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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一部個人史》:——反思「平庸之惡」

《檔案:一部個人史》作者蒂莫西·加頓艾什(圖片:維基共享資源/Daniel Vegel,CC BY4.0)

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中東歐當代史專家,當代西方重要的政治寫作者之一加頓艾什的著作——《檔案:一部個人史》,被《蘇格蘭周日報》評價為“較驚悚小說更勝一籌之處在於,《檔案》所述皆為真人真事”。閱讀過程中,讓人看到一個國家揭開的一段殘酷歷史:在斯塔西的籠罩下,每個人都可能是監視者與被監視者,更促使人們反思“平庸之惡”。

閱讀《檔案:一部個人史》的過程中,名為“家有兒女”的博客感慨:很難不聯想到2006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竊聽風暴》的情節。電影講述的是1984年的東德,特工魏斯曼奉命監聽劇作家德萊曼和他的演員妻子克里斯提娜的生活。在監聽的過程中,原本冷酷無情的特工對劇作家的生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個用文學、音樂和友誼填滿的豐富世界。在劇情高潮的部份中,他放棄了自己的監聽工作,幫助劇作家逃過了懲罰,因此淪落為一個卑微的拆信員。柏林牆倒塌後,劇作家讀到了自己的監聽檔案,發現了這位只有代號的無名特工的存在,因此寫作了一本書,將其題為《獻給好人的奏鳴曲》。

電影畢竟是電影,對特工與監聽對象之間浪漫的想像,更容易美化現實的殘酷。最為明顯的一個例子,那位飾演特工的德國演員烏爾力希·穆埃,在柏林牆倒塌後也曾閱讀過自己的監聽檔案,發現監視他多年的線民竟是自己朝夕面對的妻子。這種巨大的荒誕更甚於電影結局美好的想像。

閱讀《檔案:一部個人史》讓人很容易聯想到《竊聽風暴》的情節

與電影中的劇作家一樣,關於東德的這段歷史,英國歷史學家蒂莫西·加頓艾什寫了一本書《檔案:一部個人史》。歷史與電影不一樣的地方是,加頓艾什寫這本書的動機不是獻給好人,是為了一一尋找到那些壞人,那些監聽他當年在東德生活的特工,還有被特工納入旗下的無數的線民,用一個特殊的辭彙稱呼這樣的人群就是“斯塔西”。斯塔西,與“納粹”、“黨衛軍”、“契卡”等辭彙,已經成為了上個世紀災難和恐怖主義的代名詞,現如今斯塔西已經在全球成為秘密警察的代稱。

325頁有毒的瑪德蓮蛋糕

從1980年1月到10月起,為了深入自己的第三帝國研究,加頓艾什需要去東德找尋納粹歷史時期的檔案,於是從西柏林搬遷至東柏林,這也是他後來在自己的檔案中主要記錄的年份。當然,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東德政府嚴格限制了他使用相關的檔案,在東柏林的國家圖書館,在他翻閱查找當年的納粹報紙的時刻,政府部門的特派官員就坐在他旁邊的桌子上盯著他的一舉一動。

柏林國立圖書館(菩提樹下大街的1號大樓)(圖片:維基共享資源/Mussklprozz,CC BY-SA3.0)

很有意思的是,這種禁慾式的東德生活反而讓他更加專註於另外一種有益的公共精神生活。他並非不知道東德的生活意味著什麼,但對一個年輕的歷史學家來說,所有的這些艱難困阻,甚至監視,都會讓人滋生一種我在對抗歷史的荒誕自豪感。比如,當有人聽說你有著厚厚的斯塔西檔案存留的時候,甚至不無羨慕的說,哇,你真幸運,你真特別。這大概是加頓艾什所說的“檔案嫉妒症候群”的一種表現。

“斯塔西”檔案的解禁,揭開了一段殘酷歷史的傷疤

《檔案》伊始,當加頓艾什得知自己有一份斯塔西檔案存在於東德的國家檔案室高克機構後,他閱讀了自己的那份,檔案共計有325頁,借用普魯斯特小說中的說法,他稱之為325頁有毒的瑪德蓮蛋糕。針對這份檔案,他隨後萌生了一個行動計劃,即“調查他們對我的調查計劃”。簡單來說,遵循檔案中提供的線民的線索,追蹤那些與他的檔案有關係的所有線民和官員,對比他們的歷史,查看他們現如今的生活。這也是一個歷史學家最感興趣的話題,只不過他在創造歷史的過程當中,把自己變成了一段黑暗歷史的見證者和記錄者。正如他拜訪一位斯塔西官員被拒絕之時所講的那樣,“文件從來就無法記錄下所有的事情。與歷史的見證人談話,是理解當代歷史背景與動機中最寶貴的方法”。

位於柏林的斯塔西總部,現為斯塔西博物館。(圖片:維基共享資源/Stephen Craven,CC BY-SA2.0)

波蘭詩人辛波斯卡有一首很有名的詩歌《履歷表》,這可以看作是檔案的另外一種說法,其中提到,儘管人生漫長,但是檔案最好簡短:“簡潔、精要是必須的/風景由地址取代/搖擺的記憶屈服於無可動搖的日期。”但是在國安部存取的檔案已經喪失了簡潔的本質,這首先是因為在冷戰期間的東德時期,大部份的斯塔西檔案並非源自政府的特工和官員,而是源自非正式的合作者,或者說線民。在兩德統一之前,線民的人數已經高達17萬,再加上國安部本身有9萬多的全職人員,這種規模就連納粹德國時期也不能相比,納粹時期的秘密警察也不過1萬多名。動用如此多線民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人人自危,那些沒有被捕的人活在惴惴不安的恐懼中,而那些一旦被捕的人反而放鬆了自己緊繃的神經,彷彿塵埃落定一般的平靜。

“平庸之惡”的再現

信任在這個“從襁褓到墳墓都由政府照顧”的國家已經不復存在。不知道有多少人生活在多重目光的窺視之下,有的是妻子監視自己的丈夫,有的是丈夫報告自己的妻子,當然更多的是陌生人舉報陌生人,像加頓艾什這樣的英國人,最終並未受到什麼損害,因為他只在東德生活了9個月,但看到檔案中一點點複述他當年生活的細節,就像看自己每天的日記一樣,讓人感覺觸目驚心。要知道,舉報監控他的人有指導他的教授,有他的同胞,還有的是他拜訪過的學者,而那些終生生活在那裡的人,陷入了更大的惡的漩渦。這個時候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的概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當我們以為奧斯維辛大屠殺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之後,斯塔西秘密警察的存在又讓我們重新認識了惡在普通人身上是如何被激發出來的。

漢娜·阿倫特(圖片:維基共享資源)

在斯塔西的籠罩下,每個人都可能是監視者與被監視者

大部份人舉報別人是因為恐懼,害怕失去自己現在的生活,離開自己的家人,害怕自己成為受害者。但是,還有很多線民舉報是因為他們相信他們是在做一項偉大而光榮的事業,他們相信舉報可以讓他們成為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更多線民舉報別人是因為他們想從中謀利,比如說可以出國的特權,可以旅遊的特權,就像辛波斯卡詩歌中寫的那樣:“認識你的人比你認識的人重要/旅行要出了國才算/會員資格,原因免談/光榮記錄,不擇手段。”

維斯瓦娃·辛波絲卡(圖片:維基共享資源/Mariusz Kubik,CC BY3.0)

但是所有的問題,我們只看到了一面。當加頓艾什一個個拜訪他的這些“陌生的老朋友”,曾經的線民,現如今的普通人,他們的反應不是羞恥,更多的人認為自己同樣是秘密警察的受害者,他們只不過是被逼無奈才作出了選擇。這大概是“平庸之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不會有人認為自己有罪,因為別人同樣有罪;如果自己有罪,是受到了更大的罪惡的引誘;如果我們都是罪人,你更不能要求我的懺悔;我的苦難別人不能體會,我的罪惡是因為你沒有遭受同樣的苦難;我並不承認自己的罪,因為我們是時代和國家的人質,我們身不由己。

加頓艾什寫作《檔案》的動機正是尋找那些陷入“平庸之惡”的人

加頓艾什在《檔案》中並未停留在簡單指責作惡的人。事實上,如果不是在柏林牆倒塌後,德國人舉行公開的審判、進行體制內的肅清,而且有系統的公開了秘密警察的檔案,讓任何一個想看到檔案的人都可以自由觀看,我們怎麼會知道自己曾經的生活會受到如此的摧殘。而有勇氣面對自己不堪的過往歷史的國家,少之又少。這種反思和直面自己歷史的勇氣,讓那些畏首畏尾、篡改歷史的國家應該感到汗顏。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用一種成王敗寇的眼光看待歷史,基本的道德觀要適用於所有人,勝利者的國度同樣存在這樣無處不在的秘密部門和秘密警察。

作為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中東歐當代史專家,加頓艾什是當代西方重要的政治寫作者之一。他常年為《衛報》《泰晤士報》等報刊撰稿,並出版了《波蘭革命》、《檔案:一部個人史》等多本著作。

《檔案:一部個人史》中文版封面(網路圖片)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年輕的蒂莫西·加頓艾什為了研究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分別在東、西柏林停留數年搜集資料,但沒想到,他在東德的行蹤被認為是間諜活動,並被秘密警察和線民盯梢,留下了厚達325頁的秘密檔案。兩德統一後,東德的秘密警察檔案開放,作者重訪東德,根據東德國安部為他建立的檔案和自己的日記,他一一尋訪當年那些監視他的人,重建青年時期的一段記憶。他驚訝地發現,彼此立場不同的人,往往對相同的經驗持有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回憶。於是,穿越各種回憶的迷霧,探尋自身作為其中一部份的歷史的真相,就成了本書寫作的動力,最終促成了這樣一本動人心弦的著作。《蘇格蘭周日報》(Scotland on Sunday)評價該著作“較驚悚小說更勝一籌之處在於,《檔案》所述皆為真人真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和 來源:新浪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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