兩國、亞洲和全球穩定付出巨大代價。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Shape of Sino-American Conflict」（2018）
作者：裴敏欣
Minxin Pei
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他的最新著作是《中國的克羅尼亞資本主義》（哈佛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