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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偉: 我親歷的計劃生育

“一胎化”政策“雷霆萬鈞”般的貫徹下來了,哪怕你是要臨產的第二胎也必須“人流”拿下。(網路圖片)

計劃生育簡稱“計生”,中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開始,曾經受了一場疾風暴雨式的“計生運動”的洗禮。筆者恰“躬逢其盛”,於是寫成此文。

我1972年把所謂的“反革命罪”,判15年刑的牢底坐穿以後,於1973年和當地一個20歲的農村姑娘結婚。1974年我們的大女兒來到了人間。當時計劃生育政策的口號是“一個好,兩個可以,三個堅決不要”。也就是說懷第三胎,非強行“人工流產”不可。我們一胎當然無問題。但我妻子說“農村沒有個男孩,下田栽秧,打穀,耕田女孩怎麼能行?”所以我們還是一心盼著有個男孩。說句玩笑話,也許是天從人願或許我從來沒作過惡,所以1977年我妻子生下第二胎,是我戴上醫療用的手套把他接下來的,果然是個男孩。

還沒等我們高興完,大約就十多天吧,上面的“獨生子女”(就是國際上稱的“一胎化”)政策,就“雷霆萬鈞”般的貫徹下來了。哪怕你是要臨產的第二胎也必須“人流”拿下。所以我的親友,都在逗趣時指著我這兒子說“娃娃,算你腿長跑得快,再慢一步……”大家笑了,不好往下說了,言下之意還有活命嗎?我的一位今已作古的難友劉旭初君(原國軍上校團長),摸著孩子的頭,用祝福的口氣說“娃娃,你剛出世就大難不死,將來必有後福啊!”我說“我們這些政治賤民敢想什麼福啊?還是東坡說得好:但願吾兒愚且魯,無災無難是公卿!”

當時我所在的四川省第四監獄醫院也奉命協助當地搞好這場據說有偉大政治意義的“計生運動”。我作為醫院一名“就業醫務人員”,目睹了當時的一切情景。可以說當時那個陣勢,對待懷二胎及其以上的孕婦,就像捉拿罪犯一樣的對待。與我50年代看見的“鎮反”運動也區別不大了。光看這些大書特書在牆上壁頭的標語、口號就叫人一身泠汗,乃至汗不敢出:“誰敢違反計劃生育就叫他傾家蕩產!”這還算是“溫柔”的。再看更嚇死人的:“寧可血流成河,不準多生一個”,“寧增千座墳,不得多生一個人”,“寧要家破,不能國亡!”完全可以說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了。

恕我不恭,那些被弄來強行“人工終止妊娠”(聽,這詞兒多科學文明,但“愚昧無知”的農民卻不能理解我們這些文明人的行為,說我們醫院裡在“殺娃娃”)的農村婦女,特別是已要臨產的,一個個哭哭啼啼,面目凄慘,如上刑場一般令人不忍一睹。特別是當她們看見被墮下的死嬰是男孩,更是呼天叫地,痛不欲生。這不是什麼封建思想,“無後為大”,而是農家必須要有個男子漢勞動力。我親見一個農婦,衝著那些幹部,連哭帶罵地說“我的兒女要像你們一樣可以坐辦公室,那生兒,生女都球不疼。”(“球不疼”是四川方言,意即沒關係,不要緊)話雖粗,卻是農民心中深沉之痛。

我的朋友,也是在勞改隊中教我學醫的老師車玉生先生,是中國數一數二的骨科專家,57年打成右派,反革命。也是當時四川省第四監獄醫院頂尖的技術骨幹。當然這次也少不了要他來唱主角。他是極不願干,私下對我說“我一輩子當醫生都是救人的命,這回倒好,叫我來殺人。”其實這“殺人”技術上並不複雜。初級衛生人員也能學得會。當孕婦卧於床上,通過聽胎心音確定胎兒在子宮內體位後,左手卡住胎頭,右手把裝有“雷佛奴爾”藥液的注射器用長針頭由腹壁剌入子宮,當你在進針中,手上產生“落空”的感覺時,針頭就已剌入胎兒的顱腔,立即注入藥液,孩子幾秒鐘就死了。

那天來了個馬上就要臨產的孕婦,又哭又罵也沒用,正當她被按到在手術床上,車玉生正要對她施行“人工終止妊娠”術時,孕婦大叫“醫生,作好事救我兒一命,我一輩子也記得你呀!”我在旁當助手,看見車醫生的眼淚一下子就流出來了。這時那些“計生幹部”便大聲叫道“車玉生,不要理她!”我見車突然一下子好像橫下了一條心似的,就把針剌入產婦腹內,在產婦慘叫聲中,車玉生把藥液很快就注射完了,他一抽針,我連忙用紗布把術口蓋上。這時車玉生把注射器一放連手套都忘了取下,轉身便走,邊走邊罵道“鬧,鬧,你再鬧也要作手術。”我當時心裡也納悶,“今天車老師幹嗎這麼大的氣?”

很快,孩子就娩出了。那些打了針的一生出,就是具小屍體,可這孩子“哇”一聲就哭了,是活的!果然是男孩。產婦的丈夫,婆婆,還有個像是嫂子吧,聞孩子哭聲像瘋了似的,一齊衝上來抱孩子。我連忙大叫“慢,胎盤,臍帶還沒處理好!”這時計生幹部過來說“老鄉,我給你孩子打針破傷風預防針。”我一聽,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可我不敢說話,只好對那農民眨兩下眼睛,而貧下中農偏要相信“階級敵人”的暗示,他們抱起孩子就跑,說“鬼傷風我都不打。”

十年前,有人指著一個小夥子對我說“這就是二十年前你們救的那個孩子!”他今年該三十歲了,和我兒子同年。

我後來私下悄悄問車老師到底是怎麼回事?車嘆口氣說“我看著孩子母親那麼慘,實在下不了手。我姓車的這手上幾十年的功夫,針頭在哪個位置,還能不知,所以藥液全都打在胎包‘羊水’里,孩子當然不會死。”我說“哪你發氣罵人幹嘛?”他罵我“你笨蛋,我不做出一幅要堅決執行的樣子,將來如何推說是技術失誤?”我伸起大指姆,用電影上“皇軍”的口氣說“你的大大狡猾狡滑的。”

果然,後來公社計生辦的人就說車玉生是“階級敵人破壞計劃生育”。那正是華國鋒“抓綱治國”時期,這罪名可殺頭的。可監獄方面不想理這事,一則他們對車玉生技術很看重,因為監獄遠離大城市,當時交通很不便,誰家敢說不遇突發重病?有個高水平的好醫生心裡踏實得多。二則他們自己的老婆也要強行安環,結紮,對此一肚子氣,只是不敢說出口。所以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說“這技術操作哪個有百分之百把握?你們公社醫生那麼能幹,你們以後自己搞嘛。”當時我們這醫院技術上在附近方圓百里是首屈一指,那些公社幹部和家屬得了大病都只有來找我們,所以他們也不願太得罪人,最後便不了了之。

當然,我說的這些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人家現在是否有了更先進,更科學的方法來“人工終止妊娠”,那我就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

有人說計劃生育,人人都得過關。我已有了兩個孩子,夫妻中必須有一人結紮輸卵管或輸精管。計生官員說,結紮後對人沒有影響。這話信不信由你。但我們這些懂點醫學的只能嗤之以鼻。一間房子門窗損壞了都要影響其美觀安全,何況一個人體的器官。而這輸精管或輸卵管,是精子或卵子的正常的生理通道,一旦被扎斷,精、卵無法排出,所以脹痛反射到腰背部是常見的後遺症,有的人短時間後可逐漸減輕,有的長期存在。我妻子在農村乾重體力農活,更害怕後遺症,只有我去結紮。

我既對後遺症存在恐懼,更感到一種無辜受害的忿怒。計劃生育國家的政策明文規定,是鼓勵、指導和個人自願選擇避孕的方法,我可以選用藥物或器具避孕,反正不再生育就行了。可這一切好像是說給外國人聽的,對中國人當時只要有了兩個孩子就得一律結紮。這是哪來的道理?長在我身上的器官,又沒有去招惹誰,又沒有攜帶、傳播薩斯、愛滋病毒,沒有危害任何人或社會,你非要把我的器官破壞了,置我痛苦於不顧,你才心滿意足,這是哪來的道理?我還有一點人權嗎──可是這一切在當時不但是“資產階級反動謬論”,而且自己還戴著“反革命”帽子,怎麼敢反抗?但弱者不敢“硬碰”還可“智取”。

在這醫院裡,我當時還有個“鐵哥們”俞醫生,原是瀘州市一家醫院的外科醫生。因“收聽敵台反革命罪”被判刑,和我一樣已在監獄醫院“就業”了。我兩個是“一條戰線上的戰友”,平時在一起什麼“反動話”都敢說。他當時就在醫院負責作輸精管結紮手術。我便去找他請他幫我作個假手術。他問我怎麼作?在文革中我們醫院搞過一個所謂“新醫療法”,就是按針灸穴位,“局麻”後切一個小口,用止血鉗把一個醫療用羊腸線頭塞進去然後縫好術口,又叫“埋線療法”。當時吹噓是“毛澤東思想和祖國醫學相結合的偉大成果”,包醫百病。當然是鬼扯蛋,什麼病也醫不到。但這羊腸線對人體並無害,幾個月後就被人體吸收了。我就是從此事中得到了啟示。

我便對俞醫生說“就在陰囊結紮輸精管的解剖位置上,切個小口埋進一個羊腸線頭,從外摸就像結紮了輸精管一樣”。當時還不像今天這樣造假成風,遍地都是假貨,所以我這個富有“創意”的造假設想,還真有點“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逗得俞醫生都笑了,他說“你這個鬼聰明拿去哄外行或草包醫生還是可以,但有經驗的外科醫生一摸就穿幫了。”我說“這醫院的好外科醫生除了你就是車老師,其他那些幹部醫生都是吃政治飯的懂個屁?車老師那裡我說得通。”所以他最後就同意了。其實太簡單,趁大家午休時,幾分鐘就把這個“手術”完成了。出證明拿到院辦公室去蓋個章,就叫我愛人拿去他們公社計劃生育辦公室交了差。正當我慶幸過了關,沒想到公社那些計生幹部,醫學上一竅不通,“政治警惕”卻高得很。他們開初是懷疑因我在醫院上班會不會是偷的一張假證明。便來問院長。院長便叫我去問。我說,“俞醫生給我做了手術十多天了,可以檢查嘛。”那計生幹部和我們的院長兩個都是所謂“工農幹部”,什麼叫輸精管也不懂,只好去叫來一個獄吏醫生。一個衛校劣等生,分配給哪個單位人家都不要,只好來監獄醫院管囚犯。他連輸精管的位置在哪個地方都不大清楚,在我陰囊上亂抓亂捏。我便乘機大叫“痛”,身子也亂扭,他就更沒法檢查,他下不了台。為了保全面子便罵道“這傢伙不與醫生合作,我不檢查了。”院長說“那咋個辦?”他一賭氣便說“去叫車玉生嘛,人家不是技術權威嗎?”我一聽,差點要說“謝謝。”

車老師來一檢查,當然說我是“做了手術的”,那些偉大的無產階級幹部,也只好聽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結論了。不過下來後車老師罵我“你下次再去搞這些鬼把戲,我不得管你了,害得我都去說假話。”我說“謝謝老師,這種事哪還會有下次?”他也笑了。

一個弱者能在那樣黑暗可怕的環境里,打贏這場“器官保衛戰”,也可算是個捍衛人權的小小奇蹟了吧!

我都以為從此再不會與計劃生育打交道了,因我們根本就不打算再生育,哪供養得起?時序如飛,十幾年過去,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兒子都高小畢業了。一場計劃生育的飛來橫禍卻找上門來。

我妻所在的石鼓公社柏林大隊,張,是大姓,占人口的百分之二、三十。我妻子在4隊叫張甫英,柏林1隊也有個叫張甫英,同名同姓,卻比我妻小近十歲。1隊的張甫英在公社計生技術指導站做了一次“刮宮”手術。那些公社計生幹部不了解調查。就以為我妻又懷了孕。一大幫人如同電影上“皇軍”進村“掃蕩”一般衝到我家來,要捉拿我妻子去公社強行結紮。來時我家只有我兒子一人在。他們抓不到人,見我家有台新買的黑白電視機。當時算是一樣高檔商品。於是不問青紅皂白,就要搶走電視機。我兒子見狀便加以阻攔,說“你們要搶人呀!”公社的所謂“毛公安”走上來一巴掌將我讀小學的兒子打倒在地,孩子哭都哭不出聲了,他馬上又掏出手銬將孩子銬上。電視機被搶走。他還要把我兒子抓走。激起左鄰右舍農民的公憤,說“你有事抓大人,怎麼抓娃娃?”“毛公安”竟說“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法者,哪個敢妨礙我執法?”最後在農民的一片抗議聲中,他才把我兒子放了。

當時我在名義上也叫公民,不是階級敵人了。便依法進行控告。可是縣上任何部門都不受理。我提出相關證據,他們也知是同名同姓搞錯了,但竟稱計劃生育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不能傷害計生幹部的威信和積極性”。不但打我兒子,對孩子非法用刑具不處理,搶去的電視機也不退還。還美其名曰“一切法律政策都要向計劃生育傾斜”。我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法律竟可不要公正而“傾斜”。無異於說,胡作非為都不糾正。

後來我在成都的二哥嚴家騁,通過當地有關部門,告知他們,我們的三哥嚴家驍已由台灣定居美國加利福尼亞,我們家系僑屬,“請保護僑屬的合法權益”。他們出於怕造成“海外負面影響”。才由縣僑辦、計生辦,會同公社計生幹部及監獄計生部門把我家召集來一齊開會。會上縣計生辦那位楊主任說“監於嚴家偉是僑屬,我們把國家計劃生育的政策都扭彎來遷就你們,把電視機退還給你們,其他的事就不要說了,這事不許對任何人講,特別是國外的人,誰講了,後果自負。”接著又指著我兒子說“你要好好學習,擁護共產黨呀,這都是黨的政策英明!”他們把同名同姓的張冠李戴,亂冤枉人,他們打孩子,銬孩子,胡作非為,一句“其他的事不要說了”便完事,這能叫“扭彎政策來遷就你們”嗎?反而好像我們家欠了他們好大一個人情似的,真叫人哭笑不得!

一會兒法律可以“傾斜”,一會兒政策又可以“扭彎”,真不明白中共政府官員有好大的權力。

一轉眼又是幾年,我都快要所謂退休了。人家看我老了,又有病,眼睛也差了,有些技術操作很難達到要求了。於是叫我在醫院收費。有天與一個來看病的農民閑扯中他告訴我,當年那個打我兒子的“毛公安”,原是個農民當兵回來,公社臨時聘用的治安員,現已解聘回家了。我也未太在意。半個多月後,一個病人用擔架抬來要住院。我見此人好面熟,卻想不起是誰了。一個農婦好像是他的妻子把一張入院證遞交與我。我一看入院診斷為:肝Ca,這是個醫用術語,意為肝癌。我便問她帶了多少錢?她說“只有幾十元”,我說“這麼大的病,不交幾百元住不了院”。他妻子說“哪有錢啊,豬都賣了。”我說“去找親友借點嘛!”她一下哭了說“他去搞那個計劃生育,把全公社的人都得罪完了,去找哪個啊?”我一下子便想起了,這不是那個“毛公安”嗎?我當時一下控制不住自已,便指著他說“原來是尊敬的毛公安呀,你不是在代表無產階級專政執法嗎,怎麼還不如我了?我還可以享受公費治療呢。”他妻子連忙問“老師,啥子事啊?”我幾乎暴怒般地吼道“你問他當年幹些啥事?我家根本沒違反計劃生育,他們自已搞錯了人,他把我才十二、三歲的兒子銬起來,差點把我兒子打死了。要住院呀,交1000元來,我馬上給你辦。”其實當時交幾百元都勉強可以,我是故意氣他,而現在肝癌自費住院,5000元未必能行。

他的妻子在一旁只是哭。這時“毛公安”才從擔架里有氣無力地說道“嚴老師,過去的事對不起,不說了嘛,我是快要死的人了。”我見此情景,心一下子就“軟”了,而且查覺到自己作過份了。人家再錯是幾年前的事了。今天別人是來求醫的,自己羞辱別人,明顯有違醫德。於是我把態度緩和下來,說“好嘛,好嘛,老毛,過去的事,我們一筆勾銷了。你去至少準備兩、三百元我給你辦入院手續好不好?”他凄慘一笑,絕望地搖搖頭……

不久就聽說他去世了。他也是個窮苦的農民,只因一心想擺脫窮困,被別人利用來當槍使。他害了人,同時自己也是受害者。

我現在已進入垂暮之年,有時還在惡夢中看見那一個個被“人工終止”了孕妊的死嬰,血淋淋的,醒後一身泠汗。別人又會原諒我們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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