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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為保住晚節讓陶鑄為自己背黑鍋

當毛澤東決心要批陶鑄時,周恩來在「保持晚節」心態的驅使下,縱然有心想保陶鑄,也不敢違抗毛的意旨,只好讓陶鑄先「顧全大局」了。以周的閱歷和見識,並非不知道唇亡齒寒的道理,但他卻沒有對陶鑄施以援手,站出來為他緩頰,反而硬著頭皮充當了批陶會議的主持人,讓陶鑄為自己背黑鍋,聽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馬。這件事充分顯露了周在政治上明哲保身的為人,周是欠了陶鑄賬的,而他本人也很快嘗到了孤軍作戰的苦頭。

毛澤東決定發動文革之前,陶鑄作為一枚“炮轟”劉少奇的重要棋子,進入中央。文革開始後不久,陶鑄卻沒有“按既定方針辦”,他的種種做法,不僅加深了他和中央文革核心成員的矛盾,更讓毛澤東覺得他十分“不識相”,最後終於讓陶鑄下台。周恩來在陶鑄被打倒事件之中的作用相當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陶鑄的下台,也使周恩來的作用成為“不可或缺”,讓周恩來暫時站住了腳跟。《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在書中指出,當毛澤東決心要批陶鑄時,周恩來在“保持晚節”心態的驅使下,縱然有心想保陶鑄,也不敢違抗毛的意旨,只好讓陶鑄先“顧全大局”了。以周的閱歷和見識,並非不知道唇亡齒寒的道理,但他卻沒有對陶鑄施以援手,站出來為他緩頰,反而硬著頭皮充當了批陶會議的主持人,讓陶鑄為自己背黑鍋,聽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馬。這件事充分顯露了周在政治上明哲保身的為人,周是欠了陶鑄賬的,而他本人也很快嘗到了孤軍作戰的苦頭。書中相關章節摘錄如下。

1960年夏,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在大會上講話(圖源:西海紅土地黨建信息庫)

“新文革與舊政府”的對壘

在文革初期的權力格局中,周恩來所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同以江青為老闆的文革小組形成兩軍對壘的局面,由於文革小組貫徹執行的是毛澤東“天下大亂”的意圖,因而總能得到毛的支持而佔上風;而周這一方則因往往不合毛的意圖,顯得“理不直氣不壯”而屢屢敗下陣來。

文革全面發動後,毛澤東採取的是“兩手抓”的策略,所依靠的也是兩套班子:一方面通過由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組指揮運動,貫徹他的各種意圖;另一方面則依靠周恩來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維持和應付日常局面。儘管在《五一六通知》中明文規定文革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不過出於對運動發號拖令的需要,毛澤東更倚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經常繞過周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而直接向文革小組布置任務。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文革小組的權力變得越來越大,與周恩來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形成分庭抗禮之勢。由於這兩者所擔負的角色截然下同,看問題的立場角度也大相徑庭,因而雙方的摩擦和衝突下可避免。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首當其衝。雖然他善於隱忍周旋,儘可能地與中央文革求同存異,避免與之正面衝突,但雙方的關係還是日益緊張,成為文革女老闆江青的眼中釘印發泄的對象。比如,從一開始,江青就對周奉毛澤東之命過問清華大學運動時,有意不點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名(王當時任該校工作組成員--作者注)很有意見,認為周旗幟不鮮明,對前述周所開列的“保護名單”,江青也很下高興,特別是對宋慶齡的保護,更是讓她憋了一肚子火。據知情人回憶,曾發生過這樣的一幕:當江青看到擺在自己桌上的由周恩來題寫書名的《宋慶齡選集》時,竟然歇斯底里大發作,伸手把書扔到地上,抬起雙腳踐踏,一邊用勁踩一邊氣沖沖地說:“總理真是!……還給她題字!”

由於中央文革多是奉旨行事,貫徹執行的是毛澤東“天下大亂”的戰略意圖,因而在兩軍對陣中,總是能得到毛的支持和撐腰而佔上風,而周恩來這一方則因往往不台毛的意圖,顯得“理不直氣不壯”而屢屢敗下陣來。比如,八月下旬,針對日趨嚴重的紅衛兵以查抄工作組“黑材料”的名義,衝擊黨政機關的問題,周與陶鑄商量後,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保護黨和國家機密和要害部門的通知,送毛澤東、林彪審閱和中央文革披閱。江青對這個把屬於黨和國家機密要害部門的範圍規定得極其詳盡,幾乎無所不包的通知,十分不滿,認定這是周恩來藉機劃框框,束縛群眾的手腳。於是她在上面批道:“建議中央常委討論一下,更加應請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細閱讀和批改。”毛閱後支持了江青的意見,批示:“此件不發”“,把文件退了回去。又如,周恩來針對當時運動中出現的亂打亂斗問題,花了不少精力起草了一份《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對紅衛兵的綱領、性質、條件、組織、紀律等問題作了闡述,強調紅衛兵要學習掌握政策,遵守紀律。隨後,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對此進行討論,準備印發全國貫徹執行。與會的多數人表示贊成,認為現在該是強調講政策的時候了。

然而,中央文革卻從中作梗,康生表示要慎重考慮,否則”有包辦代替的危險“。姚文元則強調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講政策。康、姚二人在會上一唱一和,挑刺刁難,是因為文革女老闆江青早就非常不滿周恩來自文革發動以來,不斷出面制止紅衛兵亂揪亂門的做法。她曾多次譏諷周足”滅火隊長“,甚至當面責罵周:“這個你也不讓批,那個你也下讓斗,你的確確打擊了群眾和紅衛兵的積極性。”就這樣,由於中央文革的反對,這份文件最後胎死腹中。

當然,江青對周恩來並不完全是一味的打壓拆台,也還有拉攏爭取的另一手。這究竟是出於江青本人的智謀,還是背後另有高人指點,不得而知。自從周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處理黨、政、軍日常事務後,江青曾幾次表示“歡迎”他參加由她一手把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周心裡當然清楚江青此舉所打的如意算盤,是要他放棄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把兩者合二為一,形成由中央文革一統天下的局面。這是周所不能接受的。一方面是因為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碰頭會是經毛澤東授權的,不經毛的同意,他不會拱手相讓,另一方面這也是他在眼前的亂局中唯一可以對時局發揮影響的陣地。於是,周恩來婉言謝絕了江青的這番“好意”,並且不動聲色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施展自己擅長團結各種人的本事,把黨內的第四號人物、同時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陶鑄拉到他這一邊,並儘可能地與文革小組的另一個顧問康生保持好關係,在遇到問題時,注意尊重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意見,即便是對中央文革中的“小字輩”,諸如王力、關峰、戚本禹等人,周也紆尊降貴,注意請教聽取他們的意見。對江青本人,周更是格外恭敬,小心周旋,決不與她正面衝突。凡此種種,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中央文革小組。

江青見拉攏不成,反而被周恩來挖了牆腳,十分惱火,於是遷怒於陶鑄,不斷地找他的碴。在後來陶鑄被打倒以後,江青的一腔怨恨藉機發泄出來,指著周的鼻子罵道:“你一貫地與中央文革分庭抗禮,長期搞一個政治局碰頭會,還有國務院碰頭會,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裡,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江青見拉攏這一手不起作用,便開始整周恩來,用她自己的話說是“讓總理知道一下老娘的厲害”。她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不斷地向毛澤東告狀吹風,說周的壞話,另一方面私下挑唆學生造反派中的頭面人物出來反周。

九月下旬,江青指定她的親信張春橋主持由中央文革召集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座談會。會上,清華大學造反派領袖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開點了周恩來的名,指責他在重大問題上“和稀泥”,搞“折衷主義”。還提出真正懷疑現在是否還有一個暗中與黨中央、毛主席對抗的“司令部”。江青在聽取彙報後,立即表態同意蒯大富的看法,說周恩來“就是和稀泥,搞折衷主義”。陳伯達也附和說:總理就是旗幟不鮮明。文革小組會議隨即作出決定,把座談會的記錄送毛澤東,並由王力、關峰起草一篇《紅旗》雜誌國慶社論,批判“折衷主義”,強調要旗幟鮮明地支持造反派。這就是後來社會上出現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散布文革是“新文革與舊政府之間的鬥爭”的流言的由來。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由來

文革運動從一開始就遭到黨內外的抵制,陷入騎虎難下的困境,但毛澤東決意硬著頭皮搞下去。毛在國慶節之夜天安門城樓上語驚四座地表示:“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槍斃的話,我和你們一起槍斃。”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毛為了排除阻力而發動的一場新戰役。

毛澤東對江青不斷反映周恩來在政治上的曖昧態度自然感到不快,對他所主持的工作也有意見,不過毛此刻更關注的還是整個運動的形勢,對近來青島、長沙、西安等地不斷發生工農群眾圍攻學生的情況甚感憂慮。毛十分清楚在工農群眾干預學生運動的背後,是黨內各級幹部對他發動的文革運動存在抵觸情緒,而根子則在於劉少奇的陰魂不散。因此必須在下一步運動中解決這個問題。

善於從歷史中尋找靈感的毛澤東很快便從延安整風期間通過批判“錯誤路線”,斗垮王明一事中得到啟發,決定用批判劉少奇所代表的“錯誤路線”來統領全局,作為下一步運動的突破口。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九月下旬,毛澤東對八、九兩月運動的形勢,提出了這樣的看法:整個運動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許多問題並沒有解決,特別是批判錯誤路線的堅定性和徹底性。在這裡,毛一石數鳥:其一,把劉少奇的問題正式提到“路線錯誤”的高度,這在黨內鬥爭中是性質最為嚴重的錯誤,作為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更是意味著在政治上永無翻身之日。其二,又可用來對付劉少奇線上的人,特別是那些對文革存有抵觸情緒而又不肯轉彎的黨內反對力量,以“頑固堅持錯誤路線”的罪名將他們打下去。其三,含蓄地敲打了周恩來,警告他不要在兩條路線鬥爭中態度曖昧,左右搖擺,重犯以往歷史上的錯誤。毛的這一思想,就是後來在全國範圍內形成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浪潮的由來。

順便一提的是,目前大陸官方和學術界為了在政治上維護毛澤東早已搖搖欲墮的偶像,而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曾在文革中搞亂全國的提法,不是歸咎於林彪,就是歸咎於陳伯達等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其實,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和最後定奪的正是毛本人。毛澤東要開展對劉少奇“錯誤路線”批判的意圖,隨後由林彪在國慶大會上的講話中轉述出來,宣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

這其中還有一段插曲。陳伯達、張春橋在起草林彪國慶講話時最初使用的是“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提法。但是,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陶鑄認為這一提法太重,建議改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被毛澤東所採納。心有不甘的張春橋在林彪講話後的當晚向毛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提法在語法上不通,建議再改回來。毛經過考慮後,表示不要再改回來了,以後可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

就這樣,毛澤東一槌定音。隨後《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向全國傳達闡述了毛的這一思想,號召“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其中並專門寫了一段針對周恩來的內容,說:“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裡,不能採取折衷主義。”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為肇端,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這是毛澤東面對黨內抵制文革的強大阻力而發動的一場新戰役。儘管毛事先對此已經有所估計,但黨內抵觸情緒竟然如此之大,還是出乎意料,陷入了騎虎難下的困境:運動已經一發而不可收,而繼續搞下去的話,又困難重重,前途難以逆料,弄不好會身敗名裂。但是,對毛來說在政治上已經沒有退路,只好鋌而走險,硬著頭皮搞下去。毛澤東的這種心境,在國慶節之夜天安門城樓上同周恩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曾經不加掩飾地流露出來。他語驚四座,說:“文化大革命,定要搞到底,要槍斃的話,我和你們一起槍斃。”為此,毛澤東改變了最初文革運動搞三個月收兵的設想,用大批判開路,繼續放手大搞,採取雙管齊下的辦法,一方面在下面發動群眾召開有十萬人參加的全國在京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誓師大會,營造聲勢,向黨內反對勢力施壓;另一方面決定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試圖對黨內各級領導幹部“打通思想”,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隨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結果卻令毛澤東大失所望。更準確地說,經過這次會議,毛已經對說服與他本人離心離德的黨內高級幹部失去了信心,會議一開始,林彪和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輪番上陣,大講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張撻伐,指名道姓地抨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是把國民黨的“訓政”那一套搬了出來;宣稱“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

儘管林彪和陳伯達兩人在會上講話的調門很高,卻無法打消與會者對文革運動的思想顧慮和抵觸情緒。這些普遍受到衝擊的各省、市、自治區的方面大員迫於形勢,不得不檢討對這場運動“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但在私下裡卻紛紛倒苦水,吐怨言,談憂慮,擺自己或本地區,本部門各級幹部被揪斗、“坐噴氣式飛機”和戴高帽子遊街的情況。更有甚者,有人還公然提出要對工作組的問題“重新估計”,企圖翻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案,雖然會期後來一延再延,但仍然無法打通與會者的思想,相反倒更像一次“訴苦大會”。這樣,毛澤東的設想完全落空。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知道自己發動的文革運動已經大大地得罪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黨政高級幹部,這批人在黨內人數眾多,在政治上的能量不可小視,是日後劉少奇搞翻案,清算文革的黨內基礎。毛是那種對人不得罪則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大約就從這個時候開始,毛暗中盤算尋找一條徹底的解決之道,把這批盤踞黨內要津的人統統踢出去。

不過,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還是故作姿態,出面安撫這些被紅衛兵沖得不亦樂乎的黨內高級幹部,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寬容和諒解,說: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我這個人闖了這麼個大禍,所以你們有怨言,有抵觸,也是難怪的,是可以理解的。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苦急呀。甚至還表示:萬萬不能承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們都成了黑幫,我就不好混了。不過另一方面,毛還是堅持認為:我看沖一下也有好處,你們回去後要振奮精神,好好工作。總有那麼一些人不通,有少數人是要對立的。

對於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戰役,周恩來從一開始就有些不同的意見。這倒不完全是因為其中部分矛頭是針對他而來的,是對他所主持的八、九兩月的工作提出的批評。更主要的是,周深知這樣一來,不僅對劉少奇的批判將大大升級,而且運動的規模也將進一步擴大,將有更多的人被牽連其中。在這種情況下,運動的收場將更加遙遙無期。這是他內心最關心的問題。因為眼前的亂局已經把他弄得焦頭爛額了,顧此失彼,實在難以招架。

為此,周恩來專門找了《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的起草人、中央文單小組成員關鋒談這個問題,提出路線上的問題終歸還是黨內問題,不同意使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的提法。關鋒則堅持民主革命時期與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對於路線的提法可以有所不同。但這並不能說服他。躊躇再三之後,周又去向毛澤東反映這個問題,小心翼翼地問道: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說左傾右傾,並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這樣提合適嗎?當毛講了這個提法的來龍文脈後,周明白這是毛本人的意思,只好表示“我懂了”,不再吭聲了。

當然,周恩來的內心疑問並沒有真正打消,只不過出於“保持晚節”的心態而強迫自己接受毛澤東的主張罷了。周的這種思想狀況在十月中央工作會議前後表現得十分明顯。比如,他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夕,按照毛的部署,出面勸說黨內高級幹部打通思想時,就著重強調了“保持晚節”的問題,在閉幕會的講話中也專門談了一段“保持晚節”的問題,說:“我們在座的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了,都是半輩子以後的人了,我們的晚年就是主席所說的,如何保持晚節,這不是消極的口號,應該說是積極的,在晚年也要前進嘛,也要革命麻!”

其實,對文革運動的這種搞法,周恩來自己也是滿腹疑雲,思想上有許多不解之處,所以只好講些空泛的大道理來努力說服滿腹牢騷的黨內高級幹部,同時也努力說服自己。比如,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生在這個偉大光榮的時代,能夠親自參加這個偉大的鬥爭,是光榮的幸福的,自己犯了一些錯誤,無關大小,都應該把它丟掉,應當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這個年代比斯大林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更偉大。我們還有世界革命的問題,個人還有什麼舍下得丟掉的?還說,“轟一下怕什麼?不是敵人,打錯了是誤會,不打不相識。要受得住才行,要經得起考驗。過去革命是敵人考驗我們,現在則是在群眾運動中考驗我們。”“群眾鬥爭你,批判你,把你說得一無是處,說得很嚴重,頂得住,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又如,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說:“群眾的批評是不那麼好受的,不如順耳的話那麼好聽,但是它對你有好處,是真正的愛護領導。良藥苦口利於病。”提出:要敢於革命,敢於革自己的命,當然不是革你的整個政治生命,這是要革自己思想上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命”。“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是沒有充分思想準備,也沒有經驗,但毛主席對運動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們看不清下要緊,要緊跟主席,不要掉隊。只要緊跟主席,立場對頭了,就有可能不致掉隊太遠,或掉到資產階級道路上去。”周的這一番話,與其說是在打通別人的思想,倒不如說是講給自己聽的,是他那茫然而又困惑心情的流露。

應該說,周恩來這時已經開始看出文革運動這種搞法的種種乖謬之處,用他自己的說法是“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樣一個大局面”,“這樣一想,就不寒而慄,而且汗流浹背”。但是,他還是努力在政治上跟著毛澤東走。

十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個人的正式發言,表態擁護毛澤東和林彪在會上的講話,表示自己要努力緊跟毛、林,說:學主席,可學而不可及,但應學習主席的接班人林彪,不能有任何動搖。對毛澤東最新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搞五年的設想,周恩來含蓄地談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承認毛在政治上“有遠見”,然後又對毛的設想加以解釋,提出運動應該分階段,有步驟地進行,說:“我們應該設想,有緩有急,有張有弛,客觀上也要鬆弛波浪式發展。”對運動的態度,他結合個人的體會,強調說:“首先,放手支持;其次,挺身而出歡迎;第三,敢於講政策。”當然,周恩來很清楚如果不按照毛澤東定下的調子,從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批劉少奇、鄧小平的話,在政治上是過不了關的。不過,他還是用了一番心思,採取轉彎抹角的說法,避免直接使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代之以“錯誤路線”,並暗示其在黨內並不佔統治地位。他在講話提綱中這樣寫道:

“這次會議對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錯誤路線,反對和阻礙以毛主席為代表佔全黨主要統治地位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做了比較深刻的揭發和批判。對於以劉少奇、鄧小平兩同志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揭發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體會。劉、鄧兩同志的檢討,也較以前進了一步。但是,少奇同志對於長期以來不宣傳毛澤東思想,自搞一套,與主席分庭抗禮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宗派情緒,還沒有從思想作風和歷史社會根源上挖深挖透。因為對這些根本問題,我們高級幹部不能簡單地以保證今後遵守紀律來回答。小平同志對於近十年來辜負主席和全黨的信任和期望,距離毛澤東思想日遠,甚至格格不入,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日久,思想作風日益退化,把書記處形成獨立王國,以至黨中央各部委沒有一個不發生嚴重問題的根本原因,沒有做更深刻的揭發,在檢討中又還有一蹶不振的思想情緒,這是值得小平同志深省的。我個人在這五個月中,前五十天雖有兩次外出,但在京時也沒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對工作組只提過改良主義的辦法,沒有及時向伯達同志請示和深入到群眾中學習,這是我的主要錯誤。在十一中全會後,我努力緊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組密切聯繫,有時仍有掉隊之虞。但我有一個信心和認識,如果掉了隊,犯了錯,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覺察到,我必下定決心,知過必改,努力趕上。”

中央工作會議後,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連同劉少奇、鄧小平兩人的檢討不陘而走,很快地散播全國。在此之前,中央又向全黨轉發了根據林彪提議而起草的《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布“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於是,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紛紛踢開黨委鬧革命,“炮轟”、“火燒”、“砸爛”、“打倒”之風遍及全國城鄉,各地黨政機關受到更嚴重的衝擊,混亂的局面開始向工礦企業和農村蔓延。

在時局惡化的同時,周恩來的處境也日見困難,與中央文革的關係越來越難處。江青指揮造反派在社會上颳起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風暴的同時,也沒有放過周。十月間,清華大學校園出現了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批評他搞“折衷主義”,盲稱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與舊政府之間”的鬥爭。一時間,弄得滿城風雨,在政治上給周造成很大的壓力。

接著,中央文革又利用召開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大會之機,由姚文元出面,在講話中借魯迅之口,提出批判“折衷、公允、調和、平正”,公開影射在場的周恩來。在隨後出版的《紅旗》雜誌社論中,更為露骨地批駁所謂在兩軍對壘中那種貌似公允、平正的“和事佬”和不偏不倚的“騎牆派”,說:“在這兩條路線的鬥爭中,進行調和、折衷。這實際上就是維護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對於中央文革的這種搞法,周恩來雖然知道這不一定就是毛澤東本人的意思,卻無論如何是對他在眼下這場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所持態度的一次警告。的確,在批劉的問題上,周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低調,除了在會上必要的表態之外,並不想過於積極,給人當槍使,而是一直恪守這是“黨內問題”的界限,宣稱劉、鄧的問題“中央已經解決”。他曾和陶鑄一道不止一次地出面制止社會上的倒劉風潮,對造反派進行進行說服勸阻。比如,周恩來在九月間一次接見各地紅衛兵代表的大會上講話時,會場的一個角落裡突然響起“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聲,接著眾人響應,會場上一片嘩然。周見狀,立刻轉過身去,背向會場,以示他本人不同意這個口號的態度。等會場平靜下來後,他才轉過身來,並專門講了一段話,回顧了黨的歷史,以他的親身體會,強調說犯路線錯誤的同志,不能說就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說是反革命的,這和反革命集團、獨立王國以及分裂出去另組織一個黨是不同的。並表示:我是過來人,在長征以前,我犯過路線上的錯誤,但是,毛主席並不因此不讓我改正錯誤。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見,我願意與他坐在一起說理、辯論。

又如,在國慶節安排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排列位置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煞費苦心。雖然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已經從第二位降至第八位,但仍然是國家主席。周覺得“十一”既然是國慶日,國家主帝就應該排在顯要的位置上,但這樣一來,就不能按照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的中央常委的排列次序,在中央文革那裡肯定通不過。經過再三考慮,他最後擬定了這樣一個方案:毛澤東居中,右邊按照常委的順序排列,左邊則按照國家領導職務排列,這樣便把劉少奇安排在毛的身邊。江青那邊對這一方案雖很不滿意,但也拿不出更好的辦法來,只好同意。

在保劉、鄧的問題上,周恩來當時並不是孤軍作戰,在中央常委中,陶鑄也持同樣的態度,而且表現得更加率直和大膽。比如,陶鑄在審查國慶節新聞照片時,發現其中缺少鄧小平的鏡頭。他認為鄧雖然犯了路線錯誤,但仍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為了補救這一點,陶鑄決定讓新華社對新聞照片做了技術處理,將一幀照片中陳毅的頭像抹去,而把鄧在另一張照片上的頭像移過來見報發表,這就是後來鬧成軒然大波的“換頭術”事件的由來,成了陶鑄作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之一。

周恩來之所以在這段期間曾多次出面保劉少奇,應該說,主要還不是出於對劉個人的格外關照,而是他清楚批劉調子的升級是一種政治信號,意味著運動規模的擴大和亂局的加劇,這是他所不願意看到的。不過,來自中央文革方面的警告,他也不能置之不理,而是小心行事,盡量揣摩毛澤東的意圖,拿毛來作擋箭牌,利用毛在表面上與江青之間對劉少奇的態度存在的某些差別,從中做點文章。這就是周比陶鑄更加老到圓滑之處。

比如,還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得知哈爾濱工業大學紅衛兵準備到天安門去貼“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後,便連夜接見他們,進行勸阻。他表示: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國家元首,不是普通的黨員,也不是普通的領導,就是撤換也不需要這樣發動群眾製造輿論。並有意點出:你們往天安門貼少奇同志的大字報,外國人就會認為是中央默認的,就會使中央處於被動地位,連主席也會被動。

十一月八日,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聶元梓等人又貼出炮打鄧小平的大字報,稱鄧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國內外引起轟動。就在第二天,周恩來在會見來訪的越南黨政領導人黎筍等的談話中回答了這個問題,承認劉、鄧兩人“犯了路線錯誤”,同時表示:犯路線錯誤並不是反黨,我們還是採取團結教育的方針,希望他們改正錯誤,我們幫助他們改。此外,周恩來還藉機回應了中央文革攻擊他搞“折衷主義”的指責,說:中央決定讓我去解決清華大學的工作組問題,我去了不提劉少奇同志,也不提王光美同志,我當時應該這樣做,這是黨的決定,在這方面我們要守紀律,任何時候我們都不向群眾解釋,讓群眾責備我。可是另外也有好處。我這個人總是有一點妥協性,不可能每一句話都說得那麼尖銳、明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番話既巧妙地對這件事進行了解釋,又不失分寸地承認了自己的弱點,給了江青面子,從而暫時化解了這場風波。

工交座談會上的轉向

工交座談會本來是根據周恩來的布置召開的,研究工交系統如何“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以扭轉工業生產節節下降的局面。但是,當觸犯了急於把文革這把火燒向工礦企業的毛澤東後,周馬上隨風轉舵,為了自保,並沒有出來承擔責任,聽任為他背黑鍋的陶鑄中箭落馬。

中央工作會議後,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勢,迅速燒向工礦企業和農村。這種局面正是毛澤東暗中期待的。更確切地說,是他有意造成的,是他在黨內遭遇重重阻力,進退維谷的情況下,希望藉此找到一條擺脫困境的出路來。當然,天機下可泄漏,毛並沒有把這張底牌公開亮出來,只是在暗中向中央文革的少數人打了招呼,要他們為此作準備。與此同時,善於玩弄權謀的毛卻在表面上敷衍渴望運動早日結束的黨內各級領導幹部,開出同意運動大體在明年過年前後結束的空頭支票。

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起初也不大清楚毛澤東的底牌,一直寄希望文革運動會很快結束,不過,他已經預感到局勢的嚴峻,毛在政治上可能還會有更大的動作。他在中央工作會讓上的講話中就不無憂慮地表示:會後還會出現新高潮,遇到新衝擊。在這一點上,他和黨內許多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曾對協助他在國務院抓經濟工作的余秋里、谷牧兩人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鬧什麼革命?”不過應該說,周恩來比一般人更識“時務”。他已經看出文革的勢頭銳不可當,因此並不想硬頂,而是採取順守之道,伺機因勢利導,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當時的形勢是“方興末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因勢利導”。為此,他利用毛澤東在會議期間曾經過問各地“抓革命、促生產”的情況,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就主持討論《人民日報》社論稿《再論抓革命、促生產》,強調經濟建設不能中斷的重要性,防止把文革的禍水引向生產領域。他並利用接見群眾組織的機會,反覆重申兩條:第一,工礦企業和農村不能停產鬧革命;第二,工礦企業不許成立跨行業的群眾組織。可是,隨後發生的上海“安亭事件”,把周恩來所堅守的這兩條也給衝掉了。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由中央文革派出的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的支持下,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批判控訴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宣布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中共上海市委經過研究,認為這樣做違反中央有關工人要堅守崗位,不許成立跨行業組織等規定精神,決定採取“不贊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方針。工總司因沒有得到市委的承認,就在會後組織了請願遊行,並衝進上海火車站,強行登車赴京告狀。後來這列火車奉命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車站。於是,王洪文等率眾鬧事,卧軌攔車,造成南北交通動脈滬寧線中斷三十小時。周恩來得到上海市委關於“安亭事件”的報告後,深知茲事體大,牽一髮而動全身,馬上和陶鑄一道趕到中央文革駐地,進行緊急磋商,決定以陳伯達名義致電中共華東局,要他們堅決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卧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同時做說服工作,勸他們回廠抓革命,促生產。隨後,中央文革決定派張春橋回上海處理這一事件。然而,張春橋這時已經通過江青摸到了毛澤東期待:工人起來造反,以衝破黨內阻力的意圖,因而根本不理睬周恩來、陶鑄和陳伯達一起商量出來的意見。在此之前,他在接見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派代表時就已經閃爍其辭地透露了毛的這一意圖,說:“搞工廠是個方向問題,我們打算下一步應該這樣走。”隨後,張以中央欽差大臣的身份,在處理“安亭事件”中貫徹毛的意圖,簽字同意了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和赴京上告是革命行動等五項要求。

張春橋之所以敢這樣做,並非是自作主張,或是像後來所宣傳的那樣“先斬後奏”,而是在事先繞過中央包括自己的頂頭上司、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直接請示了毛澤東本人。這一點,他自己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簽字前同工人的座談中轉彎抹角地露了出來,說:“安亭事件向主席報告了”,“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這是中央希望的。”很顯然,在文革那種人人自危的年代中,如果沒有事先得到毛的首肯的話,張春橋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擅作主張的。

張春橋的這一舉動,引起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從中央到上海地方各級領導人的強烈反應:在隨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同常委碰頭會上,當時被蒙在鼓裡的周和陶鑄嚴厲批評了上海“工總司”卧軌攔車造成滬寧鐵路全線中斷的做法,指出張春橋“擅自”簽字是錯誤的,要堅持中央的既定方針,採取補救措施。性情剛烈的陶鑄表示了強硬的態度,說:“就是要把它壓下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在電話中質問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一個中央文革成員,究竟有沒有權不同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眾組織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條上簽字,還要不要國家的法律?黨中央的指示還算不算數?”弄得同樣不知情的陳伯達有苦難言。

這時,一直在幕後充當導演的毛澤東出面講話了,親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明確表態支持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政策。毛並拿憲法中“結社自由”的條文,批評陶鑄和陳丕顯對上海工人所持的態度。“就這樣,毛一言九鼎,壓住了各方強烈的反對意見,就連一向敢於放炮的陶鑄也不再吭聲。整個形勢隨之逆轉。自周恩來以下的中央、地方各級領導人下得不吞下這一苦果。

與此相反,毛澤東卻從”安亭事件“中受到很大的鼓舞,認為”革命工人起來了“,這正是衝破目前運動阻力的好途徑,由此形成了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新設想:先從學校和機關搞起,再到工廠、農村去,把工人和農民像紅衛兵那樣組織起來,為此,毛澤東認為九月間中央下發的關於工礦企業和農村開展文革運動的兩個文件已經過時,需要重新作出規定,要陳伯達一班文革秀才們儘快搞出來。”

在此之前,由於第四季度全國經濟形勢明顯惡化,已經出現了生產節節下降,建設瀕臨停滯的局面,為此周恩來把佘秋里和谷牧找去,布置他們抓緊準備召開計劃會議,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計劃安排得早些、好些,並組織一個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統如何“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正好就在這時,陳伯達已經奉命搞出關於工交系統開展文革運動新規定的文件初稿。為了防止中央文革起草的這個文件過於放任群眾起來造反,從而失去對運動的約束力,周建議將這一文件提到正在召開的工交座談會上去討論。不料,這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談會上遭到激烈反對。參加會議的部長們鬨堂而起,大加批駁,認為工廠搞大民主,勢必影響生產,在工人中成立五花八門的造反組織,不是打架就是停產,主張取消已經建立起來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並要求在文件上寫上“下能讓學生和工人結合起來造反”。還有的故意說反話,表示如果允許生產受影響,那怕是允許有個“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鬧革命,等等,把陳伯達起草的稿子批得體無完膚,會議又另外搞出了一個修改稿,強調工礦企業不能停產鬧革命,運動只能在業餘時間進行,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連等。本來,這些意見正是周恩來自文革發動以後所一直堅持的主張。不過,善於在政治上觀風的周已經從“安亭事件”的處理上看出了毛澤東的態度,因而開始有所退卻,謹言慎行,凡事不輕易表態。可是,他的感情和看法畢竟和他的部屬們是相通的,因此當看到他們站出來慷慨陳詞時,不能不受到某種感染。在這種情況下,他在十一月十九日到工交座談會講話時,當場並沒有制止會上的過激言論,相反還鼓勵大家要抱著“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態度,挺身而出,為了保衛黨和國家的利益,個人被衝垮了也要毫無抱怨。

但是,三天之後,周恩來與陶鑄、李富春一道向毛澤東彙報工交座談會的情況後,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關於這次彙報的情況,目前並沒有原始的檔案材料,多是引述輾轉傳達的內容,而且說法不一,前後抵牾。不過,座談會上表現出來的情緒和提出的主張正好與毛想把文革這把火引向工礦企業的意圖背道而馳,令毛大為惱火,則是可以肯定的。再加上這時中央文革的王力在私下已經向周打了招呼,告以毛對陶鑄的種種不滿,批評陶鑄提出的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級黨組織和老工人的觀點是錯誤的。很顯然,工交座談會觸怒了毛,陶鑄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場風暴即將來臨。

在這種情況下,善於在政治浪濤中弄潮的周恩來立即隨風轉舵,採行順守之道,有意和工交座談會一上的論調保持距離,同時儘力說服掩護他的部屬退卻。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再一次到工交座談會上講話時,不再提“為了保衛黨和國家的利益,個人被衝垮了也要毫無抱怨”一類話了,而是強調說:“浪潮來了,要站在浪潮的頭裡,因勢利導叫形勢搞下去,才能領導,背著浪頭會被浪頭衝掉”,既然已經“擋不住,不如疏導”。並語重心長地表示:“這個懲罰是我們過去造成的。我們不來承受誰承受?我們不來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不來入虎穴誰入虎穴?”周氏的這一番話可謂五味俱全,意在言外,把他的為人處世之道和在政治上隱忍退避的順守哲學表現得淋灘盡致。

後來的事態發展果然不出周恩來所料。根據毛澤東的決定,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名為聽取工交座談會的彙報,實則展開圍攻批判。林彪親自出馬,坐鎮會議,連劉少奇、鄧小平這樣早已靠邊站的人都被叫來與會。會上,中央文革的成員輪番上陣,集中向陶鑄、谷牧等人開火,指責他們以生產壓革命,“代表了一小撮走資派的情緒”。會議接連開了三天,最後由林彪作結論,說這次工交會議是完全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需要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如果完全從生產收穫的多少來評議文化大革命的成敗,那是大錯特錯的!大概是奉毛之命,林彪還專門敲打了周恩來一下,針對他不久前說過的運動形勢是“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勢不可擋”,指出現在不應該是擋不擋的問題,而是主動迎接的問題,不是剎車的問題,而是要擴大的問題,要讓這場革命席捲全國每一個領域。

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被稱之為“萬噸水壓機”。在政治高壓下,與會者紛紛作了檢討。首當其衝的陶鑄在發言中有意識地出面承擔了“堵”、“壓”工廠、農村開展文革運動的“主要責任”,表示:這次會議把我這個蓋子揭開,中央拿我這樣一個例子來批判,來教育各地,我看很好。實際上,陶鑄是在代周恩來受過,頂下了本來應該由周出來承擔的責任。關於周本人在會中的表現,當事人谷牧這樣回憶道:

令人尋味的是,林彪主持的這三個半天會,周總理雖然參加,但在會議進行中很少說話。直到林彪作了長篇批判講話後,他才講了一番話,主要是談過程,說他們(指我們這些人)有一個最大的擔心,就是怕運動影響國民經濟建設,反過來再影響運動的進展,我多次找他們談過話,但他們還是轉不過彎來,所以在這個文件中,又出現了這方面的觀點。總理的這些話是在為我們開脫責任。

既然自己主管的事情闖了這麼大的“禍”,周恩來就不能不對毛澤東行所交代。會後,他把工交座談會的彙報提綱送給毛看,不過並沒有站出來為此承擔責任,也沒有給陶鑄等人開脫,聽由他頂下全部的責任,相反還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係。他在給毛的書面報告中,以超身事外的口吻寫道:“這是谷牧同志在十二月四日政治局會議上的書面報告。它集中地代表了這次座談會上的共同認識,也暴露了工交戰線上對兩條路線鬥爭的錯誤立場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幾位同志特別是文革小組同志的嚴厲批評,使他們開始有了覺悟。最後,林彪同志做了結論,認為座談會是失敗的。但在政治局會議上暴露出來受到批判又是好事,問題的關鍵在於領導。要看個人回去後能否通過實踐和鬥爭,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毛澤東對周恩來這種不關痛癢的表態並不感興趣,也不想追究他的責仟,他這時所感興趣的是儘快將陳伯達起草的中央關於工礦企業開展文革運動的新規定發下去。不過,完全清楚周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毛澤東也下想輕易放過他去,隨後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幫助”陶鑄。

陶鑄原來是中南局第一書記,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後上調中央,接替彭真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又被破格拔擢,進入中央常委,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當初,毛澤東看重陶鑄是因為他在歷史:他與劉少奇有過節,再加上為人耿直,敢於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來作為他於中對付劉少奇的一門大炮。但是,陶鑄到中央後的表現,卻讓毛澤東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處處跟著周恩來走,有意識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離。更讓毛不滿意的是,陶鑄非但沒有成為一門向劉、鄧開火的大炮,相反還總是和他本人的意圖頂牛,在運動中屢屢充當“保皇”和“滅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斷告狀,說他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負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裡。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陶鑄日益反感,認為他已經成為運動的絆腳石,遂決定批陶,為下一步運動掃清障礙。

順便一提的是,陶鑄當時對文革的女掌柜江青確實不大買賬,甚至敢於當面頂撞她,當然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這在文革那個年代的中共領導層中是很少有的。陶鑄曾對他的妻子談起過這一點:

“你不知道,江青對我們,經常像孫子那樣訓斥,總是命合的口吻,真是讓人受不了!”

周恩來當然明白毛澤東讓他主持批陶會議的目的,不光是殺雞給猴看,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對他的考察。同時,他心裡也很清楚陶鑄是在代己受過。的確,陶鑄到中央來的時間不長,卻一直視周恩來為自己的師長和領導,處處尊重,遇事請教,成為周的得力助手。在許多問題上,兩人觀點一致,配合默契,運動中的不少事情都是他們兩人共同商量後,由陶鑄出面辦的。而且陶鑄一直處在運動的第一線,為周擋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擔了來自各方的壓力。從內心說,周恩來是很感激陶鑄對他的支持的,也願意身邊有這樣一個人能為自己分憂解難。所以當社會上出現炮轟陶鑄的浪潮後,他一直明確採取保的態度,舌焦唇燥地勸說造反派不要這樣搞。

比如,當北京醫學院紅衛兵因陶鑄曾出面保過衛生部黨委而包圍中南海,要求揪出“暴發戶”陶鑄時,周恩來曾幾次出面做工作,說:陶鑄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員,為什麼不能來中央工作?“把第四號人物揪出來”,這是什麼口號?你們是怎樣看待毛主席的學生和戰友的?你們這樣寫,我不同意,毛主席捫林彪同志也不會同意。

但是,當毛澤東決心要批陶鑄時,周恩來在“保持晚節”心態的驅使下,縱然有心想保陶鑄,也不敢違抗毛的意旨,只好讓陶鑄先“顧全大局”了。以周的閱歷和見識,並非不知道唇亡齒寒的道理,但他卻沒有對陶鑄援之以手,站出來為他緩頰,反而硬著頭皮充當了批陶會議的主持人,讓陶鑄為自己背黑鍋,聽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馬。在這件事情上,充分顯露了周在政治上明行保身的為人,是欠了陶鑄賬的,而他本人也很快便嘗到了孤軍作戰的苦頭。

在這次批陶的會議上,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馬出動,按照預先的布置,輪番上陣,向陶鑄開火。先由王力、關鋒、戚本禹打頭陣,然後張春橋、姚文元橫掃,最後主將出場,江青、陳伯達、康生進行重點批判,為陶鑄所犯錯誤的性質定調,給他戴上了兩頂帽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和“劉、鄧路線的代理人”。一個星期後,陶鑄即被江青,陳伯達在群眾大會上點名打倒。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晚年周恩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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