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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為什麼西方政府越來越窮 中國政府越來越富

在全球化進行了一段時間以後,如果我們說,以前我們中國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麼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著世界的命運,決定著全球化到底是趨向於一種良性的進步,還是趨向於劣幣驅逐良幣。

【編者按】這是2018年4月2日晚,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秦暉在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發表了題為"21世紀的全球化危機"的學術演講。在CEO書院公號發表時題目為:《清華大學教授秦暉:關於川普,90%的人都看錯了》,在本公號發表時有刪減。昨天我在音頻日記中導讀了這篇文章,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翻昨天的音頻。秦暉老師這篇解釋了今天中美貿易戰以及中國和西方世界衝突的歷史背景。如果說,以前中國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麼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著世界的命運:是中國世界化,還是世界中國化。(張宏傑)

從兩三年前開始,就是2016年吧,大家就開始感到,有很多異乎尋常的事情發生。第一件事,英國脫歐,這個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再就是,美國選出一個既不是傳統左派、也不是傳統右派的川普。

特郎普有強大的民意基礎

那麼到底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呢?英國脫歐和川普上台這兩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們過去傳統意義上的左右派來稱之。於是這兩年這個詞用得特別廣泛,就是"民粹",populism。

那麼什麼叫做民粹呢?人們現在用這個詞來描述那種既不是傳統的左派,又不是傳統的右派,很多人感到很危險,但又有強大民意支持率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就可以叫民粹。

人們經常談到的民粹主義現象是,一些政治領袖不承認選舉結果,然後組織遊行示威、街頭運動,想推翻程序性的民主選舉的結果。

但不管是左翼民粹主義還是右翼民粹主義,在川普當選的這件事情上,實際上我們都沒有看到。

因為在川普當選前和當選後,我們既沒有看到多少街頭運動的影子,也沒有看到他對個人自由、言論自由有什麼樣的打壓。川普當然很不喜歡有些傳統媒體,比如說他和《紐約時報》的關係就很糟糕,但所謂糟糕,也僅僅是不喜歡,他沒有能力去封閉那些報紙。而且在他當選引起的一些後續反應中,你也看不出來他特別擅長於煽動街頭示威。如果說川普當選之後確實出現過一些傳統的民粹主義行為,比如街頭運動、校園暴力,這些事情其實是反川普的人做的更多一點。比如,川普當選之後,有一個比較右翼的人士要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演講,結果因為發生不明人士引發的暴力事件,演講被迫取消了。像這樣的暴力事件,真的就是民粹主義了,但川普在競選過程中並沒有搞這樣的事情。

長期以來,對美國的選舉制度或者對整個西方民主,一直有來自左右兩方面的強烈批評。左翼的批評是說,我們要真的民主,美國這種選舉民主是假的,為什麼呢,因為選民是會被操控的。那麼被誰操控呢?一個是被金錢操控,就是說選舉是要花錢的,誰有錢,誰願意花錢,誰就能贏得選舉。第二是說,選民比較容易被媒體操控,這也是有人說西方民主虛偽的所指。

可是在2016年美國大選的過程中,我覺得恰恰在這兩點上都相反。我們知道,川普本人在選舉過程中花的錢遠遠沒有希拉里多,只有希拉里的六分之一。假如美國選舉是金錢操控的,希拉里花錢更多,她應該當選才對,但結果是川普勝選,你怎麼能說美國的選舉是金錢操控?再說到媒體,大家知道,美國媒體基本都是反川普的。此外,美國的政界,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主流派,都是反他的。美國的商界,不管是東海岸的華爾街還是西海岸的矽谷,基本上都是反他的。美國的學界就更不用說了。

也就是說,川普是在競選資金和媒體支持這兩方面都處在劣勢的狀態下,在美國主流的政界、商界和學界都不看好他的情況下當選總統的。在各方都不看好他的情況下,美國老百姓還是選川普為總統。你能說他們是被誰操控的呢?如果你要說美國選民是沒有主見的,純粹是被別人忽悠的,那我覺得,你說別的選舉是可以的,這次選舉就很難說了。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看川普勝選的全過程,我們真的很難說,他的勝選和民粹主義有什麼關係。事實是,在資金、媒體支持都不佔優勢,在政界、商界、學界主流意見都不看好的情況下,川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總統寶座,粉碎了美國民主受金錢和媒體操控的神話,證明了美國的國家權力確實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國絕不是虛偽的。

但是,不是虛偽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們可以說,川普的勝選在程序上確實體現了民主的勝利而不是民粹的勝利。

因此,說穿了,人們對川普的當選以及對他當選之後很多政策的不滿意,實際上是人們對美國現狀不滿意或者說是一種無以解釋的憤怒或困惑的反映。川普當選和英國脫歐等令人大跌眼鏡的事情一樣,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時代,人們對如今這個"亂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結果。由於不知所措,所以他們對左派的主張失去了信心,對右派的主張也失去了信心,於是就選擇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東西。川普的言行不正確,其實正是以往正確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彈。

皮凱蒂指出了問題,但解釋無力

為什麼全球化走向了當下這種令人困惑的境地?

我們知道,西方世界在九十年代初曾經是非常樂觀的,最典型的就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講的所謂"歷史的終結"了。民主陣營在一戰、二戰之後又贏得了冷戰,他們認為自己贏得了最終的勝利。但是二十五年之後,他們似乎又從極度的樂觀,變成了深度的悲觀。

其實歷史上不是沒有類似的現象。1918年,一戰剛結束,包括中國人比如陳獨秀在內,當時的人們也是非常樂觀的,但是後來變悲觀了。一戰後,幾大帝國紛紛解體,整個歐洲地區出現了大片憲政民主國家,但到三十年代,它們中的絕大多數成為"民主失敗"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樣變為左派極權國家,就是像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樣變成右派極權國家。

這些現象和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看到最近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比如2010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原來大家認為那是阿拉伯國家實現民主的大潮,實際上演變為一場原教旨主義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比如2010年前後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比如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大家知道,前幾年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出過一本書叫《21世紀資本論》,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這本書提出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就是西方的貧富分化在重新加劇。這個問題,以前人們都認為是不存在的,至少不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因為很長時間裡,七八十年代時,人們認為西方已經演變為工會強勢、高福利、既自由又平等的一種社會。但是現在,皮凱蒂這本書說,西方內部的不平等、兩極分化又開始嚴重起來。

這本書當時引起了一些爭論,這個爭論還是在知識界,可是川普的當選和這本書引起的問題是直接相關的。為什麼呢?因為現在人們已經知道,支持川普的人就是美國的窮人,當然特指白種窮人。少數族裔不太支持川普,部分華裔除外,黑人、墨西哥人大多也不支持川普。支持川普的美國人的確主要是藍領白人。這些人對川普的支持起了這麼大的作用,確實令人感到,皮凱蒂當年提出的問題是非常之引人注意的。

我們知道,長期以來,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右派強調市場競爭,這是最主要的;他們認為競爭能帶來效率,帶來經濟的活力,麵包做大了,所有人都會有麵包吃的。然後左派認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國家來給大家提供社會保障。

像這樣一些爭論,長期以來一直是西方國家左右政黨輪替的一個基本線索。大體上就是,左派當政一段時間,選民會抱怨福利國家養了太多懶漢,導致國家經濟活力不足,然後就選右派上台。右派上台後,搞自由放任太厲害了,大家又會把左派選上來。

可是,無論是川普當選還是英國脫歐,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勝利,也不是右派的勝利。川普肯定不是左派,因為他非常反感福利國家。他上台以後,就把奧巴馬的醫改都給廢掉,而且這是他最想做的一件事。但你說他是右派嗎?傳統上,西方的右派是傾向自由貿易,傾向自由市場的,可川普同時是一個貿易保護主義者,主張取消自由貿易。他既仇恨福利國家,又反對自由貿易,在傳統的西方左右派的劃分中,你是找不到這種人的。但不論是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還是英國脫歐,都是貿易保護主義和仇恨福利國家這兩種東西的結合。

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認為,西方從八十年代以來再度出現兩極分化,原來已經基本解決的貧富差距問題又再重新強化。

從皮凱蒂的書到川普當選,我覺得有些事情已經不能迴避了。因為川普當選本身就和這些事情有關。如果不是美國窮人特別是白種窮人的強烈訴求,川普根本不可能當選。

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劇

東亞的高增長是出口拉動的高增長,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在世界各國吸引資本,招商引資,然後利用低成本的勞動力生產,再向世界輸出大量的廉價商品。通過這樣的方式,實現高增長。那麼這種高增長是外向型的高增長,能帶來基尼係數的降低,能夠帶來看上去比較平等的局面。我們看到,在這個時期,日本的確是這樣的,東亞地區,包括中國的台灣省,包括韓國也的確是這樣的。

所謂外向型經濟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向世界各國招商引資,把世界各國的資本吸引到中國,把中國的廉價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國的廉價商品輸出到世界,實際上就是把中國的勞動輸出到世界。有的人認為,這種要素的流動是不合理的,因為只有資本的流動,沒有勞動的流動,這種流動是一種偏向。我認為,所謂的勞務輸出,在今天有國界的情況下確實很難大規模進行。我們國家現在也有規模很大的勞務輸出,但是我們講中國人輸出勞動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勞務輸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國廉價商品輸出的方式。簡單一點說就是,我們做的廉價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貴勞工。就是本來由它們的高工資工人生產的東西,現在由我們的農民工生產了。這等於是我們的勞動,通過商品貿易輸出到了它們那裡,同時它們資本跑到我們從這裡。

那麼為什麼西方原來的勞工很有地位,原來西方社會能夠維持高福利,能夠維持強勢工會呢?那是因為資本主義經過兩百多年積累以後,出現了資本高度過剩。它們的資本高度過剩,勞工就有談判餘地。但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它們的資本跑到我們這裡來了,那麼對它們來講,它們的資本就不過剩了。資本不過剩,什麼過剩了呢,勞動就過剩了。一方面它們的資本跑到我們這邊來了,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商品把它們的勞動給取代了,它們出現高了失業率。這樣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川普現在要搞貿易保護,為什麼他要為美國人爭取飯碗。至於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為美國人爭取到飯碗,當然是完全不同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在這樣一個全球化過程中,一方面它們的資本外流,造成它們的資本不再過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輸入,造成它們的勞動不再稀缺。這兩個過程顯然會使得,在各個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現不利於勞工階層的博弈。那麼在它們那邊就會出現基尼係數的增加,不平等的擴大。

依據同樣的邏輯,在我們這邊應該出現一個相反的過程。我們搞外向型經濟,輸入資本,輸出商品,應該使我們變得越來越平等才對。

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處在外向型發展階段的國家,包括日本,包括亞洲四小龍,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它們認為它們實現了的所謂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說了,說均富吧,當時它們的基尼係數是很低的。

可是這裡碰到一個例外。我們中國在過去三十年里實現了經濟高增長,也是外向型經濟,也是大量引進資本、輸出商品,可基尼係數是在不斷擴大,而不是在減少的。

簡而言之,是因為中國在體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來應該有利於中國平等擴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夠正常發揮。全球化在西方那裡造成了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在我們這裡本來應該增加社會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沒有真正能夠落實。我們看到,我們國家自己也是基尼係數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所以全球化就變成了,無論在我們這裡,還是在他們那裡,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劇。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造成的一個困境。

原東德人抱怨的聲音還是很大

我在2009年訪問過德國。大家都知道,兩德統一以後,東德地區人們的生活狀況是有很大的變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權就更不用說了。但是,統一也不是沒有副作用,一個很大的負作用是,東德的製造業基本上就垮掉了。因為東德原來的國營製造業是完全沒有競爭力的,兩德合併以後基本上就垮了。

兩德統一後,當時人們認為,西德有那麼多的資本,應該去東德更新那裡的製造業,東德那裡低效率的製造業被淘汰後,西德高效的製造業就應該過去更新。但是實際上,西德資本家不願意到東德投資,他們更願意跑到中國投資。兩個德國統一以後,東德也實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組織獨立工會,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麼我們可以想像,西德資本跑到東德那裡要做什麼呢?結果就導致東德那裡的產業更新計劃完不成。

我去過東德的汽車城艾森納赫(Eisenach)。艾森納赫是非常有意思的案例,那裡生產的瓦特堡(Wartburg)牌汽車在中國很有名。東德時代的艾森納赫,人口有4.8萬,幾乎所有人都在汽車城上班,號稱是沒有失業的。汽車城生產多少汽車呢?當時年產5萬輛,僱員是一萬人,基本上解決了那裡的就業問題。

兩德統一以後,這個汽車廠就垮了。之後當地人就想找西德的汽車廠商比如大眾、賓士什麼的,過去接盤,結果那些汽車廠商都不願意過去。等了十幾年以後去了一家美國的汽車廠,就是那個歐寶(Opel)。它年產6萬輛。它生產這6萬輛車需要多少工人呢,只需要1600人。於是艾森納赫那裡失業率就很高。

不曾發生的"昂納克寓言"

統一以前最後一屆共產黨政府的總理漢斯•莫德羅(Hans Modrow),我在2009年訪問德國的時候跟他談過一次。他到過中國,對中國的經濟成就非常羨慕。

我問他,有沒有這種可能?如果1989年柏林牆沒有倒,當時東德最高領導人昂納克把那個事情平息了,東德維持原來的鐵腕制度,但是搞一點這樣的改革開放:東德用維持原來統治的方式去搞市場經濟。也就是說,柏林牆還是有,政府要搶誰的土地照樣搶得到,想把工人攆走就直接攆走;農民的農會、工人的工會,誰都不能討價還價;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國家都不能提供的最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這樣一來會是什麼狀況呢?

漢斯•莫德羅先生根本就沒有想過還有這回事。他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我告訴他,東德當年要是那樣搞了,你就不會擔心現在東德沒有製造業了,因為西德所有的資本家會一窩蜂地把工廠移到東德,把整個東德變成一大片血汗工廠,把所有的東德人都變成農民工,然後生產大量的商品覆蓋西德的市場。這個時候,所謂的去工業化,所謂的失業問題,就都不會出現在東德,而是會出現在西德。然後西德人會抱怨,我們現在製造業沒有了,工作機會沒有了。最重要的是,西德戰後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強勢工會為代表的所謂社會市場經濟,就根本不可能維持了。因為資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誰談判呢?你工會還有什麼談判力量呢?資本家沒有了,稅基沒有了,你的高稅收、高福利怎麼維持呢?整個就會發生嚴重的危機。

那麼西德會怎麼應付這個危機?照我看無非就是三種方案。

第一種,既然一體化帶來了這樣的問題,那我就重新把柏林牆砌起來,重新開裂成東西德。從西德的層面來講,主要就是搞貿易保護,也就是說,我的資本不準過去,你的商品不準過來,我們還是各搞各的。這當然是一種選擇,但是東德可以搞柏林牆,誰敢翻牆就予以擊斃,可以搞閉關自守,西德可以搞嗎?假如有西德資本家要去東德投資,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來槍斃嗎?這條做不成,那怎麼辦?

可以試想第二條方案。西德要想與東德競爭,它就必須向東德學習。於是,西德就不能有那麼高的福利,不能有那麼高的工資,不能有那麼強大的工會,是吧?東德人成了農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變成農民工,否則你就沒有辦法去跟東德工人競爭。你所有的這些都要向西德學習。如果是這樣,我覺得,在體制上西德就被東德統一了。

西德可以採取第三種方案,就是強行大規模削減福利,那麼在西德引發的反應會比現在在希臘要激烈十倍,西德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動蕩。正常情況下,東德不可能統一西德,但一旦西德發生大亂,出現不可控的狀態,東德用非正常手段統一西德並不是不可設想的。

如果這樣演變的話,那顯然是東德戰勝了西德。但這能說是社會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這能說是儒家文明誕生了西方文明嗎?照我說,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紀的資本主義打敗了21世紀的資本主義,血汗工廠打敗了福利國家。

我剛才講了三種方案,川普實際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種。他就是想要豎起一道柏林牆,至於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左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肯定出現赤字財政

上面說的是國際經濟平等層面的問題。在國家層面,我們知道,現在西方很多國家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國家能力危機。弗朗西斯•福山現在認為西方國家出現了國家能力危機,就是說,有很多事情國家想辦但是辦不成。他到中國來,很羨慕中國,認為中國具備超強的國家能力。

可是,所謂的國家能力是什麼意思?一個層面,就是財政。一個窮得叮噹響的政府,不管你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你都做不成什麼事。你要做成事,你政府要有充裕的財力。

現在西方各國普遍都是債台高築,債務危機非常嚴重,因為給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

本來一個國家,有多少稅收,才能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須搞高稅收。右派上台,你想減稅,首先要減福利。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難做到這一點。

因為西方民主國家的老百姓對左派和右派的主張都是只喜歡一半的。他們為什麼會選左派呢?因為喜歡高福利。但是他們不喜歡高稅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稅收就比較困難。那麼為什麼老百姓會願意選右派呢?因為右派可以給他們減稅。但是老百姓喜歡減稅,並不喜歡減福利。所以,右派上台減稅很容易,但減福利很困難。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稅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稅收減少,但福利減少的不多。這樣,債務不是就越來越多了嗎?

從源頭上講,為什麼左派右派的主張會造成這種結果?很簡單,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競爭,都要討好老百姓,那結果當然就是這樣。要取消這一點,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討好老百姓了。但不再討好老百姓的話,還是民主制度嗎?不是了。

比如說,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討好皇上,因為皇上總是既喜歡收費又不願意承擔責任,所以假如左派說皇上就應該橫徵暴斂,那麼皇上肯定很高興;假如右派說皇上就應該不顧老百姓的死活,讓他們自生自滅,不必為他們太操勞而影響健康,那皇上也會很高興。

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這樣。倒不是說左派沒有良心,在那種民主體制下,因為左派的手段要能實現,你就必須有多數的支持,右派的主張也一樣。通常我們說,勞苦大眾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民主選舉中,右派怎麼得到多數票的支持呢?

左派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肯定就會出現赤字財政。假如說民主制度從來就是這樣,從來就會造成赤字財政,為什麼還能延續兩百年,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為什麼以前會取得非常大的成功,為什麼以前不是這樣呢?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這種訴求叫做"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全球化背景下,國家能力會因債務不可控而惡化

什麼是最好的政府?右派說,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說這樣的政府能給老百姓最多的自由。左派說,服務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說這樣的政府能給老百姓最多的福利。其實我說,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徵稅,又可以實現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滿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這樣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在最近二十年看到就是這樣的現象。比如說希臘出現債務危機,右派要求緊縮,要求減少福利,然後老百姓上街示威,推翻右派政府。後來上台的是激進左派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領導的政府。齊普拉斯並不主張高稅收。為什麼他不主張高稅收?因為主張高稅收的話他就上不了台了。老百姓是讓他維持福利,不是讓他來加稅的。他不主張高稅收,又要維護高福利,他能怎麼辦呢?就只能向歐盟賴賬,只能說我現在就是欠賬不還給你。

以前的民主國家為什麼沒有現在這麼多的債務問題?我覺得很簡單,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較低的情況下,在一個孤立國家的財政系統內部,"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國民認識的。講得簡單一點,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既不想交稅,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會使國家財政破產。國家財政破產,就會亂印錢,亂印錢就會發生惡性通貨膨脹,老百姓就會覺得這不行了。老百姓覺得這不行了,那麼不管你是降低福利還是增加稅收,老百姓其實都是可以接受的。老百姓,你不能說他們個個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會不撞南牆不回頭。出現問題,他們體會到了,是會改的。

就希臘而言,我們現在說希臘人又想要福利又不願意交稅,實際上他們加入歐盟之前已經有這樣的情況,但當時不那麼嚴重。為什麼不那麼嚴重?因為以前他們沒有加入歐元區,是要自己發行貨幣的,這個貨幣就是德拉克馬。

歷史上德拉克馬曾經多次貶值,一貶值就是通貨膨脹,希臘老百姓就知道,這麼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們自從加入歐盟以後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大家知道入歐以後他們用歐元,歐元是不會有通貨膨脹的。所以他們不管借了多少債,都不會再有通貨膨脹的問題了,他們就感覺不到債務問題的嚴重性。這樣,全球化帶來一個問題,就是使一個國家的財政會通過經濟的一體化向全球無限制透支,導致債務窟窿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會被掩蓋住,使得人們遏制"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種訴求的能力變得越來越弱。

希臘是一個小的例子。大的例子當然就是美國。美國的國債多,這還是次要的,美國的貿易逆差實際上也是負債的標誌。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它買的多賣的少。它買東西時給你一筆美元,它這筆美元其實就是它欠你的賬。你拿了美元之後不再買商品,那不就是廢紙嗎?其實就等於是他欠你的。你拿了美元不去用,還有貶值的風險,那麼避免貶值的方式是什麼?就是買美國的國債,美債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這個問題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謂國家能力會因國家財政不可控的債務狀況而惡化。那麼好了,你可以說全球化導致了一個國家會向全球透支,但是你還要解決一個問題。因為透支的本質是借錢,而不是搶錢——如果是搶錢就不會有債務,因為搶來的錢是不用還的。而且,搶錢需要有霸權,但對借錢來講,霸權是不管用的。因為借錢的前提是別人願意借給你,美國這樣的國家不去借錢,對方還會著急,還就是願意借給美國。美國不去借錢,對方還不高興。

為什麼會這樣?那就是全球化過程還有另外一極。剛才已經講了,美國這種體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極,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們的主張都是從西方來的,但是他們的左派和右派玩遊戲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樣的。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極,那裡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政府,這一點和西方不一樣。那麼由於那裡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政府,所以那裡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稅的情況。恰恰相反,那裡的政府想征多少稅就征多少稅,它給一點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給,老百姓也不能問政府要。這樣,政府手中的錢就會越來越多。

全球化就在這兩極中形成了嚴重的互動。結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來越窮,另一方的政府越來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來越窮,不見得它的老百姓越來越窮;另一方的政府越來越富,不見得它的老百姓也越來越富。完全是兩回事。

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世界的命運

有些人說,這二十多年來的全球一體化帶來了一個趨同化的趨勢。就是說,我們現在搞的其實不是純粹的計劃經濟了,而它們也沒有人說,它們搞的就是純粹的市場經濟。如果要講計劃的作用、市場的作用,任何國家都有這樣兩種作用。如果要講社會保障和經濟效率,也沒有任何國家說可以只要一樣。但,是不是這兩種國家就是一樣的了?其實不是的。不但不一樣,而且還越來越不一樣。

為什麼?因為,市場經濟在世界上某些國家那裡,意味著政府權力不減,但推卸福利責任;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市場經濟意味著政府的權力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同時要維護老百姓的福利。因此這兩種體製表面上看趨同,但實際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過程實際上使這種兩種相反的特徵都在不斷強化。在一極,造成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小,但是責任越來越大;在另一極,造成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但是責任越來越小。這樣下去肯定要出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我覺得也是很難逆轉的。但是這裡的確有一個全球化到底是劣幣驅逐良幣,還是良幣驅逐劣的問題。

全球化從理論上講應該給所有人都帶來好處,也的確給我們中國帶來了好處。我這裡講的好處不只是說全球化在過去二十多年裡給中國帶來了經濟增長,我們在體制上也的確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後,我們中國人無論是自由還是福利,從縱向的角度看都比過去進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個結果是,西方的工會制度、福利制度出現了一定的衰敗。我們中國人是把這些事情當作西方人的笑話看,還是把它們看作對我們也是一種威脅呢?我覺得這個是個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全球化進行了一段時間以後,如果我們說,以前我們中國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麼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著世界的命運,決定著全球化到底是趨向於一種良性的進步,還是趨向於劣幣驅逐良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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