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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越貨喪盡天良的「土改」

毛澤東有句名言:“我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有人說毛少年時代最愛的小說是《水滸》,可能那上面的打家劫舍,濫殺無辜,無法無天的綠林好漢,在毛的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所以遠在1927年,毛就在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吿》一文中,大聲讚美敢在“少奶奶牙床上去打滾”的農村痞子的流氓惡行是“好得很”。而在他進入中南海登上龍位後,對以“革命”的名義進行殺人搶劫的“土改運動”,更是情有獨鍾,大抓特抓。筆者“生不逢辰”,少年時正遇上這場大災禍,但也有緣目睹耳聞了這場浩劫的許多情景。雖是冰山之一角,亦管中窺豹可見一斑,寫在這裡為歷史作點佐證。

本來所謂“土改”,就只是對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一次重新分配。是根本用不著流血的。世界上許多地方(包括台灣)都用的是和平的方式,由政府從原先土地擁有者(即中共所謂的“地主”)手中贖買過來後,再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結果皆大歡喜,更不會有人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然而毛澤東為了給他竊國奪權披上神聖合法的外衣,硬說這是一場什麼“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堅決反對所謂“和平土改的錯誤傾向”,無中生有地編造什麼“地主殘酷壓迫剝削農民”的種種謊言,神話,人為地煽起仇恨,然後不僅沒收地主的土地,還將人家進行生產活動有關工具的如耕牛、農具、種子、肥料之類通通搶走。更要霸佔別人的住房,奪走糧食、衣被、金銀、玉器、字畫、鈔票……凡是能吃、能穿、能用、能賣,特別是值錢的東西,通通洗劫一空。這幫痞子流氓對地主及其家人更隨意綁、吊、斗、打,強姦、霸佔地主家的青年女子,對地主進行人身侮辱,虐待,施以跪石渣,夏日火烤,冬日風吹或冷水澆淋等酷刑。當時中共的所謂“土改工作隊”就可批准殺人。這都是眾所周知的歷史。在窮鄉僻壤的農村中,中共煽動一幫遊手好閒、又想發財的農村痞子流氓,“合法”地殺人越貨,手段殘忍,喪盡天良,令人髮指。下面是筆者所見所聞之事,掛一漏萬,記錄在此。

邱國軍:槍斃前“十指燃香”

四川高縣小寨壩有個地主叫邱國軍,家中有幾十畝田,被劃為地主。又因此人在當地開了一家旅館,在窮鄉僻壤痞子們的眼中,邱國軍似乎就是當地首屈一指的,比爾蓋茨式的大富豪了,於是逼著他交出浮財金銀。他把什麼錢都拿出來了,還過不了關,硬說他是“頑抗”。將他綁在樹樁上,雙手十個指頭,全部包上棉花,棉花里澆上桐油。然後引火將棉花點燃。十個指頭變成了點燃的“香”。故名“十指燃香”。邱國軍凄厲的叫聲慘不忍聞,最後痛死在樹樁上。死後還瑤說他“與人民頑抗到底”,死了,也要拉出去“槍斃”一回,以顯示土改的威風。

現代版的東郭先生——“范瞎子”

在我的故鄉成都市西外,離我家不遠的洞子口鄉九里堤村,土改中一個姓范的地主,一生勤勞節儉,晚年才掙得幾畝田地。此時他己年老體衰,視力極差,人稱“范瞎子”。就是這樣一個靠勤勞而掙點財產的人,土改一來,也饒不過他。田土全被沒收了不說,硬要逼他交出金銀“浮財”。他哪有什麼金銀,交不出來,土改工作隊的人便把他交給農民去鬥爭。這些人在冬天把他全身衣服脫光,跪在“風”穀子的風機面前,幾個農村壯漢換班使勁搖動風機,冷風對著他一絲不掛的身上吹。你不交金銀,就不停地吹。五十幾歲的老人怎麼受得了。一天下來便渾身凍得僵硬。回去發高燒死掉了。在斗“范瞎子”時最起勁的就是一個姓彭的單身漢,此人三年前窮得在路旁討飯,“范瞎子”看見了可憐他,收留他在家作長工,范有個老婆是續娶的,才三十多歲,這個姓彭的便經常與之眉來眼去,是否“紅杏出牆”,外人背後議論甚多。到土改時這個姓彭的,成了土改的“積極分子”,他硬是不依不饒,硬要說“范瞎子”藏有金銀,最後把“范瞎子”整死了,不幾天,范的老婆就和彭睡在一起了。這不知是整“階級敵人”,還是整“情場敵人”。

女性地主的悲慘:無法叫出名字的酷刑

中國的女人,在戰爭,禍亂中歷來比男人受害更深,受辱更重。而且在受害時往往成為加害者用以糟蹋取樂的對象。據有文字史料的記錄,自隋以後就有對女囚犯實施裸刑的記載。所謂“裸刑”就是在處死女囚犯前,將女囚全身脫光,進行凌辱後再進行殺害。如果女囚是反抗當時統治者的政敵,其手段更為殘忍下作,如將女囚雙乳割去後再加以處死等等。文革中的女高中生李九蓮,因“惡毒攻擊”“林副統帥”被處死後,拋於郊野,任人奸屍割去雙乳,應是“裸刑”的續篇和姊妹篇吧!

土改中,山鄉的痞子們,雖未必讀過有關裸刑的史料,但他們對女人身體隱私處的邪惡“性趣”,決不會因不識字而落於人後。所以當女性地主落在他們手上,由他們來“批鬥”、處置時,他們絕對不會白白“浪費”這個天賜的“良機”。而且會將其邪惡的獸性發揮到令人難以想像的“高度”!

川南筠連縣原沐愛區中心鄉,一個三十餘歲的李姓女地主(當時中國農村中不少女子只有姓氏而無名),容貌姣好,鄉村痞子常對其垂涎三尺,卻無計可施。該女自成人後一直信佛,長期素食,不沾葷腥。土改中,幾個農村流氓借“鬥爭地主”之名,對她進行百般侮辱戲弄後,猶覺未能“盡興”。於是弄來幾塊肉,叫這女子當眾吃下。並且振振有詞地說:“現在毛主席,共產黨來了,要打倒封建迷信,不准你再吃什麼素了,馬上給我開葷,把肉吃下去。”李姓女子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死也不肯吃。先是被拳打腳踢,後又強行把肉往她嘴裡塞。剛烈的她,把塞進嘴裡的肉吐在了痞子們的身上,臉上。一個流氓獸性大發,抓來一條黃鱔,當眾扯下李姓女子的褲子,破口大罵道:“你上面不吃葷,老子給你下面開個葷……”邊罵邊將黃鱔塞進了李姓女子的陰道!其他幾個痞子也幫著作惡扯手按腳。李姓女子在屈辱、羞憤和極度驚恐中被活活弄死。

古代裸刑的威風,納粹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殘忍,在這幾個流氓痞子的面前,都變得黯然失色了!多麼偉大的“土改”,多麼偉大的“中國特色”!我無語,更無法叫出這是什麼“刑”。

一家母女雙雙慘死

成都近郊九里堤村有個女地主,人稱何二嬸,其夫是國民政府的軍官,隨軍去了台灣。她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叫何琳,小女兒叫何娟。何琳的丈夫是國軍的飛行員,1949年她隨夫去了香港。何娟留在成都當教師,二十齣頭,尚待字閨中。土改中,村農協會硬說何二嬸私藏有金銀要她交出來。何二嬸跪地叩頭求饒,也根本無用。

這時村農會中有個姓姜的農民武裝民兵班長,原是個鄉村中的小混混痞子。見此情景頓時感到機會來了。他見過何二嬸的小女兒何娟,是個身材苗條清秀美麗的姑娘。不過他除了斜起眼睛多看人家幾眼,背後說幾句下流話過點“嘴巴癮”以外,就只有在被窩裡自己去做點“性幻想”的美夢。但現在自己“翻身”了,機會終於來了。於是他便跑去對土改工作隊的人說:“何二嬸最愛她的小女兒何娟,何娟在城裡教書,只要把何娟抓回來一鬥爭,何二嬸為了疼女兒一定會把什麼錢都交了出來。”這土改工作隊也是有任務的,如果收繳的地主“浮財”完不成上面下達的任務,不但得不到表揚,提升,還會被批判搞“和平土改”,思想右傾,弄不好自己都得丟飯碗,所以“管他黑貓白貓,只要能把地主的銀子弄出來就是好貓”,便同意了這姜痞子的“建議”。

那時要抓一個人,既不需逮捕證,也不要什麼傳喚證,只消村農協會寫張白條蓋個農協會的章就行了。姜班長就這樣輕而易舉的把一個還在課堂上給學生講課的小何老師抓回村裡來了。農民協會不過是個群眾團體,就象釣魚協會,登山協會一樣,竟然可以抓捕人,這也許又是中國特色吧!何娟被抓回村以後,姜班長和他的幾個狐朋狗友,先是逼著她去“勸”她母親何二嬸交出私藏的金銀。這金銀天上不落,地下不生,沒有就是沒有,拿什麼來交?於是他們就說何娟思想頑固,要來給她“端正一下態度”,也就是鬥爭她。他們幾個人把何娟弄到一間屋裡去,對她似乎特別“客氣”、“照顧”,既不打,也不捆。幾個人你拉一下,我扯一下,這個撞過去,那個抱過來,借口何娟身上藏有金銀、鈔票,進行“搜身”檢查,乘機就在人家身上亂摸亂捏……用盡了猥褻、調戲、侮辱的各種手段。此時何娟這個弱女子,如同一頭羊,落在狼群中一樣,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答,鬥爭地主的女兒誰敢來過問?何娟老師不堪凌辱,最後投水自盡。一個有知識的花季少女就這樣凋謝了!身後還落得一個“堅持反動立場,自絕於人民”的罪名。何二嬸痛斷肝腸,幾天不吃不喝,終於也隨女兒一道去了。土改中整死一個地主比踩死一隻螞蟻還簡單。誰也不會來過問,誰也不敢來過問!

“匹夫無罪,懷石其罪”的劉洪發

位於川滇交界的雲南省鹽津縣興隆鄉境內,有一個窮山溝叫龍塘溝。此處真堪稱窮山惡水,地瘠人貧。在一條十來里路狹長的地帶內,全是斜坡地,田就更少。一畝坡地的玉米產量只有四百來斤,一畝田的黃谷產量不過三百多斤。因為自然條件如此惡劣,就像現在人們常說的是個“不適宜於人居住的地方”。所以稍微經濟條件好點的人都不在那裡居住。幾個擁有一點土地的人,都搬到鄰近的四川省境內居住,把田土租給當地的農民耕種。在這裡先要說明的是,當時所謂的地主收取租金,只收秋天一季,而且只收田內之租,其餘土內的糧食、蔬菜、山林、以及春、夏二季的收成,全歸農民所有,地主分文不沾。比起“我黨”的“人民公社”收了幾十年的“公糧,統購,八大提留”,地主收的那點租,還不及這些苛捐雜稅的一半。現在的青年人根本不知這些歷史的真相,反而相信了什麼“農民一年累到頭,收成全歸了地主”的胡說八道。

正因為如此,所以龍塘溝當地農民只在秋天才看見田土主人來,收了租金就走了,因而這些所謂的“地主”究竟家住何處,農民都不清楚。開始土改後,住在四川的地主,當然不會再回雲南的龍塘溝去收租了。何況當地交通極端不便,信息閉塞,那年代更不可能有手機號碼聯繫或E-mail郵址可查。而這些所謂的地主,都是些只有薄田數畝的升斗小民,且跨省而居,混入茫茫人海,你上哪裡查去?但土改是政治任務,抓不出地主來打倒,鬥爭,那不成了“和平土改”?那豈不成了天大的政治錯誤?

政治運動的厲害,就在於它可以“搜索”出鬥爭的對象,“製造”出革命的“敵人”。於是經過當地土改工作組深入發動群眾,排查摸底,對比分析等一系列“艱苦紮實”的工作,終於在當地普遍窮困的農民中,發現了一個“階級敵人”——地主。

此人名叫劉洪發,時年約四十來歲,他家祖上遺留給他有幾畝斜坡山地,每年可收玉米約2000市斤;另有一點水田,每年可收稻穀約300市斤。劉洪發一家五口人,有幾間破草房,又矮又爛,恰似元曲中唱的“青山正補牆頭缺,綠樹偏宜屋上遮”,四面透風,夏暖冬涼的樣兒。就這麼一個窮人,只因祖上給他留下了幾畝田土的“罪惡”財產,雖然劉洪發一家自耕自種,但比起當地那些無田無地者,也就成了“鶴立雞群”的“拔尖”人物了。於是一下子劃成了“地主”!

下面就不用說了,沒收土地、耕牛、農具,還要勒令他交出金銀浮財。我的天,他哪裡有什麼金銀!?於是被視為不老實,抗拒從嚴,捆、斗、打、吊,諸刑伺候。整了十多天,活活被打死,死時還捆吊在樹上。

嗚呼!“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固已冤枉至極。而劉洪發“懷”中的根本不是“璧”,只是一塊破石頭,卻招來殺身之禍。恐怕從今而後,中國的成語都得修改為匹夫無罪,懷“石”其罪了,真是令人慾哭無淚的黑色幽默!

佛門經典中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禪語,體現的是悲憫的博大胸襟。而劉洪發遇到的卻是“你不當替死鬼,誰當替死鬼”,這大概體現的是革命政治運動的偉大吧!

農民、地主兩敗俱傷的結局

時至今日,那些犯下令人髮指罪行的作惡者。還未看見有誰因此而受到過什麼懲處。所以後來文革中,才會出現把“階級敵人”宰殺來吃掉的名符其實的“吃人”慘劇,才會有對“黑五類”滅門、屠嬰的驚人暴行。

這場土改在黨的教唆領導下,通過痞子們的“努力”,徹底摧毀消滅了中國農村中的精英——鄉紳階層,用粗俗的痞子文化取代了士紳文化,也把大量的民間財富搜刮一空,其中90%以上都流入黨國官府手中,少數殘湯剩菜如衣被,農具,日用品等物,農民也確實得到了一些好處。尤其是農民按人分得了田土,還鄭重其事地頒發了所謂“田契”(也就是土地所有證)給農民。上面蓋有鮮紅的官印。並說:“這田土就永遠歸你所有了,這是黨和毛主席的恩情啊!”許多農民真是感動得痛哭流涕,高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但他們哪裡知道,這是毛太祖欲擒故縱,欲取先予的“偉大戰略部署”。還沒等農民高興完,農業合作化運動便接踵而至,不過五、六年時間,“人民公社”手段更加厲害,不僅將土地、耕牛、農具等生產資料,甚至鍋盆碗盞都一下全收歸“集體”所有,實際上就是黨國所有了。什麼“田契”,廢紙一張!農民變成了一無所有的農奴。農民才如夢初醒,但一切都晚了。1959至1961年間,中國農民被活活餓死三千多萬。劉少奇也急得向毛澤東說:“人相食,是要上書的啊!”我當時親耳聽見一個農民憤怒地罵道:“我們現在窮得來仰起睡,還有條球(指男性生殖器),趴著睡,球都沒一條!”話是粗俗了點,但卻不是假話。

就這樣,以“土改”的名義,共產黨將土地從地主手中奪走,很快便消滅了私有制,使中國農村陷入長期的貧困,但共產黨還要餓著肚子的農民對它感恩戴德,通過憶苦思甜來“控訴”舊社會地主的“剝削”罪惡,但是,人們對剝削的理解,卻是在“新社會”建立起來的,毛澤東一邊讓農民餓肚子,一邊在全國各地修建行宮,勒緊腰帶大建軍工企業,這些企業後來大都被廢棄在山溝里。

就是在今天,當山西的黑磚窯奴工事件被曝光而震驚世界之時,人們同樣可以見識真正的剝削,接著又是更加震憾人心的東莞童奴工。那些既是地主,資本家,又是村官,地方官的黑奴主,其剝削之殘酷,手段之兇狠,頓令“萬惡的舊社會”也黯然失色,而且,正是“低人權”的優勢,撐起了所謂的中國製造,“新中國”的工人連組建工會的權利都沒有,更不要提什麼農會。此時人們才明白,所謂的周扒皮、黃世仁以及與之對應的高玉寶、喜兒,過去僅是政治宣傳中,文人的妙筆生花的“碩果”,現實中反倒比比皆是。讓我們來讀讀一個有良心的中國詩人的這首詩,作為本文的結束語吧:

誰雲多難便興邦?邑有流亡嘆小康。

遍野盡哀高玉寶,豈因一個世仁黃。

紅包續得紅旗譜,白骨堆高白玉堂。

五十八年誇解放,黑窯奴在黑工場。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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