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國經濟如日中天。為什麼此後我們這輛車越跑越重，越跑越跑不動了？如果還是從體製成本的角度來觀察，會發現這條成本曲線在經歷了歷史性的大幅下降之後，隨著高速增長又重新抬頭向上升。
這個問題，在2008年紀念改革開放30年時有過很多討論。我本人參與其中，寫過一篇《鄧小平做對了什麼》。簡要講，漸進改革留下了不少硬骨頭，不少半拉子改革工程，同時高速增長又不斷引發新問題，加到一起，體製成本先降後升，橫看過去像是一隻碗的側影。
法定成本上升，企業負擔加重
第一項是法定成本。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有一塊成本是供求競爭決定的。比如家家想要更多土地，競拍過程就提升土地價格，也增加企業用地成本。家家爭相僱人，工價也不免上升。大家爭原料，原料漲價，成本也上升。
不過真實世界裡，還有一類成本是法律規定必須繳納的成本，帶有強制性，不繳即犯法。從1995年到2012年，全國名義GDP總共增加了8.6倍。同期，全國工資總額增加了8.8倍，比名義GDP總量的增加略高一點點，那基本是在市場上形成的。但法定成本升得很急：同期全國稅收總共增長了16.7倍，比勞動工資總額的增長速度幾乎高了一倍。政府除稅收以外還有其他收入，同期增長了18.8倍。
還有社會保障繳付，那也是一種法定成本，1995—2012年間全國共增長了28.7倍。社保繳付法定在工人、企業的收入里抽取，這點不是問題。問題是法定的繳付率是否合適？
中國的社保繳付率比不少已開發國家還要高，歷史原因是過去的體制靠每個企業的年輕工人保老工人，沒有統一的社會保障基金，國企一旦經營虧損、清盤，無從對老工人負責。到了20世紀90年代出現大批國企破產、工人下崗，匆忙建立社保體系，欠帳太多，不得已把社保繳付率定得偏高。當時及以後，學者做了研究，也早就形成了政策建議，就是要把部分國有資本劃到社保基金，以多年形成的國有資本來充當社保資本，減輕當期企業的社保繳納負擔。
但建議歸建議，迄今為止劃入社保的國資太少，企業的社保繳納負擔還是偏重。
法定成本里增長最為迅猛的是土地出讓金。本來1988年《憲法修正案》白紙黑字寫明，"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從來沒有限定只有城市國有土地才可以流轉，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就不得流轉。但實際上，"依法流轉"之具體法規，僅頒布城市國有土地的流轉規定，一直沒有關於農村集體土地流轉的全國性規定。農村土地剩下華山一條路，就是由政府徵收，再由政府以國有土地的名義出讓給市場，政府則收取土地出讓金。
1995—2012年間，全國土地出讓金共增長了多少呢？64倍！從市場角度看，"土地出讓金"是企業、個人獲得土地所不得不繳付的使用費，構成生產和生活的成本。這筆開支，在總量上的增長速度，快於名義GDP增速7倍以上。這些統計數目說明，在中國經濟高歌猛進、進位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中，早年的放權讓利也轉為法定成本重新上升。
法定成本跟供需競爭形成的成本不同。供需競爭形成的成本，經濟下行隨著向下調整，比較有彈性。調整法定成本，要層層反映情況、提出請求呼籲、召開各種會議，有的還涉及修訂法規，程序上麻煩很多。2016年經濟工作部署"三去一降"，其中降成本是重要一著，很多地方梳理哪些成本要降，但梳理出來的許多項目省里也解決不了，要上報中央。但就是到了中央，修訂法規也不是說辦就能辦的。
市場准入的成本
市場准入的難易程度，並不是全部由市場本身自由決定的，而要取決於相應制度與政策。中國的情況是，市場逐步開放，每開放一步准入，很快形成激烈競爭格局，甚至形成供給過剩，需要開放新市場，找到新准入。但很多潛在市場的開放壁壘過高，陳舊觀念與既得利益聯手把門，就是不讓競爭機制發揮應有作用。
觀察經濟現象，雖然下行"壓力山大"，似乎沒生意可做，但同時還存在諸多領域嚴重的供不應求。明明有市場機會，就是不允許人們對這些機會做出反應。這些人為的摩擦和阻礙也是一種體製成本。
以醫療服務為例，"醫改"改了多少年，大城市好醫院排長隊差不多還是依然如故。新一輪醫改是2007年發動的，國家投入了多少億，但醫療服務的改善與投入的資源遠不成比例，還是供應滿足不了需求。這方面總不能說產能過剩吧？卡在哪裡？卡在醫療服務准入、卡在不當價格管制。
這幾年兒科醫生短缺成了大新聞。不是沒有後備醫生，每年都有數目足夠用的醫學院畢業生。但後備資源的充分利用、形成有效供給，需要相對價格信號的指引。問題的癥結是兒科看病奇難，但是在相對價格方面得不到一丁點的反映。不靠市價信號，怎麼有效配置資源包括後備資源？只好天天喊口號。喊了這麼多年，不管用還在那裡喊，也不管有人聽沒人聽。經驗證明，准入與價格機制對資源配置效率有決定意義，因此要持續擴大准入、解放價格。
大城市出行難，也是多年痼疾。移動網際網路起來以後，讓共享出行成為可能。但技術上可能，還不等於經濟上可行。首先是傳統計程車行業受衝擊，因為原先潛在的供給，現在成為現實的競爭對手。其次，交通的管理也面臨新問題。但是搭計程車便利了，是基本事實，總不能因噎廢食吧？更一般性的問題，創新口號很時興，但創新真的要發生，一定觸動在位經營商，也一定引發新的管理問題。有問題解決問題，不能一棍子打死，否則，"創新"口號喊得再響，也難以落地。
土地供應的難題
在現行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成了工商用地的唯一供應方。講過了，地方政府的特徵是"畫地為牢"，即每個地方政府只能對自己行政管轄範圍內的事務負責，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改革開放幾十年了，人口勞力、經濟資源、投資項目皆可流動，且流動的範圍大大跨越縣、市、省的行政邊界。人往哪裡去、錢向何處流、項目到什麼地方落，並不由行政等級決定。在此種情況下，用地供應由各地政府主理，斷然難以合理匹配供求。
房地產調控了這麼多年，每次宣稱的調控目標究竟達成沒有？恐怕是漸行漸遠。全國一道令收緊供地，熱門城市房價應聲而漲；一道令放鬆供地控制，"空城""鬼城"趁勢擴大，"房地產過剩"愈演愈烈。來來回回多少回合，土地的供給側改革，始終排不上日程。
還要補充，城市用地不僅是平面的土地，還涉及土地利用的密度，即容積率。這在現行體制下，城市用地的容積率決定，也一直是行政權力的囊中之物。有一整套城規法規，又有一套審批程序。外加理論家的幫忙，提倡所謂"城市建築不自由"（其實是只有行政權力的自由），完全無視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在人口、經濟、技術、管理等綜合壓力下，全球有影響力城市的平均高度一直持續增高！伴隨都市的合理增高增密，則是"城規管制改革"積累了不少值得借鑑的經驗。
聽任"平面土地觀"及相關制度安排占據上風，不但過度管制帶來的腐敗揮之不去，還嚴重妨礙城市供地對需求做出較為靈敏的響應。
移動、退出的成本
還有一個成本是移動、退出的成本，早期遇到的問題是市場割據，有的地方政府為保護本地產業，禁止、限制外地產品進入。現在這種事少了。但出現了新問題，本地公司一旦做大要把總部搬去其他城市，就不讓走。
這也構成"地方競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各地招商很積極，招來了就不讓走。政府的組織特性是劃分行政轄區，但企業、產業的發展要跟著市場走。由稅收、GDP政績推動的"地方競爭"，優點缺點並存，但是市場關係越發展，過去管用的那一套招商引資戰略，越成為繼續發展的障礙。為什麼老喊要調整結構？從微觀上看，其實還是企業進入、退出的體制性摩擦偏大，一個地方的最優布局，與大市場裡的最優布局，不是一回事。
現在農業發展遇到瓶頸，要害是農業沒有競爭力。避開結構變革，靠補貼解決不了這個根本困難。結果用財政補貼刺激的糧食生產，在市場里根本銷不動，全在國家倉庫里。問題在結構：農業占全部產出的比例是9%，去掉其中補貼因素，不到9%，但從事農業勞動的勞動力占多少？如果也是9%，那農業勞動得到的就是平均收入。如果是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占16%，那麼農業收入只有平均收入的一半。
年年說農民增收重要，真正的癥結是讓低於平均收入水平的農民退出農業，為此要做點調查研究，看是什麼因素妨礙這部分農民退出來，就是免稅起了什麼作用？價格補貼起了什麼作用？土地承包關係，以及戶籍、宅基地政策起了什麼作用？在調查的基礎上研究決定政策。
要看到，全球競爭格局已經發生了變化。中國剛開放時，那可以說跟已開發國家是兩個海平面，那時比我們窮的國家有，但沒產品可以出口。今天全球局面更像一個三明治，發達經濟體增長很慢，但還是擁有原創的創新優勢，總冒出一些具備獨到性的新技術、新產品、新產業引領潮流。往下看，越南、印度等一批開發中國家成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由於開放比中國晚，成本優勢比我們還顯著。中國被夾在全球三明治的中間，獨到性優勢尚不顯著，但成本優勢卻又丟失了不少。
競爭格局決定了中國經濟突圍的兩個方向。一是扭轉成本曲線，特別是體制性成本上升過快的不良勢頭，爭取通過深化改革再次大幅度降低體製成本，延續中國經濟參與全球競爭的比較優勢。二是鼓勵創新，培育中國經濟的獨到性優勢。這兩個方面都離不開深化改革。
體製成本不但決定中國經濟的過去，也將決定中國經濟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