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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永烈泡製「孤證論」抹黑李銳

作者按:本文節選自作者未公開發表的文章《葉永烈的文章荒誕在哪裡?》之第四節:“葉永烈的‘孤證論’”。節選時略有變動。

所說的“葉永烈的文章”特指葉永烈先生於2011年3月3日在《南方周末》發表的宏文《錢學森“萬斤畝”公案始末》,而不涉及葉作家任何其它的文章,特此鄭重聲明。

不可否認,這篇文章是這位傳記文學“大家”在近幾年來的標誌性作品之一。

該文有一節“走訪毛澤東秘書李銳”,本文是針對這一節而寫。

一、葉作家彰顯“刀筆吏”功力

葉文說:“後來毛又在別的場合說,他之所以相信當時畝產萬斤的浮誇報道,‘這是我看了大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葉文對此下了第一個結論:“關於毛澤東後來的這段談話,有許多不同的版本。追根溯源,都來自當時擔任毛澤東通訊秘書的李銳的回憶。”

接著,在第一個結論基礎上,葉文下了第二個結論:“‘李銳的回憶’只不過是李銳一人之說,是孤證。”

由上述兩個結論,很自然地得出第三個結論,也是最後結論:“孤證非證”,不可採信。

對於這第三個結論,葉作家自己不下了,讓讀者自己去下。

表面上看,葉作家下此“結論”是“慎重”的,他甚至特地於2010年5月13日在北京走訪了當事人李銳。

在敘述採訪內容前,葉作家作了鋪墊。他寫道:“雖說李銳九十有三,卻人如其名,眼光敏銳,思想敏銳。那天上午,他一口氣跟我談了近三個小時。”

顯然葉作家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告訴讀者李銳很健康,而是要告訴讀者:李銳雖老,但並不糊塗,完全有自主行為能力,所以與其對話的過程與內容是真實有效的。

葉作家問李銳:當時有沒有其它人在場?

李銳說沒有。

葉作家再問李銳:當時有沒有筆記?

李銳說也沒有。

於是葉作家對李銳說:“這麼一來,你所回憶的毛澤東關於錢學森的談話,並未見諸檔案記錄,也未見諸別人的回憶,成了孤證。”

李銳回答說,本來就是我和毛澤東兩個人的談話。

三個小時的採訪,被葉作家凝結成這樣一段一百多字的“採訪記錄”,葉為讀者們製造了一個印象:在採訪過程中他是處處主動的,在他的一環扣一環、一步緊一步的追問下,李銳老先生是處處被動甚至無奈了。

“難能可貴”的是,這位“善良”的葉作家筆下留情,並沒有使用“真相不言自明”、“謊言不戳自穿”這樣的語言,但他意思卻全包含在字裡行間。

葉作家在這裡盡顯了他的文字功力——“刀筆吏”的功力。葉雖是浙江溫州人,卻有紹興師爺的秉性。

葉似乎不懂得,“採訪”並不是法庭辯論,單方面的“採訪記錄”也不是“呈堂作供”。如果作為一個案件審理的話,“孤證非證”的原則是成立的,但作為要搞清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即使是“孤證”也有其特殊的意義。

何況,這究竟是不是“孤證”呢?還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二、出於何處?三個地方的七個記錄

首先要搞清楚,李銳究竟有幾次談及這件事?筆者先將其出處羅列於下:

(一)、葉文中羅列了四次

第一次:李銳在《反思大躍進》一書中說:

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問毛澤東:“你也不是沒當過農民,你應當知道畝產萬斤是不可能的。”毛澤東說:這是我看了大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後來毛澤東檢討說,他是上了科學家們的當。

在這段引文中,當事人是田家英。地點、時間都不清楚。

第二次:《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一書(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67頁)中,李銳有類似的記載,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一天晚上,毛澤東找秘書李銳談話。在談到糧食“放衛星”問題時,李銳特地問毛澤東:你是農村長大的,長期在農村生活過,怎麼能相信一畝地能打上萬斤、幾萬斤糧?毛澤東說看了錢學森寫的文章,相信科學家的話。

這次的當事人是李銳,時間、地點也不清楚。

第三次: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78頁)中寫及1959年7月11日夜,毛澤東與周小舟、周惠以及他談話時,當時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周小舟當著毛澤東的面說:

農業是根子。糧食“高產”引起鋼鐵高潮。刮共產風不能怪公社書記,主要怪上面。哪裡有什麼萬斤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李銳在周小舟的話後面,加了這樣的補充:關於萬斤畝,上海會議時,我問過主席為何輕信。他說,錢學森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說是太陽能利用了百分之幾,就可能畝產萬斤,因此就相信了。

這次的當事人是李銳,時間、地點都清清楚楚。

第四次、另外,據李銳筆記,1959年毛澤東在湖南視察時,曾經對周小舟說及:提倡敢想敢幹,確引起唯心主義,“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門,否則,王鶴壽會像蔣干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說到這裡,他自己和三個聽者,一齊哄堂大笑起來,經久不息。說關於敢想敢幹,“八大二次會議是高峰,還有錢學森的文章,捷報不斷傳來,當然胡思亂想起來。”“許多事我都要負責,有些也真負不了。”

這次的當事人是周小舟,時間地點也有。

(二)、在葉對李銳採訪時,李銳說他親身經歷的是兩次:

“李銳回憶說,毛澤東跟他談起以錢學森名義發表的那篇短文,總共有兩次。

一次是在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會議期間,在武昌的東湖別墅,毛澤東找他單獨談話。

李銳說,還有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出席了會議。毛澤東約他單獨談話。

李銳說,在這兩次談話中,他問起為何相信萬斤畝,毛澤東都提及了錢學森的文章。”

(三)、在李銳所著《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中出現兩處:

1、7月11日夜晚,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談話,也叫了李銳參加。李銳一進門毛澤東就對三人笑著說:“我們來開個同鄉會。”可見氣氛之融洽。

當周小舟談到:農業是命根子。糧食“高產”引起鋼鐵高潮。(毛澤東說:也不盡然。)刮共產風不能怪公社書記,主要怪上面。哪裡有什麼萬斤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關於萬斤畝,上海會議時,我問過主席為何輕信。他說,錢學森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太陽能利用了百分之點幾,就可能畝產萬斤,因此就相信了。)

這是李銳的補充回憶。所指的“上海會議”是指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

2、接著上一段,李銳又記錄了7月11日當晚毛澤東的談話:“毛澤東談的主要內容如下:提倡敢想敢於,確引起唯心主義,‘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門,否則,王鶴壽會像蔣干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說到這裡,他自己和三個聽者,一齊哄堂大笑起來,久久不息。說關於敢想敢幹,八大二次會議是高峰,還有錢學森的文章,捷報不斷傳來,當然胡思亂想起來。‘許多事我都要負責,有些也真負不了。’”

以上是分布在三個地方的七處記錄。

三、分析排查:兩次可屬“孤證”,一次則有佐證

下面進行分析排查,哪些是重合的?哪些可能是記憶有誤的?

1、不難發現,葉採訪時李銳所說的兩次,其實就是葉文中所羅列的第二次與第三次;

2、葉文中所說的第四次,其實就是《廬山會議實錄》中的第二次;

3、葉文中的第一、第二次,問話與答話高度類似,但第一次的當事人是田家英,第二次的當事人是李銳。比照內容,有理由懷疑這兩次很可能是同一次,也有理由懷疑這個當事人就是李銳,而不是田家英。

但這隻能是懷疑,並不能確證。

如果將田家英作為當事人的這一段排除在外,那麼李銳親歷的也就是三次:

1、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會議期間,在武昌的東湖別墅,與毛澤東的單獨談話。

2、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也是與毛澤東的單獨談話。

3、廬山會議前期,1959年7月11日夜晚,毛澤東與周小舟、周惠、李銳的四人談話。

前兩次可以說是“孤證”,但第三次卻有李銳的詩可作旁證:

李銳《廬山吟》第三首“初登樓”,即寫了這晚奉召談話的輕鬆愉快情景:

山中半夏沐春風,

隨意交談吐寸衷;

話到曹營事難辦,

笑聲震瓦四心通。

尤其“話到曹營事難辦”這一句,就是毛澤東“說關於敢想敢幹,八大二次會議是高峰,還有錢學森的文章,捷報不斷傳來,當然胡思亂想起來。‘許多事我都要負責,有些也真負不了’”的鋪墊。

這首詩的存在有李銳詩集《紫膽龍集》為證,不容置疑。但這首詩並不是這件事的“鐵證”,但作為“旁證”材料是夠了。

四、“孤證”不孤

筆者在寫作《錢學森關於“糧食產量”的計算錯在哪裡?》一文時,曾讀到彭勁秀先生的文章《千秋功過“萬斤畝”》,深受啟發。其中有一段引述於此。

據我所知,曾經提及此事的當事人,除李銳外,還有原中顧委委員周惠(1919—2004)。據《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權延赤、黃麗娜著,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4月版)一書記載,大躍進期間,各地都爭先恐後地放高產衛星。“在這同時,周惠所看到的情況卻完全不同。他在譚震林那裡碰了釘子後,疑惑自己是否有些‘井底之蛙’,只見湖南,不見全國?他找來省農科院的副院長張化儒”,要他“你替我出去跑跑,凡是報紙上登了放衛星的地方你都去看看,到底產了多少糧?”

張化儒“連跑七省,風塵僕僕趕回長沙,他的報告令周惠震驚:‘全是胡吹。我所見產量最高的只有畝產七百多斤,是在江蘇常熟縣。’”(第118—119頁)

1959年7月11日晚,毛澤東與周小舟、周惠談話時又通知李銳來參加。

周小舟談興漸高,口無遮攔:“刮‘共產風’,不能怪公社書記,主要怪上面。哪裡有什麼萬斤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話講得相當尖銳,且直接批評了毛澤東,但李銳、周惠至今承認,毛澤東“不僅沒有絲毫反感,反而更加談笑風生了”。

“提倡敢想敢幹是對的,但也確實引起唯心主義”。毛澤東一邊輕彈煙灰,一邊自嘲地笑道:“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錢學森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說是太陽能利用了百分之幾,就可能產幾萬斤,因此我相信了。”

《天道》接著寫道:

“曾隨毛澤東視察河北、天津、湖南等地的衛士長和衛士都曾回憶,說毛澤東一旦看到田地和莊稼都明確表示不信‘畝產萬斤’,錢學森這樣的大科學家講的話他是相信的,但走遍全國很失望,沒有一片地能使他相信畝產萬斤。”(第179—180頁)

《天道》出版於1997年4月,周惠是2004年11月去世的。而且《天道》中關於廬山會議的章節(包括上引三節文字),正式出版前曾在中國僑聯所辦的《海內與海外》雜誌發表。該雜誌在文前的“編者按”中披露:“該文經權延赤所採訪的周惠同志親自審改兩遍,廣電部常務副部長田聰明(原周惠秘書)亦審改一次,均同意發表。”(《海內與海外》,1996年第6期,第5頁)

彭勁秀說:這充分說明,李銳的回憶並非“孤證”,葉文的“孤證”之說不能成立。

彭勁秀又說:退一步說,如果硬說李銳的回憶是“孤證”,不能採信,那麼,葉先生憑尹傳紅一人所說(沒有得到Z君的證實)就作出《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一文“是Z君為之捉刀”的斷言,無疑也是孤證,何以厚此而薄彼呢?對待史料是不能採取雙重標準的。

筆者完全贊同彭勁秀先生的分析。

《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中涉及到59年7月11日晚的談話內容與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相當類同,說明周惠與李銳有同樣的回憶。當然,該書的作者權延赤、黃麗娜也可能將《廬山會議實錄》中的有關段落移植過來,但是經過了周惠本人的審查,也就是周惠的回憶了。周惠的回憶有力地證明了李銳的回憶並非是孤證。

五、葉永烈製造“孤證論”意欲何為?

權延赤的這本書1997年就出版了,而葉文是2011年才發表的。作為同時代“傳記文學”的兩大著名作家,葉作家難道沒有看過權的這本書嗎?如果看過卻仍然堅持“孤證論”的話,其目的何在呢?這是其一。

其二、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正式出版近20年了,20年來似乎並沒有人就此問題提出過什麼“孤證論”,“孤證論”是不是葉作家的首創呢?

早在1981年6月27,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

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從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

“歷史決議”徹底否定了“大躍進”,也徹底否定了“廬山會議”。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決議”催生下,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問世了。作為“廬山會議”的當事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及軍事俱樂部的“要犯”之一,李銳依據輾轉保存的當年會議記錄撰寫成書。這是胡喬木倡議的,支持的,也經過當時的中央領導批准出版。這本書翔實而真切地復現了“廬山這一場鬥爭”的前前後後,沉痛地反思了“左”的思潮造成的巨大危害,為後人研究“廬山會議”及“大躍進”提供了第一手珍貴資料。

《廬山會議實錄》問世以來的幾十年,當然會遭到某些人的攻擊,但就書中兩次談到“毛澤東聽信了大科學家錢學森的話”,並沒有多少人提出質疑。筆者孤陋寡聞,似乎也從未聽說過“毛澤東關於聽信了大科學家”是“孤證”的這種說法。

葉文製造“孤證論”意欲何為?

起碼的目的也是“攪混水”;“攪渾水”的目的是為了“渾水摸魚”。這條“魚”是什麼“魚”呢?難道僅僅是為了美化大躍進時期錢的錯誤文章嗎。從葉文的這一節可以分析其目的有三:

1、美化錢學森在大躍進時期所寫的全部六篇錯誤文章;

2、巧妙地間接抹黑李銳;

3、變相地否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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