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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因何事啟用李先念制衡徐向前

在關於西路軍的三派意見中,李派勝出——李先念《說明》的核心是「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立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其否定了毛而又不問責,給毛留了面子;其支持了徐向前的核心觀點,又沒同意公開論戰平反,只讓徐有憾無怨。尤其是將自己的觀點化為「陳雲同志意見」,體現了李先念高超的共生術。

西路軍一事在中共高層中上引起巨大反響,鄧小平開始重視“西路軍疑”的研究,批轉給李先念閱處。鄧小平大約早已看出,能平衡毛派、徐派兩派意見的,只有李派——李先念既不贊成將西路軍悲劇誣為“張國燾路線”,也不會直接質疑毛澤東。

中共開國元帥徐向前戎裝照(圖源:VCG)

西路軍的策劃與成立

在舉國進入中共“九五之慶”時,許多人難忘中共最大的戰役悲劇“西路軍悲劇”——二萬二千名紅軍1937年3月全軍覆沒於河西走廊!“西路軍悲劇”的原因何在?八十年來毛派、徐派、李派三派爭議不休。

萌芽於1936年5月25日,策劃於1936年8月12日,成立於1936年11月7日,全軍覆沒於1937年3月14日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在2016年理應有個“西路軍八十周年紀念”。但目前還沒有聽說有任何紀念活動或研討會。什麼原因呢?大概由於西路軍悲劇研究中,存在著毛派、徐派、李派三派不同觀點的複雜局面。

“西路軍萌芽於1936年5月25日”的史料是,1936年5月25日——“張浩、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林彪、徐海東致電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並轉任弼時、賀龍、蕭克、關嚮應、夏曦諸同志,指出:……國際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宜乘此十分有利時機與有利氣候速定大計,或出甘肅,或出青海。”(《李先念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38)

“西路軍策劃於1936年8月12日”的依據是,“西路軍過河是中共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寧夏戰役計劃”的提出過程是——“(1936年)8月12日,張聞天、張浩、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彭德懷、凱豐、毛澤東就今後戰略方針問題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指出:紅一、四方面軍有配合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其步驟為:紅一、四方面軍盡可的奪取岷州或其附近,作為臨時根據地,……十月到十一月,為實現三個方面軍在甘北會合,擴大甘北蘇區,準備進攻寧夏。十二月起,以一個方面軍保衛陝甘寧蘇區,並策應東北軍對付蔣介石之進攻,以兩個方面軍乘結冰渡河,消滅馬鴻逵,佔領寧夏,打通蘇聯的任務。”(《李先念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46)

“西路軍正式成立於1936年11月7日”,史料是——“(1936年)11月7日,徐向前、陳昌浩、李特、李卓然等致電中共中央並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國燾,電文說:……提議河西部隊組織黨的西北前敵委員會,以陳昌浩、徐向前、曾傳六、李特、熊國炳、楊克明、王樹聲、李先念……李卓然等組成,由陳昌浩、徐向前、李特、李卓然、曾傳六組成常委,陳昌浩任書記。……11月8日,根據敵情變化,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暫時放棄寧夏戰役計劃,擬定《作戰新計劃》,……‘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新疆)為任務,爭取以一年時間完成之。張聞天、毛澤東複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指出:提議河西部隊組織前委與軍分會,我們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政治與黨務,以昌浩為主席,向前為副。其餘名單照你們來電批准。”(《李先念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63)

“西路軍悲劇”中的毛、徐、李三派

“西路軍悲劇”研究中,主要有三大派:毛派、徐派、李派,即毛澤東派、徐向前派、李先念派。毛派將“西路軍悲劇”責任全部歸於“張國燾路線”,徐派認為“西路軍悲劇”與張國燾無關,西路軍每一步行動均遵照中央電報指示而行,毛澤東應負全部責任;李派介乎毛派、徐派之間,承認“西路軍悲劇”有張國燾另立中央錯誤餘波的影響,但以春秋筆法展示了中央六十一封電報(其中毛澤東領銜的電報有25封),顯示了以毛澤東為主要決策者的中革軍委數次貽誤西路軍安全生存的戰機,讓西路軍在東行與西行中反覆徘徊,進退無據,遭至三馬多次重創,又多次以空話拖延救援和以嚴厲批評動搖軍心,終至二萬二千人的西路軍全軍覆沒,僅餘417人逃生新疆。

最先研究“西路軍悲劇”的是毛澤東。2010年2月,鳳凰台播出的《西路軍》專題節目,通過幾位學者——國防大學教授朱玉(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執筆者)、西路軍研究會副會長郝成銘、青海省中共黨史學會研究員孫欲聲、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教授黃漢河、長篇紀實《血色黎明》(西路軍戰史)作者夏寧立等的訪談,展示了毛澤東多次將西路軍全軍覆沒的失敗悲劇的錯誤歸結於“張國燾路線”的證據,其經典證據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的“張國燾路線害死西路軍”論——

毛澤東1936年12月所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說:“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毛澤東據此讓中央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

1951年出版的經毛澤東本人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針對這段文字的注釋為:“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後,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後,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P198)

幾位學者在節目中反駁道:《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毛澤東1936年12月在經軍大學的演講稿,現在發現的最早的底稿是1937年5月的油印稿。此稿的一大疑點是:“1936年12月西路軍還健在,主力都在,只有紅九軍在古浪吃了點虧,還根本不存在失敗問題。”

毛澤東為何在西路軍失敗三個月前,就對紅軍大學的高級將領散布西路軍已失敗,並歸之於“張國燾路線”?有兩種可能,一是此話乃1937年5月加上的,因為西路軍僅剩二千人,呈現全軍覆沒,是在1937年3月14日的“石窩之戰”;九天後,毛澤東在1937年3月23日召開了批判“張國燾路線”的會議,31日下達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議》;二是毛澤東確實在1936年12月講了“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的最後的破產。”——毛澤東當時已料定西路軍一定全軍覆沒。

這就產生一個更大疑問:毛澤東既然有此先知先覺,為何不救西路軍?1936年12月西路軍還健在,主力都在,要他們改變西行和東進的計劃,撤回到安全地帶,完全有時間有實力。難道毛澤東希望西路軍全軍覆沒?

從一直到中共建政後的1991年前,“張國燾路線導致西路軍全軍覆沒”始終是“主旋律”定論來看,西路軍全軍覆沒的最大受益者,是毛澤東——沒有西路軍全軍覆,毛澤東無法置張國燾於死地,讓張國燾徹底投降。而1936年12月還未有正式的軍委主席名分的毛澤東,張國燾是一個巨大威脅——如果西路軍勝利,張國燾讓紅四方面軍從一萬多人發展為八萬人的功績,就再次顯現,中央紅軍由長征時九萬人減少為到陝北時一萬餘人的困境,就形成強烈對比,按照遵義會議的選賢任能原則,誰能救紅軍誰上,那麼張國燾可能在與毛澤東的PK中取而代之。在如此局面下,人性之私是否會超越黨性?

儘管真相有待進一步研究,但毛澤東誣陷“張國燾路線導致西路軍全軍覆沒”的事實卻是清楚的。

為何這一與事實不符的錯誤結論一直能成為1991年前的“主旋律”?

對“毛派西路軍論”提出質疑的首先是徐向前,被稱為“徐派西路軍論”。徐向前元帥從1979年開始撰寫《歷史的回顧》,以大量一手資料反駁“毛派西路軍論”。協助徐向前撰寫《歷史的回顧》的朱玉(1983年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文史教研室教員,後為國防大學教授),1980年12月2日,以“竹郁”筆名寫成了《“西路軍”疑》一文,向傳統觀點發起了挑戰。隨後,朱玉於1981年3月寫出了《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西路軍問題初探》一文,用當時大量的事實和電報論證:紅四方面軍的渡河,完全是根據中央的要求和中革軍委的命令。但此文受到“毛派西路軍論”的拒絕,並作出了反駁回答。朱玉遂又寫出了論文《被否定的歷史和被歷史的否定》,再次反駁“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最後破產的產物。”

大約此事在高層中上引起巨大反響,鄧小平開始重視“西路軍疑”的研究,批轉給李先念閱處。鄧小平大約早已看出,能平衡毛派、徐派兩派意見的,只有李派——李先念既不贊成將西路軍悲劇誣為“張國燾路線”,也不會直接質疑毛澤東。

1981年“10月30日,(李先念)閱鄧小平批轉的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員竹郁(朱玉)撰寫的《西路軍疑》一文。”(《李先念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53)

李先念爭取陳雲相助

處事圓通的李先念完全明白鄧小平的意思,但深知此事做到毛派無把柄抓,徐派可以勉強接受,需要有高人協同力助。李先念苦思四個多月,想到了爭取陳雲支持。

1982年“2月27日,(李先念)同陳雲談話。提到鄧小平去年批給他看的一篇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文章時,陳雲說:西路軍是根據當年中央為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我在蘇聯時,曾負責同他們聯繫援助西路軍武器彈藥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邊境上親眼看到過這些裝備。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我今年七十七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建議李先念準備一份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材料。此後,即派工作人員去中央檔案館查閱有關西路軍的文電材料。”(《李先念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62)

有了陳雲的相助,李先念就直接暗示徐向前暫時停止西路軍問題爭議。

1982年“5月2日,(李先念)去看望徐向前元帥,轉告鄧小平的意見:西路軍問題向前不要介入。”(《李先念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65)

徐向前當時是西路軍的總指揮(二把手),是當時任西路軍三十軍軍政委李先念的老上級。按說,在當時的一把手陳昌浩不在了,當事人毛澤東、張聞天、張國燾等都不在世時,徐向前可說解答西路軍問題最權威的當事人——當時任三十軍軍政委的李先念,並不清楚西路軍總部與中央的聯絡往來細節。但為何李先念贊同鄧小平不讓徐向前說話呢?為何要剝奪當事人說出第一手資料呢?

李先念後來有些說法透出了端倪。

1982年“11月9日,(李先念)同秦基偉、羅應懷等談重新撰寫紅四方面軍戰史和邀請一些老同志撰寫革命回憶錄問題。……(李先念強調)紅四方面軍的歷史很豐富,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多,而且曲曲折折,極其綜錯複雜,不能什麼都寫。……歷史上有些問題是綜錯複雜的,大家在看法上不一致也不奇怪。但是,一定要顧全大局,有利於黨內、軍內的團結,有利於軍政、軍民的團結,尤其是公開發表文章,更要特別注意這個問題。……要把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特別是寫回憶錄,決不可去計較個人恩怨。”(《李先念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72)

這似乎說,為了“顧全大局,有利於黨內、軍內的團結”,有時需要犧牲一些事實真相。徐派的“西路軍辯”,雖然是事實,但可能不利於顧全大局?

1983年“1月5日,李先念辦公室接到陳雲委託秘書打來的電話:送來的電報(指有關西路軍歷史的29份電報)已看過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軍打通國際路線,是黨中央、毛主席過草地以前就決定的。當時共產國際也願意援助,二百門炮都準備好了,我親眼看見的。西路軍的行動不是執行張國燾的路線,張國燾路線是另立中央。西路軍的失敗也不是因為張國燾路線,而主要是對當地民族情緒、對馬家軍估計不足。”(《李先念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76)

1983年“1月10日,(李先念)致信鄧小平:陳雲同志曾要我選有關西路軍的電報,共選二十九份。陳雲同志同意送您看看。”(《李先念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77)

李派兼容毛、徐的西路軍《說明》

1983年“2月25日,(李先念)完成《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的撰寫。此文是在查閱大量歷史文電資料上寫成的。《說明》寫道:西路軍的歷史問題,在黨內和軍內一些同志中有不少議論。小平、陳雲同志關心這件事。我想提供和說明一些情況,供中央備查和參考。由於時隔四十多年,記憶不一定準確,加上當時我只在三十軍,對全面情況了解也不多,因此花了點時間回憶,又派人查閱一些檔案。《說明》正文共分為六個部分:(一)寧夏戰役計劃和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主要介紹一九三六年秋,中央命令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歷史背景和戰略目的。(二)寧夏戰役計劃的放棄,西路軍的組成和向新疆方面前進。主要敘述這些變化,都是中央和前方根據敵情變化和共產國際的指示,經過反覆研究後,定下來的決策。(三)在涼州、甘州之間創造根據地和西安事變後是否東返的問題。主要敘述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永昌、涼州一線創建根據地,與敵拼搏;西安事變後,在西進還是東返問題上幾經變更,雖然策應了西安事變的妥善處理,但這樣猶豫徘徊,從軍事上看卻是一個很大的失策。(四)在臨澤、高台地區創立根據地和戰鬥失敗後,余部向新疆轉移。主要敘述西路軍進到臨澤、高台地區後,根據中央指示建立根據地,‘暫時勿再西進’。西路軍與敵頑強作戰,達兩個月,陷入極大困境。最後被迫突圍,終遭失敗。以上四問題是敘述西路軍的整個戰鬥歷程,,並附有五十二份中央、中央軍委和有關的重要電文。(五)上述主要歷史事實說明,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西路軍的問題同張國燾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立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六)西路軍雖然失敗了,但廣大指戰員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為完成中央交給的任務,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進行了頑強戰鬥,成千上萬的同志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講話和文件,對西路軍的歷史評述不當,如張國燾擅自命令組成西路軍和西渡黃河,西路軍是張國燾錯誤路線驅使下向新疆方向前進的,西路軍是張國燾錯誤路線的犧牲品,等等。現在,許多情況比較清楚了,就應該按照歷史事實改過來。這樣做,更有利於團結,有利於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當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忙於社會主義建設,西路軍問題已經是一個歷史問題了,不應該公開爭論。我寫的這個材料不發表,如果中央認為合適,是否可將此材料存中央檔案館和中央黨史研究室,供研究西路軍歷史的同志參考,以使今後在講西路軍歷史的時候,以便於注意到中央當時的指示,儘可能符合歷史事實。總之,在這件事情上,也要體現中央一再強調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李先念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79、180)

“鄧、陳、李合說葉劍英”

李先念對自己這份兼容毛、徐兩方面意見的西路軍《說明》,很是自信。次日便送給陳雲。

1983年“2月26日,(李先念)將《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及附件根據報送陳雲。《說明》的附件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與共產國際、西路軍領導人往來電報五十二份。三月八日,陳雲複信:‘你寫的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兩遍。這些附件都是黨內歷史電報,我贊成把此件存中央黨史研究室和黨的中央檔案館。先請小平同志閱後交中央常委一閱。’”(《李先念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80)

謹慎的李先念,第二天又將西路軍《說明》送徐向前。

1983年“3月9日,(李先念)將《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及附件報送徐向前。3月11日,在住所接待徐向前,交談西路軍問題。徐向前表示同意《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李先念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81)

一向深居簡出的徐向前元帥,是李先念的老上級,李先念一向尊其為老師,但徐向前此次親自登門到李府“交談西路軍問題”,可見不僅僅是為了表示同意西路軍《說明》。其中有兩種可能,一是徐向前仍希望《說明》能問責毛澤東;二是雖然認可《說明》,但不同意只存檔,希望公開發表,公開為西路軍平反。因為作為西路軍的主要負責人,徐向前在中共建政後幾十年一直因西路軍問題受到毛澤東壓制,雖然封了空頭元帥,卻一直賦閑,沒有任何實權。但這些意見可能都被李先念以“顧全大局,團結為重”而勸阻了。

為防夜長夢多,說服徐向前後的次日(3月12日),李先念即將西路軍《說明》呈送鄧小平拍板。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致信鄧小平:送上《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和陳雲同志的批語,評閱。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將竹郁同志寫的《西路軍疑》一文批給我看。我又送給了陳雲同志,因為陳雲同志對西路軍的問題有些了解,他看後要我寫份材料存檔,由於我對當時的全面情況了解不多,四十多年來又沒有研究過,對重要歷史事實根本不清楚。近一年來,我花了一點時間回憶,又派秘書查閱一些檔案,才寫了這份材料,並請向前同志看過。請您審改後,可否按陳雲同志意見處理。請予批示。三月二十二日,鄧小平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此後,《說明》轉其他中央常委傳閱,胡耀邦、葉劍英、趙紫陽等中央常委均圈閱同意。”(《李先念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81)

這就是說,到1983年3月22日,由鄧小平拍板,一份側面為張國燾平反的“西路軍歷史說明”定稿了。在關於西路軍的三派意見中,李派勝出——李先念《說明》的核心是“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立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其否定了毛而又不問責,給毛留了面子;其支持了徐向前的核心觀點,又沒同意公開論戰平反,只讓徐有憾無怨。尤其是將自己的觀點化為“陳雲同志意見”,體現了李先念高超的共生術。

從鄧小平1981年10月30日向李先念下達任務,到鄧小平1983年3月22日審稿定局,前後僅僅花了17個月時間,就完成了側面為張國燾平反的“西路軍歷史說明”,可見鄧、陳、李三人皆是共生術高人——毛澤東雖然去世了,但葉劍英還在:葉劍英曾是“毛派西路軍論”重要人物,所謂“張國燾電令危及中央”的說法,據說就是葉劍英向毛澤東暗示的,毛澤東後來還有讚揚葉劍英“呂端大事不糊塗”的詩句。但當時德高望重猶有軍威的葉劍英,居然也認同了李先念的《說明》,不能不佩服李先念在處理《說明》時的春秋筆法爐火純青。“鄧、陳、李合說葉劍英”,可編成一現代折子戲“三英戰呂布”。

兩個多月後(1983年6月18日),李先念在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否與其成功化解“西路軍之爭”的功績有關?

李先念擊退毛派再次反擊

1983年“12月26日,(李先念)同胡耀邦、鄧小平、彭真等前往毛主席紀念堂,瞻仰毛澤東遺容。”(《李先念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224)

其時李先念面對毛澤東遺容,彎腰致意,是在向毛澤東彙報“西路軍歷史說明”,希望毛澤東同意他的“說明”,再次表揚“李先念給我面子”?

也許毛澤東這次沒有表揚“李先念給我面子”,而是再次組織了反擊。1991年為慶祝建黨七十周年而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仍然堅持“毛論”:“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的最後的破產。”時任國家主席的李先念極為生氣,於1991年7月8日給楊尚昆、薄一波等寫下了一封反駁信。

“(1991年)7月8日,(李先念)就《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對西路軍問題的表述,致信楊尚昆、薄一波、胡喬木、胡繩、鄧力群,建議西路軍歷史部分應按照《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來寫。當晚,胡繩複信說,已囑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處理辦法。十日,黨史研究室致信胡繩,表示完全同意李先念同志的建議。十二日,胡喬木複信李先念,也表示同意李先念提出的原則意見。二十四日,對胡喬木、胡繩轉送的黨史研究室關於西路軍歷史部分的修改方案,表示同意。……7月12日、13日,(李先念)審閱中央黨史研究室關於西路軍歷史部分的修改稿。……7月25日,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西路軍一章的修改部分作出批示:同意。”(《李先念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558、589)

三個多月後,李先念再就紀念徐向前元帥誕辰九十周年和紅四方面軍成立六十周年強化“李派西路軍論”——“(1991年)11月8日,(李先念)在《人民日報》發表《光輝的戰鬥歷程》的署名文章,紀念徐向前元帥誕辰九十周年和紅四方面軍成立六十周年。文中說:一部紅四方面軍的成長發展史,就是廣大指戰員高舉黨的反帝反封建旗幟,實行土地革命,堅持武裝鬥爭,前仆後繼,英勇奮戰的歷史。”(《李先念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564)

《李先念年譜》春秋筆法防毛派

但是,雖然李先念在逝世前的最後時刻,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修改重印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西路軍評論的“毛論”,但卻依然沒有讓中央公開下達為西路軍徹底平反、為張國燾辯誣的文件,使許多西路軍戰士及家屬依然處於冤情之中。箇中原因,恐怕一旦如此,可能引發毛澤東形象的再次崩潰。從中央黨史研究室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西路軍評論的前後變化來看,“毛論”其實在中央黨史研究室仍然佔據主導地位。只要中央不發文件,只是鄧小平指示“存檔”供研究的“李先念西路軍說明”,隨時可以棄之不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還可能再修改回原樣。

自古“人亡政息”。為防“人走茶涼”,“秋後算賬”,《李先念年譜》中詳細照錄了六十一封電報原稿——1936年5月25日至1937年4月23日的中央關於西路軍的策劃與指令,其中毛澤東領銜的電報二十五封。仔細品味六十一封電報,可以清晰地看到,李先念訴說毛澤東對西路軍悲劇責任的春秋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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