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原發表於2015年。2018年8月2日又重發在《國家利益》網站。原文連結：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are-we-ready-if-china-suddenly-collapsed-27652
數周以前，AEI學者麥可·奧斯林（Michael Auslin）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講述了他與一位資深中國學者的私人晚餐。席間，這位中國學者宣稱中共已經到了崩潰的最後關頭。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核大國的政治崩潰可是非同小可。華盛頓應該對此有何作為？首先是要走出自己的政治小圈子，與被邊緣化的中國民眾建立聯繫，為中國人權問題仗義執言，向中國民眾展示美國"與中國變局的道義上的利害關係。"即便中共在未來數年沒有崩潰，這些措施也能幫助美國的決策者"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相對中國潛在的政治動盪和治理結構崩潰的規模而言，這些措施似乎顯得有些雞毛蒜皮。據奧斯林所述，這位匿名的中國學者和那些認可這些措施人認為，這些初步的措施是給中國民眾的一個明確信號，即華盛頓一直並仍將站在他們一邊。不過，如果中國民眾的不滿最終葬送了中共，口頭上的支持不會讓中國民眾對美國心存感念。在另外一場至少與1989年的全國性抗議規模相當的危機爆發時，行動而不是言辭將是衡量美國對未來中國道義關注程度的尺度。
要為可能導致中共崩潰的政治危機做好準備，需要研究和計劃兩方面進行更加認真嚴肅的努力。在危機到來之前，與中國的打交道的思維模式中必須包括預想一個沒有中共的中國的能力，以及分析中國事態走向的能力。數以萬計的抗議示威提醒人們，儘管中國已經崛起成為一個國際強權，這個國家依然存在可能導致政治地震的斷裂帶。面對如此種種的預警，無視可能導致政權更迭的潛在可能或是無視任何其他可能威脅現政權的政治危機，以及無視北京將會採取何種措施防範此類危機的發生，都是一種道義過失。
這些工作的目的在於，當中國危機出現並蔓延全國的時候，減少決策者面對的不確定性，並且確定華盛頓可以用何種方式和在那些抉擇關頭可以影響中共的選擇。如果沒有做出努力減少不確定性，對未知的恐懼將很可能驅使美國的決策者在是否支持中國政府的問題上做出決策盲目無知而非信息充分且深思熟慮的決策。
此類研究首先採取的步驟之一是確定中國社會內部的凝聚力和離心力。中共利用掌權的六十多年時間肢解中國的民間社會並將它自己的勢力安插進所有可能成為政治勢力的團體。那些拒絕合作的團體，比如法輪功，都最終淪為政權的棄兒和追剿對象。初生的公民社會和活動團體在中國疊床架屋的官僚體系迷宮的盲點裡僥倖生存。如果華盛頓試圖獲得"道義籌碼"，就必須理解中共之外的中國政治文化。
2003年，在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前，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就薩達姆·海珊倒台之後的伊拉克政治前景編制了一份評估報告。這份文件採用了自1980年代早期開始的定期分析報告提供的最新資料，準確分析了後薩達姆時期美國管制下的伊拉克爆發的教派衝突和國內分裂。不過，甚至不清楚當前能否對中國做出這樣一份報告，更不用說以某種準確的方式。這樣一份報告不會是關於維吾爾人或藏人，而是有關12.4億必將決定中國專制或民主化未來的漢人。
第二，要建立、維護並及時更新一個中國領導層（包括他們的家人）的資料庫，其中包括一些關鍵要點，諸如可以被凍結的海外資產，以及他們的電子和電話聯繫信息。美國政府一定像彭博社和《紐約時報》一樣有能力獲取此類信息。一旦中共土崩瓦解，那種緊張的局面勢必讓眾多幹部們開始考慮他們個人和家人的福祉而不是黨的存亡。在生死攸關的時刻，每個人都會關注自身安危並尋求一個逃出生天的機會，中國的體制性凝聚力很可能因此搖搖欲墜。在這種形勢下，對北京決策的影響力將會是高度個人化的，而如果華盛頓試圖左右事態的走向，那麼有能力接觸中南海里的決策者個人以及省級領導人和安全官員並打造某種激勵機制將是至關重要的。
如同公司和非政府組織的資料庫，這個項目中應該附帶有（中方人士）與美國官員和其他政要會晤的記錄。通過這些記錄，華盛頓方面可以了解哪些人可能有現成的關係，並在形勢需要的時候可以應美國政府的要求去接觸中國官員（這或許還有助於一些常規談判，在這些談判中，中方談判人員總是顯得比他們的美國同僚做了更多的功課）。這也要求白宮方面在有關和北京打交道的問題上必須保持誠實，至少是對美國自己的官僚體系——在美中關係問題上白宮並非一直如此。
第三，判斷中國內部維穩能力，包括國內的情報和武警實力，對於了解動盪是否正在接近臨界點極為重要。絕大多數有關中國未來的研究經常假定這個國家的維穩體系會運轉良好，而沒有認識到他們保衛政權的能力取決於涉及公民活動人士和技術兩方面因素的動態平衡。如果政治變動以大規模群眾抗議的方式在中國出現，就說明那些有關一支忠誠而幹練的維穩隊伍的假設是不成立的。
與此相關的是，任何軍隊干預的決策即便不涉及到習近平領銜的最高軍政決策機關——中共中央軍委，也至少會涉及到解放軍各總部。一旦中央下達了命令，軍隊領導人就必須做出決定——支持現政府，自己掌權或是靜觀其變？儘管絕大多數解放軍軍官都是中共黨員，但是自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以來，這兩個組織之間的關係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毛和鄧的時代，中國領導層都是由軍政雙重精英主導。解放軍或許正在形成一種專業認同而區別於它的政黨認同。中國迅猛的軍事現代化一直要求軍官接受更好的教育和更加專業化，而軍隊深處封閉的大院，相對而言孤立於社會並且缺乏共同的社會經驗更加強化了這一趨勢。如果解放軍的專業化加強了解放軍應該成為一隻國家軍隊的想法，那麼美國決策者必須了解——他們必須了解哪些人有這樣的情緒。
第四，當個別騷亂事件開始蔓延為一個更大規模危機的時候，美國決策者和分析人士需要推斷北京可能面對的決策選項。首先，中共領導人勢必要做出評估，判斷示威活動是否可以通過收買或抓捕抗議行動領導人而被瓦解。或者在騷亂向其他更多地區蔓延之前，能否對其進行封鎖隔離並局限於當地。北京隨後面對的一系列決策選項包括是否允許地方和省級政府部門在不牽扯中央領導層的情況下自行解決危機。由於複雜的機構設置，跨司法管轄區域的橫向合作幾乎不可能，那些跨省區的大規模抗議將要求中央介入協調行動。了解其中的運作機制以及在不同層級由何人做出決策對於影響事態的發展將至關重要。即便不能獲取新的信息，這個運作流程中的某些部分和關鍵決策點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重要的事情在於對其進行詳細的描述，同時還必須牢記沒有所謂的最終答案。用艾森豪總統的話講就是，詳盡的計劃或許毫無用處，但沒有計劃是萬萬不能的。
第五，美國政府需要找到方法與中國民眾保持溝通，北京方面已經著手切斷國際溝通渠道。長城防火牆或許並非密不透風，徹底封閉中國的網際網路也並非易事，但正如最近干預VPN服務所說明的，中國能使得通過網際網路進行交流和傳遞信息變得極為困難。僅僅在網絡上進行美國的宣傳努力而沒有其他後備選項，充其量也就是有勇無謀的蠻幹。如果找不到有能力規避言論審查的備選方案，那麼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就是保持在緊急狀態下向中國發送無線電廣播的能力。
最後，應對這種偶發事件所需要的那種針對性的情報工作或許還沒有開展。如果當前美國的情報搜集和分析機關——包括美國外交部門——不適合承擔這些任務，那麼適當地重新考慮如何積累有關的專業知識、如何搜集和處理情報以及如何管控中國國內的政治危機則是需要現在就開始著手的事情。這裡的問題未必是做出多大數量的努力——如同有些人宣稱美國情報部門所需要的那樣——問題在於明確目標並不斷努力保證上述措施的可持續執行。這些工作將要求決策者直接參與，因為他們有能力搜集到有關的個人資料，而且情報工作的邊界是由決策需要決定的。
如果華盛頓對中共正在走向垂暮感到憂心，那麼要想明確自己在中國的變局中的道義利害，除了關注其日常的政策制定問題之外，還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來理解中國的政治圖景，並在中共領導人再次對他們的民眾扣動扳機之前對他們施加影響力。若無未雨綢繆的準備，美國和國際其他領導人會發現動盪的中國前景令人不寒而慄，或許會認為中國的崩潰是"不可承受之重"。他們甚至會像1989年那樣袖手旁觀，不知道最佳行動方案，也不了解如何對中共領導人的決策施加影響。這或許也沒錯，但是如此重大的決策不應該是基於盲目無知、先入為主的心理想像或是危機爆發時收集到的零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