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國小說家莫泊桑的名篇《我的叔叔于勒》，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入選中學語文教材。這在西洋小說浩如煙海的名篇佳作中，實在是極稀有的殊榮。現今大學生閱讀面令人不敢恭維，但因被教材所選用，遂讓莫泊桑在中國的知名度有了極大提高，《我的叔叔于勒》也幾乎成了中國人最熟悉的法國小說。一次在網際網路上看到某中學高級教師講解《我的叔叔于勒》的視頻，印象最深的是這名教師在講課中，反覆不厭其煩地抓住恩格斯的一句話：
資產階級撕去了籠罩在家庭關係上溫情脈脈的面紗，並把這種關係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
說實話，我對這句話不陌生。文革前還是中學生的時候開始讀一點翻譯小說，間或也看評論家對小說的分析，或西洋文學史之類的閒書，知道恩格斯的這段話在那時評論《我的叔叔于勒》的文章中，已有被用濫的跡象。近半個世記過去了，沒想到只要一提起小說《我的叔叔于勒》，依然離不開這段久違的「導師語錄」。恩格斯的這句話見於《共產黨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253頁），緊接其後還有如下文字：「他們將宗教的虔誠、騎士的熱忱、小市民的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激發，全都淹沒在利己主義的冰河之中。」設若當初恩格斯沒留下這段話，教師與學者們又該如何評論莫泊桑的遺產呢？
這段「導師語錄」，似乎給《我的叔叔于勒》的主題定了鐵案。沿這段文字的指引，可輕易得出一個無可辨駁的結論：莫泊桑的小說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黑暗與必將滅亡的命運，這正配合了長期以來對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性的竭力宣傳，也是《我的叔叔于勒》入選中學語文教材的真實動因。不過在我看，從文學評論家到中學教師，如此調門一致地依仗導師語錄的支撐，給出一個先入為主的結論，將一種錯誤的判斷強加於莫泊桑的小說，實在是對西洋文學遺產的褻瀆，也顯露出知識階層審美趣味的低俗。
二
莫泊桑中短篇小說，上世記30年代的中文譯者為趙少侯先生，至50年代時還有李青崖先生。不久前我重讀了《我的叔叔于勒》，系幾年前重版的趙先生的譯本。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約瑟夫）下筆，從「我」的視角觀察周圍親情關係的變化。當「我」尚未出生或還在襁褓中的時候，于勒叔叔就「行為很不端正」，曾經是「揮霍錢財」的「一個壞蛋，一個流氓，一個無賴」。當上一代老人離開人世的時候，于勒叔叔又「把自己的那部分遺產吃得一乾二淨，還大大消耗了我父親應得的那一部分。」總之，于勒叔叔「曾經是全家的禍害」。
終於，于勒叔叔被送上「從勒阿弗爾開往紐約的商船」，從此去了北美。這以後從寄回的信件上看，于勒叔叔似乎在北美「做了買賣」，而且還「賺了點錢」，甚至「準備賠償給我父親帶來的損失」。於是，大家開始認為于勒叔叔是位「正直的好人」，是「有良心的人」。在最近的一封來信中，于勒叔叔告訴「我」的父母：他「明日到南美旅行」，並表示，他「發了財就會回到勒阿弗爾來」，而且「為期不會太遠」。從此，于勒叔叔由我們「全家的禍害」，轉而變成「全家的希望」；于勒叔叔寄回的信，成了「我們家的福音書」。我們一家人甚至計劃著要用于勒叔叔帶回來的錢，「在安古維爾附近購置一幢別墅」。
終於有一次，「我」的全家有機會乘坐輪船到澤西島去遊玩一次。「澤西島是窮人最理想的遊玩地方」。在船上，「我」的父親偶然發現那個顯得很衰老的、賣牡蠣的窮漢，像是「我」的叔叔于勒。這一發現引起父母的何種反應？首先是父親「臉色十分蒼白，眼神也跟尋常不一樣」。母親知道後「也怕起來」，之後又開始「哆嗦」，而且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父親經向船長旁敲側擊地探問後，終於證實那賣牡蠣的流浪漢正是「我」的叔叔于勒。這個確切的消息讓父親變得「神色那麼張惶」，他「低聲嘟噥著：『真是飛來橫禍』！」接著，母親「大發雷霆，說：『我早就知道這個賊不會有出息，早晚會再來纏上我們！倒好象一個達夫朗什家裡的人還能讓人抱什麼希望似的！』」母親又趕緊讓「我」「把牡蠣錢付清」，然後全家很快轉移到船的另一端，以便離于勒叔叔儘可能地更遠些。從澤西島回來的時候，全家人為了徹底避開于勒叔叔，改為乘坐聖瑪洛號。只有「我」，在臨近澤西島之前，「想再看一次我的叔叔于勒，想到他的身旁，對他說幾句溫暖的安慰話。」
小說沒有驚人的波瀾或峰迴路轉的情節，莫泊桑是善於從尋常生活或家長里短中發掘細節的文字聖手。「我」的父母在去澤西島之前對于勒叔叔的殷切期盼，與在輪船上見到窮困落魄的于勒叔叔後，所顯示出唯恐躲之不及的驚慌，形成了令「我」難以接受的對照。讀者看到的是世態炎涼、人情薄如紙、親情之間拒之千里的冷漠。於是，恩格斯的那句話：「資產階級撕去了籠罩在家庭關係中溫情脈脈的面紗」，似乎成了專為評價《我的叔叔于勒》量身定製的名言。讀了小說，再聯想《共產黨宣言》中的這段「名言」，也就更能激起學生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仇恨。
可惜很少有人願作進一步考量：如果沿用無產階級導師的階級劃分方法，那麼在小說從頭到尾塑造的人物中，無論是「我」的父母，抑或是于勒叔叔，究竟誰應劃入資產階級？正統的社會主義理論中，通常根據財產占有的數量作為劃分階級的依據。不過在改革開放中迅速暴富起來的高層顯貴與太子黨們，無論擁有多少驚天財富與資產，卻不僅永遠不會劃為資產階級，而且還永遠是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根據財產占有量，小說《我的叔叔于勒》全部人物中，究竟有誰可劃入資產階級呢？小說開頭即提示：「我」的家庭「並不是有錢人家」，生活僅僅「勉強湊合罷了」，父親「掙的錢不多」，「家裡樣樣都要節省」，「母親對家裡拮据的生活感到非常痛苦」。至於那個原本「行為很不端正」、只知「揮霍錢財」、最終只能在船上靠賣牡蠣餬口的于勒叔叔，更加與「資產階級」四字毫不沾邊，只能劃入赤貧的無產階級，也是極善吹牛的流氓無產者。
既然「我」的父母以及于勒叔叔都屬無產階級，那麼所謂「資產階級撕去籠罩在家庭關係中溫情脈脈的面紗……」一說，與小說《我的叔叔于勒》究竟有什麼關係？小說中究竟是誰撕去了「溫情的面紗」？那個「撕去了籠罩在家庭關係中溫情脈脈的面紗」的人，究竟屬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小說中不僅沒有一個人物可劃入資產階級，相反都可歸為無產階級之內。原來「撕去了籠罩在家庭關係中溫情脈脈的面紗」的人，恰恰屬於無產階級。而小說居然被曲解為反映了「資產階級撕去了籠罩在家庭關係上溫情脈脈的面紗，並把這種關係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如此捕風捉影、生搬硬套恩格斯的「名言」，對小說作如此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的解讀，在半個多世記的時間內，居然從未遇到質疑。
既然在小說《我的叔叔于勒》的全部人物中，完全找不出一人屬資產階級，那麼將恩格斯的這句「名言」強加於對小說的評論，也就完全是一種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欺騙。什麼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指市場經濟中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與企業家在內的群體。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資產階級的名聲連同資本主義制度一樣，遭到無休止的誣衊：資產階級不僅會「撕去家庭中溫情的面紗」，而且貪婪自私、殘酷剝削並製造大批失業人口，所有資本家無一不是靠剝削才掌握了生產資料。我當年還是學生的時候，長期反覆接受的教育就是：「資本主義一天天爛下去，社會主義一天天好起來」！
市場經濟里生產資料掌握在誰手裡的問題，究竟由誰說了算？不要以為一個人越善於剝削，就越能成為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或資本家，這在邏輯上講不通。更不能因為老子打下江山，兒子就可以壟斷生產資料。恰恰相反！哪些人可以成為擁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只能由市場上無數消費者群體通過投票確定。消費者投的是貨幣票，他們每次進商場、飲食店消費與購物，都伴隨著投票過程。眾多消費者投入貨幣票，決定了哪些人適合成為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並繼續留在市場上為人們供給各種消費資料。一個資本家，如果不善於發現市場上的消費需求與潛在需求，就無法滿足公眾的各種消費，也無法獲得人們的貨幣票，很快就會虧損得一無所有。無數以工人、職員、知識分子和農民組成的消費者群體，只有找到質優價廉需求物品，才願意投出自己的貨幣票，才決定哪些人有資格成為資本家。這種市場投票機制也表明真正願意小心翼翼為公眾服務的人們，恰恰就是在市場體系中成功的資本家、企業家，而那些嘴上高呼為人民服務的政黨與政客，卻是以公眾為掠奪對象的匪幫。
指責「資產階級撕去籠罩在家庭關係中溫情脈脈的面紗……」，純屬一種捕風捉影的政治宣傳，如同詆毀資產階級貪婪成性、冷酷自私一樣，是少數人為了藉助武力上台永久執政的目的，並推行計劃經濟的基本手段。這一道理在上世記早已被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從理論上作了清算。
三
作為小說家的莫泊桑，在《我的叔叔于勒》中，僅僅是反映那個時代法國社會的現實，以及親情關係中對財產權的攫取和由此引起的冷漠。莫泊桑自己就出生在敗落的貴族家庭，其父也類似于勒叔叔那樣的浪蕩公子，這使莫泊桑對親情的冷漠有著切膚之痛。客觀地講，莫泊桑的筆下對于勒多多少少流露了一種同情，對「我」的父母的選擇也帶有一種噯味的揶揄。莫泊桑對當時法國社會貧富不均的抨擊，倒是可以從小說的另一段文字中看出：
在有錢人的家裡，一個人吃喝玩樂無非算是胡塗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稱呼他一聲花花公子。在生活困苦的家庭里，一個人要是逼得父母動老本兒，那他就是一個壞蛋，一個流氓，一個無賴。
莫泊桑是19世記不可多得的文學巨匠，他的小說顯示出對當時社會貧富差距的強烈批判，而非對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牽強附會地抓住《共產黨宣言》中違背真實的一句話，將小說《我的叔叔于勒》塗上一層「抨擊資本主義」的色彩，未必就能保證社會主義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