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利用各地負責人在京參加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的時機，召集各中央局的領導幹部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段時間，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分歧主要在兩方面運動性質和運動方法。高華在《革命年代》指出：在中國，毛澤東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創造者。如果僅僅是工作中犯了「錯誤」，改了錯誤，重新跟上毛澤東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煩的是，劉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樣，毛澤東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而這才是真正「有事」了。
1962年，毛澤東、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圖源：VCG）
1964年2月，毛澤東對來訪的金日成說，在中國各種「搞地下工作」的壞人有1,000萬人，他計算了一下：在6億5,000萬人口中，這種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個。1964年2月毛澤東與金日成的談話，引自於曹英等著：《特別別墅——紅牆以外的紅牆》，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8-270頁。1965年8月3日，毛澤東又對法國國務部長馬爾羅說，「我孤單一人」安德烈·馬爾羅：《反回憶錄》，灕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437頁。他斷定，革命正在衰退。劉少奇等注重生產、常規、秩序的務實做法，與他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漸產生了矛盾，這愈益激起他的革命危機感，也促使他萌生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念頭。
對於毛澤東的這套思路，劉少奇在主觀上還是努力緊跟的。雖然劉傾向於常識理性，但他更知必須維護黨的團結。1963年後，劉支持和具體貫徹毛澤東有關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毛澤東提出要「洗刷幾百萬」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巴盧庫、卡博時的談話。
劉迅即部署在全國開展「四清運動」（劉此舉以後又被毛澤東指責為「形左實右」）。他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創造出「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在那幾年，毛澤東、劉少奇在理念上的分歧其實並不明顯，可是毛澤東為何對劉少奇的不滿與日俱增？
在中國，毛澤東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創造者。如果僅僅是工作中犯了「錯誤」，改了錯誤，重新跟上毛澤東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煩的是，劉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樣，毛澤東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而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4年12月，劉少奇和毛澤東就「四清」問題發生爭論，劉少奇又在毛澤東講話時打斷他的話頭，雖然事後劉少奇向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但此事在毛澤東眼裡，非同小可，是彼「取而代之」意圖之流露也。由於毛澤東就是黨和革命的化身，怠慢了他，與他發生口角，其實質就是怠慢了革命，這不是什麼「尊重」和「不尊重」的問題，用毛澤東的話說，在原則問題上，他是不會作出任何讓步的。毛澤東將幾年來這些分散的現象加以綜合化，得出的結論是，自己的話在中國已不管用了，劉少奇等要把自己變成「牌坊」參見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華夏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33頁。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71歲生日這一天，他難得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設下宴席，請中央領導和一些勞模出席，事先他就準備在這個宴會上給劉少奇等一個突然襲擊。據當年在毛澤東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的回憶，那天毛澤東的女兒希望參加生日宴會，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絕。他對女兒說，「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罵娘」當時在場的毛澤東衛士周福明回憶，參見亓莉：《毛澤東晚年生活瑣記》，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20頁。果然在宴會上，毛澤東嚴厲斥責中央領導同志，使他們如坐針氈參見《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33頁。
1964年末，他又當著其他領導人的面，訓斥劉少奇：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劉源、何家棟：《「四清」疑團》，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18頁注釋（2））。
現在他要「反潮流」，要像孫悟空那樣，攪它個「周天寒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