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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

我從50年代初到文革開始的十幾年中,一直供職於“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親歷了世界和平運動內部的一些事,特別是中蘇從親密戰友到主要敵人的過程,如今憑記憶記述下來,也是那段歷史的吉光片羽。

蘇聯領導下的國際統戰組織

“世界和平理事會”(簡稱“世和”)成立於1949年,是在“冷戰”背景下蘇聯領導的國際統戰組織,在當時聚集世界名流,也極一時之盛。其建制儼然一個小聯合國。理事會的主要成員是歐洲各國共產黨及其“統戰對象”。法、意兩國共產黨力量最大,在本國議會是第一大黨,德國雖然分裂為兩個國家,但在和平運動的代表團是合起來的,當然以東德為主。英共雖然力量較小,但英國地位重要,而且是工黨執政。所以理事人數依次為法、意、英、德,然後是蘇聯、中國。在歐洲共產黨中,法共與蘇共關係最密切。“世和”的領導班子以法共為骨幹,主席是約里奧·居里(法國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是著名的居里夫人的女婿),“總書記”歷屆都是法共派的。副主席為各國名人,中國是郭沫若。

1949年10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天,立即開會,宣告“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成立,足見其重視。主席是郭沫若,名譽主席有約里奧·居里、毛澤東和斯大林。這樣的規格,後人很難想像。我在“和大”工作期間並不知道名譽主席之事,是後來看到資料才驚訝地發現的。名譽主席實際上從未出面過,所以鮮為人知。

以開會為業

“世和”最主要的活動就是舉行各種規模、各種級別和各種名目的會議,會議的名稱視形勢需要在“裁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國際合作”等辭彙中選擇。平均一年不止一次會。時間、地點、議題、範圍實際上都由蘇聯決定。矛頭當然針對美國(概括為“帝國主義擴軍備戰政策”)。在蘇聯擁有原子彈之前,以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為主要內容。1954年蘇聯有了原子彈以後,則議題主要是視蘇聯與美國談判鬥爭的需要,宣傳蘇聯的具體方案。

中國除了配合蘇聯外,也有自己的意圖:那時正式建交國不多,與西方國家來往主要靠民間的名義,因此也樂得順水推舟,利用這一場合突破封鎖,廣交朋友,宣傳新中國的成就、政策,維護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權益。所以對這一機構和活動十分重視,作為主要的對外活動。

“世和”會議選址盡量在最接近東西方邊界的地方,所以幾個東歐國家首都,特別是東柏林,都是經常開會的地點,而中立的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更是最佳選擇,開會次數最多,我本人就去過9次。還有維也納,由於1955年《奧地利中立條約》之前是四國佔領,蘇聯有發言權,因此1952年書記處由布拉格搬到了那裡的蘇占區。各種會議中規模最大的是“和平大會”,這種“大會”與其說是為討論問題通過決議,不如說是顯示“統一戰線力量”,出席的人員比會議內容重要。中國總是派出陣容強大的代表團,正好與新政權要顯示統一戰線的廣泛性的意圖相吻合。例如1952年12月在維也納召開“第三次世界和平大會”,中國派出的代表團規格最高,由國家副主席,同時是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的宋慶齡任團長,浩浩蕩蕩共60人。1955年赫爾辛基大會陣容最廣泛,達到高潮。“反右”之後,許多“統戰人物”紛紛落馬,中國代表團的陣容就大不相同了。

由於上述的大背景,“和運”離不開中蘇關係,使我這個小人物得以從一個側面親歷了中蘇從“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的全過程。

中蘇蜜月期

到蘇共二十大之前,中國代表團參加“世和”會議都是一切聽老大哥的。我第一次參加是1954年5月下旬“柏林特別理事會會議”,稱“特別”,是專門為了配合正在舉行的關於朝鮮和越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而臨時召開的。用郭沫若的話來說,就是“一齣戲在兩個舞台上唱”,所以特別重要。中國代表團的發言必須經過正在日內瓦開會的周恩來總理審閱。為此,代表團專門指定董越千(外交學會副秘書長)做聯絡員來往於柏林與日內瓦之間。各國代表共300餘人。會上印度代表發起,中、蘇支持,發表了“東南亞和遠東代表團的聲明”,是為後來在印度召開的“亞洲團結會議”的先聲。

柏林會議結束後不到一個月,又於6月19―23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在此間隔期間,準備接著參加下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人員(郭沫若、廖承志、劉寧一、陸璀、李一氓、馬寅初等)就不回國了,應邀到蘇聯訪問,併到黑海邊休閑勝地斯大林的故鄉格魯齊亞的索契休息,從國內來的參加下一個代表團的成員也先到蘇聯來會合。我有幸與一位隨團護士同往索契,得以欣賞黑海邊的美麗風光。

在黑海邊休息期間,主人高規格、超熱情接待,蘇聯人表現出特有的豪爽與好客,大宴、小宴不斷,每宴必上伏特加,互相勸酒,夜夜笙歌,真如一家人。

在此之後,1955年5月赫爾辛基“世界和平力量大會”,可算是“蜜月”期的高潮。到會代表共1880人,來自85國,工作人員多達2000人,多數為會議東道國芬蘭的年輕人,有許多學生。歐洲代表人數最多,拉美也來了不少人。蘇聯37人。中國實際代表約50人、工作人員17人,也是最大的一次顯示國內統一戰線的高潮,包括各民主黨派、四大宗教和滿、蒙、回、藏民族的領頭人物,以及學界、文藝界知名人士,等等,陣容蔚為壯觀。團長是茅盾,實際負責人照例是廖承志、劉寧一。當然少不了郭沫若。他和茅盾二人的排名前後頗令“和大”領導費了一番心思,後決定郭以“世和”副主席名義出席,不算在中國代表團內,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出去之後,我才發現,原來他們二人真的是誰也不服氣誰的。

偶然得知,此次會議預算65萬美元,中國分攤12萬。大概除蘇聯外,中國分擔最多。還不包括如此人數眾多的人員旅行、食宿等費用,在當時中國的經濟,特別是外匯緊張的情況下,這筆美元不算小數。足見其重視,可能也是“老大哥”所賦予的“國際主義義務”。

充分體現“以蘇聯為首”

“世和”大政方針都來自克里姆林宮。每次大小會議無不與美蘇外交中的某個回合有關,通過的主要決議內容都視當時蘇聯外交的需要,例如最重要的議題裁軍與限制核武器,“世和”歷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實際上就是歷次國際裁軍談判中蘇聯方案的翻版。其他如德國問題等,莫不如此。“小兄弟”們只有配合。中國是“老二”,每次會前,蘇聯先和中國“打招呼”,交代精神;規模大一點的會,會前先開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團長會,然後蘇聯代表與各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人集會或個別談話,亞洲代表由中國“分工”談話。這樣,骨幹們“領會了精神”,“統一認識”,就保證蘇聯的意圖能貫徹到決議中去,即使西方國家有個別人士不識相,有異議,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那時的蘇聯代表從實質到形式確實是“老大”的氣勢。中國代表團領受的中央指示就是“一切聽蘇聯領導,我們不熟悉”。除了政治含義外,也還有土包子初見世面,需要大哥帶領的味道。從情況、國際慣例、禮儀,到介紹關係,都有所仰仗。後來中蘇交惡之後,我曾聽到鄭森禹憤憤然說,每次開會,中國代表團雖然帶去準備好的發言稿,但是在沒有聽完愛倫堡講話之前,不能定稿,必須根據蘇聯代表發言精神修改發言稿。有一次沒有這樣做,就遭到責難。

有一個例子充分說明這種關係:1951年10月,在維也納召開“世和”理事會之前,蘇聯愛倫堡專程到北京傳達蘇方意圖。他與郭沫若有一場談話,要點是:1.即將在維也納舉行的理事會很重要,希望中國理事多出席。他對上次柏林會議中國出席人員多非理事本人而為“代理事”,表示不滿(按,中國的理事名單多為有聲望的民主人士,不負實際責任,所以實際與會者多為“代理事”);2.要中國爭取馬來亞、越南、日本、緬甸等亞洲代表出席,最好與中國代表團一起去(按,這就意味著一切費用由中國負擔);3.要中國多宣傳即將召開的莫斯科經濟會議,並就此為《保衛和平》雜誌寫一篇文章,要在10月13日他(愛倫堡)本人回國之前寫好以便帶回去;4.增加中國的“世和”理事,並派人常駐書記處,現僅蕭三一人兼,不夠(按,隨後中國即派李一氓常駐布拉格);5.召開亞洲區域會議問題,知道中國有困難,但還是希望努力實現(按,後來1955年舉行了“亞洲國家會議”);6.《保衛和平》雜誌中關於中國的文章多為外國朋友撰寫,中國人自己的數量太少,而且用語不適合雜誌的性質。

從以上談話可以看出完全是老大哥訓話,有批評、有告誡,還布置任務,限期完成。關於亞洲代表問題,就是一種分工的交代,以後亞洲“小兄弟”主要由中國負責,據我了解,不但要爭取它們出席會議,傳達精神,經費也基本由中國負擔。當時中國在外匯不富裕的情況下,對每次“世和”會議都要負擔相當的費用,外加常年繳納的會費也不菲。

還曾聽李一氓說過一件事:大約1954年,有一次“世和”剛開過會,蘇聯為配合它某次外交談判又要在近期舉行會議。李婉轉向蘇聯“和大”負責人考涅楚克說,要體諒有些亞洲代表路途很遠,來一趟不容易,是否一次會可開得長一些,少開幾次。考涅楚克說下次在中國開,讓歐洲代表也跑一跑,等於間接駁斥了李的會議太頻繁之說。然後他從口袋裡掏出蘇共中央指示,往桌上一擺,說這是蘇共中央的決定。這就沒有討論的餘地了,李只能無言。要知道,那個時期,如果在“前線”的中國代表的表現令蘇聯老大哥不滿,一紙訴狀通過莫斯科就告到北京,等那位中國代表回國,可能已經有批評甚至處分在等著他了。

有時蘇聯代表“交代精神”也口徑不一。例如有一次會議,法捷也夫與中方談話中表示中國代表不必對所有議題都發言,可以多著重談與中國和亞洲有關的問題,而在此以前愛倫堡卻要中國關注範圍放寬一些,多講亞洲和自己以外的事,兩人口徑不一,使中方為難。英國人蒙塔古也抱怨過,蘇聯對柏林問題出爾反爾,一次赫魯曉夫講話,說對柏林問題一定要如何如何,口氣十分堅決,他們(英國和運人士)就按此做宣傳,誰知不久蘇聯自己又變卦,與美國妥協了,令他們十分被動。

每次和平會議都分若干小組,提出一系列決議,最後在大會一一通過。“蜜月”期間,基本上都是一致通過,最多時有幾十項決議。除了蘇聯特別需要的問題外,每個與會代表都帶來本國或本組織的訴求,例如印度要求收回葡屬飛地果阿,巴勒斯坦或約旦代表要求解決難民問題(當時的提法是“要求重返家園”),1954年以前朝鮮、越南停戰問題。隨著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陸續出現支持某個非洲民族正在進行的鬥爭的決議,經常列入議程的有呼籲釋放肯亞塔(肯亞民族運動領袖,常年為英國囚禁)、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南北羅德西亞(即今尚比亞和辛巴威)以及其他黑非洲民族的解放鬥爭,等等。一般說來,中國代表只關心一些主要的決議案,防止其中有違背中國立場,損害中國利益的措辭,特別是朝鮮、越南和聯合國問題。關於聯合國,不但中國席位問題沒有解決,還在朝鮮問題上曾有決議指中國為“侵略”,因此凡有人提出某個問題通過聯合國解決,中國一律堅決反對,沒有妥協餘地。此類問題如有意見都私下找蘇聯人協商,事先取得一致。至於其他問題,就跟著舉手了。

裂痕初現

實際上從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開始,中蘇分歧已難以調和,但是在表面上一直維持“兄弟團結”的形象,避免公開化。以當時國際共運的準則,把內部分歧公開化就是幫助帝國主義,是大逆不道的,所以直到已經公開分裂之後,仍然互相指責是對方首先把分歧公開化。初期,只在黨內高級幹部中逐級傳達和“學習”“中央精神”,即使在內部絕密文件中對蘇聯也是逐步升級的,由代號“右傾機會主義”“半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直至直接點名“蘇共”。我那時既非黨員,又處於最底層的一個小科員,本來對這種黨內絕密情況無緣與聞,但是由於工作的特殊性,卻最早從青萍之末感受到這一將對整個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裂痕。

我第一次感到中蘇某種不和諧是在1956年6月“世和”常委會巴黎會議上。此時是蘇共二十大召開,東歐發生波茲南(波蘭)事件之後、匈牙利事件之前。這是一次小型會議,中國代表只有兩人:胡愈之和李一氓。會議文件初稿一般是法國人起草,當然事先得到蘇聯人的同意。會上的主要爭論問題有二:一、主要文件草案中有一句話:“國際局勢緩和在國家內部生活造成了新的條件,允許了更多容忍和自由”,這當然是指赫魯曉夫執政後蘇聯內部的“解凍”。中國代表堅決反對這一措辭,義大利代表堅持要,蘇聯愛倫堡同意,相持不下,最後由法國總書記出面,把“允許了更多容忍和自由”改為“……創造了新的條件,它給各國人民打開了更多容忍和自由的道路”,勉強通過。義大利代表棄權。中國反對的理由是不該提到各國內政。以後我才理解,這句話實際上已經反映中共和蘇共以及許多西方共產黨在路線上的分歧:中共首先不認同蘇聯對美緩和政策,也不認同蘇共二十大之後蘇聯內部的“解凍”;同時主張階級鬥爭不可調和,反對資本主義國家有可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因此既不承認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有“容忍和自由”之說,更重要的是在自己國內不準備實行“容忍和自由”。一年之後,眾所周知的那場“陽謀”是對這一立場最好的闡述。但是我相信1956年時李一氓絕不會料到一年後的國內形勢,他只是堅守中共一般的原則立場。

二、阿爾及利亞問題。當時阿爾及利亞爭取獨立的武裝鬥爭已經開始,法國出兵鎮壓。非洲代表迪亞洛(“非洲人大會”秘書長)說,如果完全不提阿爾及利亞,他回去無法向非洲人民交代。迪亞洛是溫和派,並不主張武裝鬥爭,但是作為非洲代表,他當然支持民族獨立。他表示可以妥協到不點阿爾及利亞的名,只提“制止現行戰爭”(指法國鎮壓阿獨立運動的戰爭),法國代表堅決不同意,迪亞洛退而把“戰爭”改為“武裝衝突”,但是連這也通不過。愛倫堡對他說:阿爾及利亞問題是法國內政(這正是法國政府的觀點,也是當時法共的立場),要把它變成國際問題,尚有待非洲朋友的努力。迪亞洛一氣之下,退出會場,再也沒有回到“世和”。中國代表在會下支持非洲代表的立場,但那時中蘇兩黨分歧尚未公開化,既然在“容忍與自由”問題上已與蘇聯在會上表示了不同意見,對這個問題不便再公開表態。

不久,發生了匈牙利事件。中蘇關係處於微妙狀態。一方面,要高舉中蘇團結的旗幟,“不給帝國主義鑽空子”;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上,在對國際局勢的看法上,以及各自的政策已經裂痕日深,不大可能彌合。蘇聯出兵匈牙利,引起國際一片反對聲。左派內部發生分裂,不少西方共產黨員退黨,其中著名的如美共知名作家法斯特等。各國共產黨的不同立場在“世和”內部也表現出來。法國人仍緊跟蘇聯,義大利人和英國人表現一定的獨立傾向,強調要照顧本國人民的情緒。儘管英共在本國力量很小,在“世和”內部還是有一定發言權。中國人在匈牙利問題上力挺蘇聯,唯恐蘇聯妥協倒退。於是在1956―1957年的幾次會議上,中國代表的爭論對象主要是義大利代表,蘇聯代表反而成為和事佬。有一次義大利代表說,我們不能跟著蘇聯“亦步亦趨”,中國代表起而反擊,說我們就是要跟蘇聯“亦步亦趨”。這一表態與後來中國批判蘇聯“老子黨”“指揮棒”的論點形成鮮明對比,所以我印象深刻。

但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一段時期內,中蘇以及一些國家的共產黨還做過一些促進和解的努力,所以有時表面上還勉強維持“團結”的假象,同時把公開分歧的責任推給對方。有一次廖承志與蘇聯人談話,除了擺出不同觀點外,最後還把國際共運比作一支交響樂隊,可以有不同的音色和聲部,但都在蘇共指揮下,奏同一樂曲云云。在這段期間,中國在公開批判中把南斯拉夫和法共、意共做靶子,在“世和”內堅決抵制南斯拉夫代表參加。實際上誰都知道“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1957年6月,科倫坡世和理事會是“世和”第一次在歐洲以外的國家開會。中國代表團的成員除郭沫若、劉寧一、廖承志外,還包括不久以後就被打成右派的羅隆基、錢端升、孟鞠如(原國民政府駐法使館起義人員,當時在“和大”工作)。

此時分歧實際上已經相當明顯。會前蘇聯考涅楚克和兩位法國常委專程來華,協調立場,除與“和大”領導晤談外,還受到周總理接見。中方堅持的原則是:和運不能不分是非、不問立場;不能怕提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不能只談人性,造成在匈牙利問題上喪失立場;不能把蘇、美,阿、以並提(這是在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以色列―阿拉伯戰爭之後,中國的立場是支持阿拉伯反對以色列),不能機械配合外交(當然是指蘇聯外交)。但是後來在科倫坡會議上爭論最激烈的並不是這些問題,卻是考涅楚克在北京沒有提出的,“廢除政治犯死刑”和“良心反戰”問題。

蘇方事先已與西方和平主義者達成默契,要在會上提出“廢除政治犯死刑”的決議案。到會場之後才向中方亮出意圖,廖承志、劉寧一堅決反對。考涅楚克又抬出蘇共中央,說他來前已得到蘇共中央同意。不過此一時,彼一時,這一招已經不靈,中方不再買賬。廖、劉說自己就是中央委員,也能代表中共中央。隨後決定雙方都再請示各自中央,未得指示前暫不發言。莫斯科收到請示後,指示駐華大使尤金在北京見周總理,大意謂:此事考涅楚克在出發前確實得到蘇共中央同意,但並不知道他在北京未與中方事先討論,這是個錯誤。現在決定暫時不提此問題。已指示考,要他向中方道歉,並要他將此意見通知法國人,說服他們不提。考在科倫坡果然向中方道了歉,並要中國代表不要就此問題公開發言。但是會上還有歐洲代表堅持提出此問題,還有英國人提出支持“良心反戰”問題(即反對義務兵役制,個人有權拒服兵役)。中國代表認為有必要表明立場,決定在一個小組上發言,大意謂:政治犯的範圍很不明確,為什麼不提現在正在為爭取民族獨立而鬥爭的、天天被屠殺的戰士?統治者一向把革命者叫作“土匪”“叛亂分子”等等,不承認是政治犯,這種決議對他們起不了作用,但會束縛“人民政府”的手腳。因為我們的政府和人民是一致的,通過決議就要遵守。我們台灣尚未解放,美國還在干涉、破壞、派間諜、搞顛覆。我們盡量少用死刑,但有時不能不用……由於大部分時間討論廢除死刑問題,最後“良心反戰”問題不了了之。

考涅楚克和法國人知道中國人要在小組發言,都很緊張,專門到這個小組來聽,見中國人只正面表態,沒有點名批評對立面,才放心。我在會下感到對於廢除政治犯死刑問題,中國代表如廖承志、劉寧一等反應十分強烈,真的動了感情。劉說,我們在國民黨時期從來就沒有做過“政治犯”,就是被當作“土匪”處理。在另一場合我還聽一向開明的李一氓說過:我們40歲以上的共產黨人能活到現在純屬僥倖,現在說什麼“廢除政治犯死刑”!也很憤然。所以中方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惜破裂也不妥協的。可以看出,此時蘇聯還需要中國的支持,相比之下,他們更加不願分歧公開化。

《報告》重點有二:一是把這些活動與蘇聯主要人物的講話,特別是“九國情報局”的刊物上的文章以及美共的報紙、刊物對照,以證明這些活動完全是蘇聯操縱的;二是詳細披露美國參加者個人和組織的名單、身份、背景,還分州排列,這樣,對各州左派勢力強弱一目了然。這一切就是作為論據,說明在美國的各項和平活動完全是美共秉承蘇共意旨組織策劃的,其目的就是利用美國的民主自由,鼓動人民反對美國。特別是反對原子彈運動單方面針對美國,其用心就是要解除美國武裝,為蘇聯侵略和顛覆開方便之門。以此推理,美共當然就是蘇聯的第五縱隊,是背叛祖國的政治組織。這份報告反映了當時美國執政者和相當一部分美國人對蘇聯以及共產主義運動的恐懼情緒。“恐共”是確實存在的。這也證實了我的一貫看法,50年代中期以前,共產主義處於攻勢,而西方處於守勢。

我意外發現這樣一份文件,首先感到驚喜,提供了我正需要的資料和另一方面的印證。至於雙方對罵的內容和語調,我並不陌生。以我今天的認識,客觀地說,雙方的指責都有部分對,部分不對。就發動大戰而言,誰也無此意圖,其道理本文開始已經說明,但是雙方都害怕對方有此意圖,都有理論和現實根據,也不完全是為宣傳;就“顛覆”而言,可以說雙方都不能推脫干係。因為“冷戰”就是宣傳戰、心理戰,慫恿對方群眾反對自己的政府。既是地緣政治(勢力範圍),又是意識形態之爭。不過在那段時期,社會主義處於攻勢,西方處於守勢,與50年代中期以後的態勢迥異。在那個時期美國還舉行了一系列各種名目的以和平為主題的會議,遍及工會、青年、婦女、宗教團體,而且還擴大到拉美國家。在這些活動的名單上可以看到眾多著名科學家,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如愛因斯坦、保林(Linus Pauline)、奧本海默等等,還有中國人熟悉的黑人領袖杜波依斯夫婦、名作家法斯特、阿瑟・米勒等,不少名牌大學的教授也在其中。報告認為“九國情報局”就相當於過去的共產國際,名為“國際”,實際上是蘇共的派出機構,執行蘇共中央的決定,同時給各國共產黨下指令,這也基本屬實。從美國統治者的角度來看,認為這是共產黨通過“和平攻勢”進行滲透,感到壓力與威脅,也並非沒有根據。

這種對罵是否起到了瓦解對方民意和士氣的作用呢?我看未必,也許效果適得其反。如果一國統治者不能像原來那樣統治下去――例如蘇聯的解體――絕不是被“敵人”罵垮的,而是內部諸多因素造成的,最主要是廣大人民的切身感受。在信息極度封閉的情況下,統治者的謊言能在一定的時期起作用。一旦公眾知道真相,哪怕是部分的真相,作為專制統治基礎的神話就會破滅。正因為如此,1956年以後“冷戰”雙方攻守之勢開始易位。大批“左”傾的西方知識分子從失望到幻滅,有的退出,有的轉到反面。就是還留在“和運”內部的,對蘇聯也不那麼言聽計從了,因此蘇共領導也意識到要改變策略和語調,更加強調要團結西方中立的和平主義人士,而毛澤東此時正日甚一日地強調階級鬥爭,中蘇分歧於焉不可調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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