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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城書生:人人都是胡鞍鋼

———關於目的導向的有限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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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總是充滿了sh*t hole,總有一款等著你和我。浮士德在興旺的國家景象面前滿足了,於是倒地而亡。這樣的悲劇我們理解不了,事實上浮士德是一個滿腹經綸的博士,他在與魔鬼的賭局中輸了,胡鞍鋼也會理所當然地輸掉他的人生,正如我們也同樣會走進一種不可抑制的大敗局之中。

關於胡鞍鋼,令人沮喪的局面在於,人們意識到了他的「全面超越論」的荒誕,但卻沒有人對此展開深度辨析。和其他的社會熱點事件一樣,人們高舉正義的旗幟,迅速把胡鞍鋼樹立為批鬥的對象,把所有的口水和所有的詛咒都堆積在這個號稱以學術報國為使命的知識人身上。

事實上,當胡鞍鋼已然成為一個學術現象,人們可以選擇多種思辨的路徑展開討論。比如最容易上手的路徑,是深入到胡鞍鋼的著作文本里,就他的文獻引述,分析模型,材料來源和觀念給定前提進行辨析,找到他的學術漏洞。但是現在,似乎沒有人願意這樣去做,人們著急上火的詛咒,並且以為自己的詛咒會被垂聽,甚至以為當詛咒的聲音足夠大,胡鞍鋼就會丟掉飯碗,從雲端摔碎在江湖裡。

認識胡鞍鋼,先要認識王紹光

多年以前,我在圖書館查閱資料的時候,看到了胡鞍鋼這個名字,那個時候他的名聲還比較羞澀,也少有機會在廟堂里進進出出,總是尾隨在王紹光的身後。王紹光,政治學家。康乃爾大學政治學博士。2000年之前一直在耶魯大學政治系任教,後進入香港中文大學,開始就中國問題形成他的巨大的影響力。

王的頭銜眾多,比如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英文學術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編。1993年,王紹光與胡鞍鋼合著《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這次報告推動了中國整個分稅制的建設和分稅制改革,被國外媒體稱作「王胡報告」。中英文版本二十餘部,真正形成了國際影響力。

一直以來,王紹光表現出一個科班出身的政治學家嚴謹的治學態度,並對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保持了長期的批評。王紹光曾經直言公共知識分子總是浮在表面,缺少認真做學術的必要素質。「有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就是嚷嚷兩句、批評兩句,但是從來不做任何研究。你用Google學術搜索去查,有些所謂非常『著名』的學者,幾乎從來不被學術刊物引用,也沒有幾篇文章發表到學術刊物上。他們的文章往往只有強詞奪理的觀點,沒有腳踏實地的研究。我現在不願點名,但是有一批這樣的人,只有觀點,非常武斷,而且往往是錯誤的,但是不需要論據、不需要論證過程。」

由此,王紹光基於他的政治學訓練,指出所謂的公民社會問題意識缺乏必要的理論支持,「公民社會是黑白好壞混在一塊的大雜燴,與民主並沒有必然的等號。公民社會組織在經濟上主要依賴商業收益或政府資助或外國捐款,無法保證其自詡的獨立性。而流行理論強調公民社會組織獨立於政府的外部效應,事實卻是公民社會的內部效應(比如民主技能訓練)恰恰更能促進民主。公民社會成為顯學,正是過去十幾年中人們缺乏理論想像力的典型表現。

所以王紹光指出,公民社會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編造的粗糙神話,它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它那些被吹得天花亂墜的神效未必存在;真正值得中國人追求的,是構築一個以國內勞動大眾為主體的政治共同體:「人民社會」;人民社會的理念清晰而無歧義,對外是驕傲地「站起來了」、自豪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對內是一個既磕磕碰碰、又休戚與共的有機整體,更容易成為追求的目標。

一以貫之的「國家能力」方法論

我想說的是,胡鞍鋼的學術觀念的前提條件,都在王紹光的進路里,他們是一拍即合的學術搭檔,不僅在學術界有文獻可查,而且在政界也被高度重視,深得政府信賴。

1993年前後,王紹光和胡鞍鋼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概念,即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他把國家能力定義為「國家將自身意志(preference)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其公式定義為:國家能力是國家實際實現的干預程度與國家希望達到的干預範圍之比。兩個人把國家能力分為四種能力:一是汲取財政能力,二是宏觀經濟調控能力,三是合法化能力,四是國家的社會控制能力。明眼人能夠看到,這四種能力的組合,早已經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可見王紹光和胡鞍鋼的學術對中國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國際秩序,一直以來都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我猜測,高層當然喜歡這樣基於國家建設的學術體系,即「大國崛起」。因為這在目的導向的意義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契合度和共鳴感。如果沒有記錯的話,王紹光應該是1977年中國高考制度恢復之後第一屆北京大學畢業生,與現任首相是同窗學友。據胡鞍鋼介紹,王紹光和胡鞍鋼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和觀點十分接近,二人於1993年5月下旬終於完成了《加強中央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主導作用——關於中國國家能力的研究報告》。撰寫該報告的主要目的,一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提出國家能力的概念和內容,集中研究國家能力與後發國家經濟發展的關係、國家能力與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關係,並分析影響國家能力特別是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各類因素。二是促進決策者早下決心,從「放權讓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創新」的改革,重構現代國家制度,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使中國長治久安。

多年以來,我都對胡鞍鋼和王紹光的研究保持著濃厚的興趣,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觀察到,類似於他們這個進路的學者,到底對中國社會能夠最終產生怎樣的影響。一直以來,他們都是直截了當的,也是信心滿滿的。比如他們總是牢固守住主流意識形態,不斷強調國家發展能力、中國特色、民族意志等等。這種高拔的宏大敘事讓很多人熱血沸騰。與此同時,我也在考察,這種以國家意志為導向的主流學術和我心目中偉大的保守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個人價值自由選擇和小政府導向的市場經濟制度,到底會在中國產生怎樣的觀念廝殺。理所當然的,我也希望自己能夠看到,當王紹光和胡鞍鋼這一流派的學者總是出入於金碧輝煌的宮殿,總是引來經久不息的掌聲,我所熱愛的那些總是努力說出古典自由主義常識的學者,是怎樣窩在自己的書齋里牢騷不斷,是怎樣心懷詩書,報國無門。

胡鞍鋼與重商主義傳統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無論胡鞍鋼的學術報告看上去怎樣宏大,怎樣被高層追捧,怎麼被國際社會討論,在我看來,他依然而且只能在經濟學思想史的流變里重複一些基本的問題。我的意思是說,他的趣味,他的學術,他的種種努力,都是亞當斯密早已經在《國富論》裡辨析過的重商主義經濟學。

重商主義制度最初出現在15-19世紀的歐洲,並成為當時普遍的國家經濟政策。最經典的重商主義國家包括了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和俄羅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社會科學詞典》解釋為:「重商主義是政治經濟理論體系,它是政府對於民族的特徵進行調節,使國家獲得經濟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現在看來,在重商主義盛行的國家,國家的各個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調節,而政府本身要依賴於各種利益集團,後者相應地從政府那裡獲得各種有利條件。

對於這種具有非常明顯壟斷特徵的經濟制度,馬克思和亞當·斯密都曾經強烈批評過。這是一種被政治嚴加管理的經濟體制,經濟學家查爾斯·威爾遜說,重商主義制度由政府發布的各種政策、立法、規章、手段構成,儘管國家主體仍然屬於農業社會,但卻急於把自身轉變成貿易和工業社會。顯然,威爾遜的表述成為重商主義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驅動下,政府給與其鍾愛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各種特權,整個經濟以非常明顯的國家主義特徵出現。

歷史證明,這種看似宏大的經濟體制導致了一系列病態的經濟學現象:首先是體制的過渡干涉,導致企業大面積國有化,私人企業發育緩慢,其次是無所不在的官僚主義現象。最後是各種利益群團幾乎綁架了國家。

重商主義的細節我們耳熟能詳。比如政府經常站出來,直接進行經濟干預;比如與政府沒有密切關係的企業和個人,難以進入有效益的經濟領域;還比如,政府各部門辦事效率低下。權力,準確的說是特權,在重商主義經濟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贏得特權,並使法律完全為自己服務,成為企業和個人最為關鍵的工作。那些擁有特權的組織和個人,總是能夠得到最好的服務,為了持續享受這種服務,他們寧願犧牲社會其他階層的利益;為了贏得政府的支持,企業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價值。

歷史的發展軌跡讓我們驚出一身冷汗。歐洲的重商主義制度已經消失了幾百年,但是我們似乎還迷戀在這種早已證明是失敗的經濟制度里。在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國家,重商主義的破落,乃是一種經濟學的必然,但他破落之後的幾種方向卻大相逕庭,一種導向了自發秩序意義上的競爭性市場經濟,一種導向了統一調控下的國家能力建設。前者以英國為圭臬,而後者則以蘇聯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國為代表的市場經濟仍然在高效率的發展,而蘇聯經濟已然崩潰,新俄羅斯當下正處在巨大的凋敝之中,只能靠秀肌肉獲得國家的存在感。

但是,對於一個有志於長治久安的國家共同體而言,秀肌肉的管理方式卻具有清晰的目的導向。正是抓住了這個清晰的目的導向,胡鞍鋼的「全面超越論」終於橫空出世了。

知識分子的共同誤區

當我沿著「國家能力理論」和「重商主義經濟學」兩個學術進路進行考察,我意識到了胡鞍鋼的目的導向,是一種對於中國學者而言具有普遍性的目的論,推動著胡鞍鋼在他的學術領域頑強努力。

這是我要說出的觀點,胡鞍鋼並非一個簡單批鬥就可以解釋的人生案例,而是一個普遍的思想現象。人們並不能通過簡單的指出這個人如何無知如何無恥,就能找到問題的癥結。事實上當人們簡單批鬥,胡鞍鋼的直覺反應應該是居高臨下,一騎絕塵,笑看各路口水紛至沓來。

中國讀書人,基於我們的觀念秩序,總是有著揮之不去的帝王師情結,總是有著心中有話說與君王聽的傳統習慣。也許在現實生活中,有人逢迎,有人反抗,但目的導向卻是一樣。

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胡鞍鋼現在是飛黃騰達,出入廟堂的人生,他用他的學術去影響這個國家,在他看來,這才是他為之奮鬥的人生目標。而那些罵罵咧咧的人們,處江湖之遠,無法體會到自己的學術報告被重視甚至被實踐的人生快感。因此,無論我們的口水多麼洶湧,在胡鞍鋼自己看來,他的學術,他的方案,都是自洽的,甚至是完美的。至少在這個國家的範圍之內,沒有人能夠有效駁倒他。胡鞍鋼作為一個學術現象而存在,將是一個長久的話題。

所以在我的辨析框架里,我認為每個人都是胡鞍鋼,略有不同的是,胡鞍鋼比較幸運,他得到了寵幸,而你我沒有機會而已。從孔子屈原,再到你和我,都在這個進路里,這構成了我們人生的意義。

人是目的導向之人,人的思想和行為主要受到了他的自我給定的目的論的推動。胡鞍鋼的學術行為,他的著名的「全面超越論」,是他通過長期的學術思辨之後為他的目的而努力的一個總括,或者說是他的人生目的導向的一次總爆發。

按照康德「人是目的」的目的論秩序建構,當一個人失去了超驗的目的給定,則一個人必然以某種現實關懷為終極目的。從人性的主觀偏好和效用原則來看,一名學者試圖與權力聯姻,放大自己的思想的影響力,就應該是一種非常理性的選擇。有人為女人而學術,有人為金錢而學術,有人為名聲而學術,有人為啟蒙民眾而學術,有人為國家為民族而學術,而國家和民族,一直掌握在皇帝的手上。在這種情況下,胡鞍鋼的目的導向,在中國文化的語境裡,應該說具有中國式終極目的導向的特徵,他甚至高於很多學者的目的給定。

有一種觀念可以對胡鞍鋼的目的論構成衝擊,這就是為自由之人而學術。然而,什麼是自由,什麼是人?這些基本問題像大地一樣陳列在我們的面前,而我們並不願意沉思。當這些常識性的問題變得不夠開闊,不夠深刻,不夠終極,我們的學術就會在任何一個可能存在的中間目標地帶停滯。

人生總是充滿了sh*t hole,總有一款等著你和我。浮士德在興旺的國家景象面前滿足了,於是倒地而亡。這樣的悲劇我們理解不了,事實上浮士德是一個滿腹經綸的博士,他在與魔鬼的賭局中輸了,胡鞍鋼也會理所當然地輸掉他的人生,正如我們也同樣會走進一種不可抑制的大敗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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