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從英國媒體得知前英國駐華大使艾倫・唐納德爵士（Sir Alan Donald）逝世的消息。唐納德爵士在英國的官、學兩界都被認為是一個知華派人士，他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退休之後，在英國的中國研究圈子中依舊非常活躍。從牛津畢業之後，我曾在劍橋大學教書十年，期間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研究中國經濟的中心，唐納德爵士是劍橋的校友，所以常常從倫敦趕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尤其是當有一些重要的中國客人到訪，他一定會來。對於他給我們活動的支持我一直心存感激，與此同時我也非常清楚地感覺到，我們之間對中國的認知有著重大不同。
例如，我們兩個人對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勳爵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的舉措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唐納德爵士不贊成彭的做法，而我是十分讚賞彭的努力的。在劍橋大學與中國有關的學者和前英國政府官員中，與唐納德爵士一樣不贊成彭定康勳爵推行政治改革做法的，還有在彭之前也擔任過香港總督的衛奕信勳爵。衛奕信勳爵回到英國後曾經在劍橋最老的學院之一的彼得學院任院長。在與他們的接觸中，我意識到，唐納德爵士和衛奕信勳爵不贊成彭定康勳爵做法的主要原因是他們認為這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僅沒有效果，而且會惡化英中關係。
彭定康
後來有機會與彭定康在倫敦見面，我也曾經當面向他請教香港政改一事。顯然，彭很清楚，中國政府是一定會反對的，他堅持提出這麼一個方案，因為他不認為遭遇挫折的可能是放棄爭取自由民主的理由，他希望在自己的任上能夠為香港市民發聲，為自由民主發聲，以便讓後人在此基礎上繼續前行。在我眼中，唐納德爵士、衛奕信勳爵和彭定康勳爵都是自由民主的擁護者，在香港政改問題上，前兩位似乎更看重「可行性」，而他們心目中的「可行性」其實就是中國政府的態度。而後者更看重的是「正義性」，看重它對香港市民的動員意義。
其實，唐納德爵士和衛奕信勳爵頗能代表西方主流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政府的看法。這些人長時間以來，一直對西方國家政府的中國政策發揮著巨大的影響。他們主張對中國採取「懷柔政策」，不主張公開與中國政府對抗。與他們相反，彭定康並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但是在我看來，他對中國政府本質的認識顯然比絕大多數的中國問題專家都更清楚。他知道，沒有中國人民的奮鬥和國際社會的支持，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極權國家的執政者都是不會自動放棄權力。通常，人們稱前者為中國問題的「鴿派」，後者是「鷹派」。
作為鴿派的唐納德爵士在擔任駐華大使期間，曾經在英國使館的頂樓上親眼目睹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間和六月四日凌晨的那場大屠殺的部分場景。所以說，他對中國政府的殘暴本性是清楚的。他在發回英國的一份報告中寫到：「學生手拉手被軋倒。裝甲車反覆碾扁屍體，便於讓推土機收集。屍體和殘肢被焚燒後，沖入下水系統。四名受傷的女學生求饒，但還是倒在刺刀下。」目睹如此殘忍的屠殺似乎並不妨礙他主張與中國政府妥協。面對這樣的矛盾，我常常想，究竟是什麼使得這些自由民主國家的知華派主張「溫和的對華政策」呢？
後來有機會看到英國保守黨政治家馬修・帕里斯發表的《尖刻告別語》，他這樣描述唐納德爵士：雖然他讚賞「中國人民的忍耐和幽默」，但他承認「中國人仇外。官僚頑固而且愚蠢。個人沒有權利，個人歸國家所有，中國人對彼此通常很冷漠，有時候到了殘酷的地步。」他還說，「我不信大陸的中國人將來能學會精確製造一個水塞，或正確地保養汽車。」
讀到這裡，我不由得想到，一些西方人對中國人是看不起的，他們可能認為中國人不配享有西方人享有的現代政治權利，因此西方政府也犯不著為此而與中國政府對抗，損害西方國家自身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