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列寧中風，由於擔心致殘失語，無法繼續工作，要求提供毒藥，以備不時之需。列寧不止一次地向史達林、克魯普斯卡婭、烏里揚諾娃、秘書福季耶娃等人提出過索取毒藥的要求，被直接要求執行這一任務的是史達林。政治局委員們都反對這樣做，要求未被執行。
列寧臥病期間確實向史達林要毒藥
上世紀60年代，我在托洛茨基的《史達林評傳》中讀到，1923年2月底史達林告訴他，重病中的列寧向他索取毒藥，以備不時之需。
托洛茨基是這樣說的：在列寧第二次臥病期間，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他會晤時，在秘書離開以後，史達林告訴我們說，列寧曾經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藥。列寧快要失去說話的能力，認為他的病已經沒有希望，預見到另一次中風快要發作了，不信任醫生，他毫無困難地發現他們是自相矛盾的。他的神志完全清醒，但是他的痛苦是無法忍受的。
托洛茨基對此表示反對：「自然，我們甚至不能考慮執行這個要求，格季耶（為列寧看病的醫生）沒有失去希望。列寧還能康復。」
「這一切我都對他說過，」史達林回答說，毫無不快的味道。「但是他不想聽道理。老頭子在受苦。他說，他要把毒藥放在手頭……只是在他確信，他的情況毫無希望時才用它。」
那時我對托洛茨基記述的這一情節是懷疑的。因為列寧在去世之前還聽克魯普斯卡婭讀傑克·倫敦的短篇小說《熱愛生命》。
當時托洛茨基也對此表示懷疑，他是從另一個角度——列寧不可能把這樣的任務委託給他已經不信任的人。他寫道:當時極其懷疑史達林的列寧怎樣和為什麼向他提出這個要求呢？因為從事情的表面來看，這意味著高度的私人信任。在列寧向史達林提出這個要求之前僅一個月，他在遺囑上寫下了他的無情的附言。他在提出這個要求之後幾天，同史達林斷絕了一切私人關係。史達林一定會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麼列寧不找別人而偏偏求助於我呢？答案是簡單的:列寧認為史達林是能夠滿足他這個淒涼的要求的唯一的人。同時，可能他是想試試史達林，這個「專燒辣菜的大司務」到底怎樣熱衷於利用這個機會？
不過後來看到一些資料，令人不得不相信託洛茨基的記述並非空穴來風，歷史上確實有過這個插曲。
「如果癱瘓發展到失語，請提供氰化鉀」
1967年3月20日蘇聯作家亞歷山大·貝克採訪了列寧的女秘書福季耶娃。福季耶娃從1918年起就擔任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防委員會秘書，同時又是列寧的秘書，從1938年起在列寧博物館工作。
在交談中，福季耶娃主動談到列寧索取毒藥的事情。她說：那個時候我兩次到史達林那裡去過。第一次是為毒藥事。但此事不能寫。第二次去是轉交列寧關於民族的信。先談毒藥。這是在夏天（1922年）的哥爾克，列寧請求史達林給他弄來毒藥——氰化鉀。他是這樣說的：「如果事情發展到失語，那我就服毒。我想手頭擁有毒藥。」史達林同意了，說：「好的。」
然而，列寧妹妹瑪麗亞·伊利尼奇娜知道了這次談話，表示堅決反對。她說，這種病常會有各種轉機，即使失語也是能夠恢復的。總而言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沒有得到毒藥。但又一次中風後，他再次派我到史達林那裡取毒藥。我打了電話，到他家裡。史達林聽我說後表示：——費爾斯特教授給我寫道：「我沒有根據認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會恢復工作能力。既然有這種診斷，我不能提供毒藥。」
我什麼也沒有拿到就回到弗拉基米爾身邊，轉告了同史達林的對話。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大發脾氣，怒罵起來。生病期間他往往為小事發脾氣：例如電梯壞了。他大喊大叫道：你們的費爾斯特是招搖撞騙分子。用支吾搪塞的話來敷衍我。
我還記得列寧說的話：——他寫了什麼？您親眼看見了？——沒有，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沒有看見。
最後，他對我喝了一聲:——滾吧！
我走了，但最後還是頂了一句：——費爾斯特不是招搖撞騙分子，而是著名學者。
數小時後，列寧給我打電話。他平靜下來了，但很鬱悶。——對不起，我發火了。當然，費爾斯特不是招搖撞騙分子。我是在氣頭上說的。
據《蘇共中央通報》的資料，列寧是在1922年12月22日把她叫去的。福季耶娃在筆電中記道：「12月22日晚6點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把我叫去並口授如下：『如果癱瘓發展到失語，不要忘記採取一切措施以取得和提供氰化鉀，作為一種人道措施和效法拉法格……』他還補充說：『這一札記不算日記。您理解嗎？而我希望您能執行此事。』前面刪節的話我已無法記起。後面的話我沒有聽清楚，因為說得很輕。我再問了一下，他沒有回答。囑咐絕密保存。」
史達林絕密文件不是捏造
到了上世紀90年代，軍史專家沃爾科戈諾夫出版了他的三部曲之一《列寧政治肖像》，其中也提到列寧索取毒藥的事，其中有當事人的回憶，也有解密的檔案文獻。
有確切記載的是1989年12月公布的瑪·烏里揚諾娃（列寧的妹妹）的紀事。其中寫道：「1920-1921年，1921-1922年兩個冬天弗·伊里奇身體都不好。頭痛，喪失工作能力，折磨得他坐立不安。我說不清是在什麼時候，反正在這段時間裡有一次弗·伊里奇對史達林說，他也許會癱瘓，求史達林答應他，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就幫他搞些氰化鉀來。史達林答應了。為什麼弗·伊里奇求史達林辦這件事呢？因為他認為史達林是一個做事果斷、心如鐵石的人，再也找不到他可以求其辦這種事的人了。」
瑪·烏里揚諾娃接著寫道，「弗·伊里奇在1922年5月即第一次中風之後又向史達林提出了這個請求。弗·伊里奇當時認定，他的一切都完了，便要求把史達林叫到身邊呆一會兒。這個請求很堅決，大家都不敢拒絕。史達林在弗·伊里奇那裡確實呆了不到5分鐘。史達林從伊里奇那裡出來後對我和布哈林說，弗·伊里奇要求他去弄毒藥，說是因為已經到了履行以前的諾言的時候了。史達林答應了。他同弗·伊里奇吻別後，就出來了。但是後來我們一起商量後決定，應當讓弗·伊里奇振作起來，於是史達林又回到弗·伊里奇身邊。他告訴弗·伊里奇，他同醫生交換了意見，確信並非一切都完了，所以還沒有到滿足其請求的時候。當時弗·伊里奇露出愉快的神情並表示同意史達林的意見，儘管又對史達林說：『您在說謊吧？』『您什麼時候見過我說謊』，史達林回答道。」
沃爾科戈諾夫直接引用了兩份檔案文件來證實此事。第一份是1923年3月21日史達林致政治局委員的信。全文如下:
絕密
致政治局委員們
星期六，3月17日烏里揚諾娃同志（娜·康·克魯普斯卡婭）極端秘密地通知我，「弗·伊里奇請求史達林」，要我，史達林，負責為弗·伊里奇弄到一份氰化鉀並交給弗·伊里奇。在同我談話時，娜·康還說，「弗·伊里奇遭受極大的痛苦」，「難以繼續活下去」，她堅決要求「不要拒絕伊里奇的請求」。鑑於娜·康特別堅持，也鑑於弗·伊里奇要求，我同意了（在同我談話期間，弗·伊里奇兩次把娜·康叫來，並激動地要求「史達林同意」），我無法予以拒絕，就說:「請弗·伊里奇放心並相信，在需要的時候我會毫不動搖地執行他的要求。」弗·伊里奇確實放心了。
不過我要聲明，我沒有力量執行弗·伊里奇的要求，不得不拒絕這一使命，不管它多麼人道和必要，謹此通告中央政治局委員們。
約·史達林1923年3月21日
信上有政治局委員們的批語:
閱。認為史達林的「猶豫不決」是正確的。需要嚴格限在政治局委員中間交換意見。書記（事務性的）不參加。
此前，史達林給當時實際掌權的「三駕馬車」的另兩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寫了一個便條，便條沒有署日期，但可以推定是1923年3月17日。
絕密
致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
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剛剛給我來電話，秘密地告訴我，伊里奇的狀況「非常糟糕」，他病情發作，「不想、不能繼續活下去，要求氰化鉀，一定要」。她說想給他氰化鉀，但「沒有勇氣」，因此要求「史達林支持」。
史達林
收信人對此作了批語:
決不能這樣做。費爾斯特提供希望——怎麼可以呢？就算沒有這種希望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格·季諾維也夫
列·加米涅夫
這兩封信標示的日期比福季耶娃和瑪·烏里揚諾娃所說的日期晚好幾個月，並且出現難以解釋的現象。第一，1923年3月17日列寧已經失語，他是通過什麼辦法讓史達林明白需要氰化鉀的，並且從史達林的信可以看出，有時候是史達林同列寧單獨「交談」的。
第二，列寧在1923年初建議撤銷史達林的總書記職務，3月5日又致信史達林，提出斷絕私人關係，此後又沒有看到史達林的道歉表示（史達林寫了道歉信，但因為列寧病倒，沒有看到）。在這種情況下，列寧怎麼可能把如此重大的任務交給他所不信任的人去辦！
第三，史達林信中說，「她（克魯普斯卡婭）說想給他氰化鉀，但『沒有勇氣』。」給人的印象，好像克魯普斯卡婭手頭已經擁有氰化鉀。但另一封信中又說，列寧要求史達林「弄到並交給弗·伊里奇一份氰化鉀」，可見當時列寧或克魯普斯卡婭手頭都沒有氰化鉀。這是相互矛盾的。
不過，從當事人的回憶和解密檔案，可以肯定幾點:1.列寧在中風後曾多次索取過毒藥，第一次大約在1922年5月。2.列寧的要求是通過秘書福季耶娃、妻子克魯普斯卡婭或妹妹烏里揚諾娃提出的。3.委託史達林弄來毒藥並執行。
不同資料提供的時間差異較大，比較可信的說法似乎是1922年列寧第一次或第二次中風之後，因為這時候列寧可以用語言直接表達自己的願望，並且這時候委託史達林去辦也比較合乎邏輯。當然，由於列寧曾多次提出過毒藥的要求，也可能1923年3月17日是最後一次向史達林索取，由於是舊事重提，可以不費口舌。在史達林原信的複印件上，日期是清楚的，不像是捏造的東西，並且也沒有捏造的必要。
摘自2008年第10期《探索與爭鳴》作者：鄭異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