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研究員彼特．馬蒂斯（Peter Mattis）在知名期刊《國家利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共崩潰我們準備好了嗎？」的文章，認為中共已經在崩潰的邊緣，美國需要現在就做好準備。
美中貿易戰開打至今，川普通過百變的攻防戰略，讓中共陷入困境，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超過預期，當局為保增長實施新一波借貸狂潮，導致貨幣越來越多、債務率越來越高、股市低迷，催生了長期的地產泡沫，加劇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
從7月中旬開始，中南海政局風雲突起，接連發生多起與習近平相關的事件，一直持續到其外訪亞非五國歸來。中美貿易戰恐成中共分崩的導火線。
8月2日，彼特．馬蒂斯撰文，將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問題專家麥可．奧斯林（Michael Auslin）在2015年發表的《中共已經踏入遲暮之年》的文章拿出來，重新闡述其質疑：「如果中共垮台，西方該怎麼辦？」
馬蒂斯希望，在中共領導人再次向它的人民扣動扳機之前，美國採取行動，不讓1989年大屠殺的悲劇重演。
馬蒂斯引用奧斯林的說法，建議西方的外交官、學者和非政府組織等，要走出中共的權力中心，跟「被邊緣化」的中國民眾建立關係。雖然中共的殘局或許會維持好幾年，但是西方應該站在歷史的正義一方，不管事件看起來多麼紛亂，都是明智的作為。
文章列出六點建議：
一、確定中國社會內部的凝聚力和離心力，理解中國的政治文化。
文章表示，中共在66年的統治中，剝奪了中國公民的社會權利，並潛入任何有可能成為政治力量的群體中，如在中共的鐵腕統治下被抓捕的法輪功學員，以及在中共欺凌的夾縫中生存下來的新生公民社會和維權人士等，華盛頓應該與這些群體建立聯繫。
二、開發、維護和更新中共官員（及其家屬）的資料庫，例如可以凍結的海外資產，以及電郵和電話聯繫信息。如果中共崩潰，緊張局勢將促使許多人考慮個人和家庭，而不是黨的利益。
文章表示，當生死攸關時，中共制度的凝聚力可能會動搖，因為每個人都在考慮自己，並試圖確保一個逃生口。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可能對決策產生巨大的影響，作者建議華盛頓接觸和培養中南海個別決策者、省級領導人和安全官員，他認為這可能是至關重要的。
另外，資料庫還要包括那些中共官員與美國官員及其他美國知名人士會面的記錄，如此，華盛頓便可以知道哪些美國官員和中共官員有現成的關係，在情況需要的時候接觸這些官員。
三、確定中國內部安全部隊的能力，包括國內的情報能力和準軍事能力（如武警）。作者認為這可以有助於了解動盪是否正在逼近臨界點。
文章表示，大多數西方研究者以為，中共的安全部門會發揮作用，但其實它們保護政權的意向是不穩定的，因為軍隊跟中央政府的想法未必一致，軍隊裡可能也有想要脫離中共的軍官，需要了解這些情況並找到這些人。
四、了解針對大規模抗爭時中共的運作方式。
文章表示，當發生大的動盪或群體事件時，中共會通過收買示威頭目進行瓦解，或者在事態蔓延到其它地區之前，將其孤立。
作者認為美國決策者需要了解在解決這些危機時，中共的中央和地方的協調方式，例如在不涉及中央領導層的情況下，跨省合作是否可能；誰將在不同層面做出決定等等。
五、如果北京掐斷國際聯繫，美國政府需要找到一種與中國人民保持溝通的方式。如果美國無法找到能夠躲避審查的網際網路替代工具，那麼最好是保留在緊急情況下向中國進行無線電廣播的能力。
六、針對這種應急準備，需要專門的部門負責情報工作。如果目前的美國情報搜集和分析儀器，包括美國外交部門，不適合這些任務，那麼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建立專業知識、收集和處理信息以及管理中國境內的政治危機。它需要決策者的直接參與。
文章表示，要讓中國人民了解華盛頓的立場，美國是會站在他們一邊的。然而，當中國人民的不滿將摧毀中共時，美國僅僅在口頭上支持是不夠的，至少從1989年全國範圍的抗議來看，當另一場危機來臨的時候，華盛頓若要對中國未來承擔道義責任的話，行動比言語更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