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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名記者剖析美對華政策演變和川普政策

——中共治下的中國能成為未來的超級大國嗎?

美國國家安全領域的知名記者格茨(Bill Gertz)日前接受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專訪,深度剖析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以及川普對華政策的方向。格茨表示,從中美關係破冰到中美關係緊張,過去的美國政府從一開始的對華接觸政策就存在本質上誤導,因為他們根本不了解中國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而川普正帶來對華政策的大改觀。

格茨說,現在中共治下的中國蘊藏了巨大的矛盾——改變了共產主義經濟制度,但他們沒有改變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體系:對所有事情都在進行強力的中央控制、內部安全以及壓制政策。

格茨說,現在中共治下的中國蘊藏了巨大的矛盾——改變了共產主義經濟制度,但他們沒有改變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體系。(NTD)

以下為採訪全文。

記者: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上世紀的美中關係破冰被認為是一種戰略上的輝煌。但中國戰略專家皮爾斯伯里(Michael Pilsbury)的新書《百年馬拉松》中卻指出,美國從一開始就對美中關係存在本質上誤解。請問美國從一開始對華政策就錯了嗎?

格茨:是的。我想尼克松政府對中國的戰略開放是一種“戰術策略”。換句話說,就是打反對蘇聯的中國牌,在當時佔一席之地,也被認為是一項大的外交成功政策。

尼克松過去是一個強烈的反共產主義者,所以他對中國(中共)的開放政策也遭到支持他的保守派批評。問題在於,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該政策沒有重新評估對華政策。就有點像啟動了自動駕駛,這是美國政策脫軌的地方。可以說,他們基本上犯了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以為通過接觸——與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共產主義超級大國、專制政權進行無約束的接觸——終將帶來真正的戰略夥伴關係,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從根本上了解中國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是什麼。

記者:為什麼會這樣?

格茨:當時人們認為這是打擊蘇聯的巨大努力,有助於加大蘇聯和中國(中共)之間的分歧、這符合美國的利益,在當時被認為有價值,但它是否成功則是個問號。

等到了蘇聯解體,美國沒有重新評估美中關係,而這是他們本應該要做的。我想像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這樣的人士,他們想要維持過去的政策,並試圖與中國(中共)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而不是真正從根本上理解中國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

記者:在美國對華關係中,以利潤為導向的商界也主導了公共政策。這是否也導致美國對中國(中共)的認知走上歧途?

格茨:多年來,我一直在發出警報,我稱為“中國(中共)威脅”,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以及我在2000年出版的書《中國威脅論》。我從一開始就認為,美國對華的基本策略是錯誤的。

這種策略的部分內容是,如果美國與中國進行貿易,這種貿易和商業互動將產生適度的影響,並最終導致中國從共產主義國家向民主國家演變。

這個假設一直是美國過去30多年來的基礎,可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但它被證明存在根本上的謬誤。我們沒有看到中國在向民主制度演變,事實上,我們看到了相反的情況,就像是人們常說的第二次婚姻——希望勝過經驗。

不過,你不能把國家安全政策建立在希望上,你不能只是希望美國與中國進行貿易,然後就能帶來更和平、更民主以及更開放的中國。

記者:是否這個錯誤是一廂情願的呢?跟美國大公司的唯利是圖有關嗎?思科、微軟,都在中國賺了很多錢。

格茨:沒有人翻看過他們的賬本、知道他們在中國賺了多少。要知道,每個企業在中國都受到嚴格限制,中共要美國公司大量轉讓技術,它們對美國公司施加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限制。

另一方面,從商業社會的角度來說,它們也是基於剛才說的願望——能夠以某種方式進入中國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新興市場。他們說:“我們嘗試讓中國進入商業領域,並希望美國資本主義的理念能夠在那兒被接受。”

事實上,資本主義的理念沒有被中共當局領會,我們卻看到了中國退步到了一個有更多意識形態和表現更強硬的共產主義立場上。

記者:那以利潤為導向的商業部門去推動公共政策,是否本身就會存在被忽視的風險?或者說,會損害我們的長期利益和價值觀?

格茨:是的,的確如此。首先,許多美國科技公司開始明白了與中國(中共)做生意是高風險。風險是什麼?風險在於中國(中共)將竊取其最重要的專業機密,他們的工業和經濟機密。對於許多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公司而言,這一點確實變得更現實清晰。

我跟在中國待了多年的生意人交談過,他們舉例說,中國(中共)通過法律要求公司提供其專有軟體及網路的源代碼,這將損害他們最寶貴的機密。現在,中共還沒有執行這項法律,但已經擺在書面上,它們可能會強制執行。同樣,美國商界之前的希望——通過商業和在中國做生意將對中國產生適度影響——到目前為止,被證明沒有一點用。

許多商界領袖已經接觸美國政府,並表示,我們被中國(中共)暗地裡偷了,我們需要採取措施保護我們的技術,因為它現在確實是美國工業和經濟的引擎。

所以在川普(川普)政府執政後,他們一直非常積極地迫使中共往回撤(註:撤掉不公平貿易的做法),我們也看到他們往回推面對的重大阻力。

記者:您如何看待川普最近簽署的2019年國防授權法案(NDAA)?

格茨: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是川普政府編寫的新對華戰略、往前邁出的一大步,最早的應該是白宮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7年12月),然後是今年1月出台的新國防戰略。在這兩份報告中,美國幾十年來第一次將中國(中共)視為戰略競爭對手,這是一種外交辭令,意思是美國不再接受中國(中共)將成為一個支持自由、支持資本主義國家的遠景。

我想這是NDAA首次將這一新策略編入許多領域。

我們看到報告提出加強美國與台灣的關係,我想這是川普政府的一個真正重要的戰略舉措。台灣真的是一把指向中國(中共)核心的民主匕首。

通過美國對台政策的傾斜,NDAA呼籲美國與台灣進行軍事演習,其實這是常識。根據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美軍在某種程度上有義務保護台灣不受中國大陸攻擊,但歷屆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都對美國與台灣的軍事互動施加了非常嚴格的限制。雖然近年來情況有所改善,但我認為新的NDAA是真正促進了美台之間的更緊密合作。

記者:我們是否會看到川普對華政策有一個重大改觀?

格茨:的確如此。就像我說的那樣,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是政策的結構性轉變。我想說,自上而下的政策真正對各政府機構——無論是商務部還是五角大樓或司法部——產生影響,可能要經過數年時間、也許兩三年,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了重大變化。

一個例子是反間諜領域。多年來,聯邦調查局(FBI)很少把中國(中共)間諜活動當作目標。現在變了,在川普政府執政期,開始認識到中國(中共)正在構成情報威脅。他們正在用情報活動來影響美國的運作,最重要的是用於技術盜竊和工業間諜活動。

我們看到五角大樓與台灣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繫,我們也看到了打擊中國(中共)網路攻擊的更大努力,這些網路攻擊一直在大量竊取美國政府機密以及私營部門的公開信息。

記者:在與中國打交道方面,是什麼讓川普不同於過去的總統?

格茨先生:這個問題非常有趣。我研究了現任總統川普的政策,留意到早在2012年,川普就在他的書中談及,要打破美國商界對中國(中共)的看法。具體而言,他提出我們要真正關注、且不能忽視中國(中共)的人權侵犯,以及要調整成從商業角度來看中國(中共)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我認為,對於總統川普而言,這確實是其新政策的主要推動力。

他當時沒有聚焦在中國(中共)威脅的安全方面,主要專註了中國(中共)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我想他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真正重新調整美國政策,而且踐行了他之前說過的、並準備好要做的事,而他制定的美國優先政策,旨在將美國利益放在首位。

記者:你認為川普走在正確的路上嗎?

格茨:總統川普在重新調整美國對華政策方面正在取得非常好的進展。過去,造成了許多問題。我們也看到中方的有趣反應。

一個是我們看到中國(中共)在向俄羅斯靠近。我們看到了新的俄中軸心出現。中國(中共)尋求與俄羅斯建立更緊密聯繫的一個原因是,北京認為川普政府是在試圖再次遏制中國(中共)。這不是總統的指令(directive)。川普總統經常談到他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有非常好的友情。只是到他行動時,他的聲音需要比說好聽話的聲音更大。

記者:你覺得中國(中共)能理解和認同美國的這些核心理念嗎?中共治下的中國是否能成為一個持久的超級大國?

格茨:首先,我認為從北京的角度來看,1991年蘇聯解體是一個警鐘。中國(中共)領導層明白他們必須進行制度改革;否則,他們像蘇聯一樣註定要在共產主義體制下崩潰。

之前在20世紀80年代,他們已經開始了改革開放進程,我想這一過程中共是想要使共產主義再次強大。從我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他們追求的目標。因此,他們改變了共產主義經濟制度,但他們沒有改變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體系:對所有事情進行強力的中央控制、內部安全以及壓制。這些是他們無法放棄的共產主義制度的關鍵特徵。

他們擔心的是,如果他們放鬆意識形態、並邁向更民主的國家,他們最終會像蘇聯一樣。

從經濟方面來看,它們的口號是“致富,讓所有人都共同富裕。”但事實證明,中國現在存在著猖獗的腐敗現象,同時貧富差異巨大。沿海城市和精英從該系統中受益,但其它地區則陷入貧困和悲慘的困境。這是中國(中共)無法應對的內部矛盾。

雖然它們搞了許多公共形式,並轉向支持更強硬的共產主義,但它們也認識到自己缺少核心價值體系。

我認為中國(中共)領導層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研究過一黨專政或一黨政治制度,他們也在尋找能夠把它們所有的一切都穩住的價值體系,但是他們沒有找到。因此,我認為目前的中國(中共)體制內存在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是強硬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體系,而另一面是准資本主義以及半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

記者:所以它很難起作用。從長遠來看,這不能創造一個持久的超級大國。

格茨:有些西方人還有過這樣的想法,中國所謂的中產階級發展將對中國(中共)領導層的壓力產生影響。不過這種觀點也沒有成功。因為這些中產或多或少都是中國(中共)體制內的一部分,介於政府與黨內精英,還有軍隊等統治國家和其它事宜之間,所以它們是不穩定的。

我想西方有責任迫使中國(中共)考慮建立一個更加民主開放的體系。

最近作為隨行記者,我跟隨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Jim Mattis)訪問中國大陸,我真的感受到那裡是一個信息沙漠。我們處於2018年信息時代的高峰期,但你在那無法訪問谷歌、登錄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你只能在中國的外國酒店買到一些外國報紙。

我覺得中共領導層真的很脆弱。它們不理解老百姓想要暢通無阻地訪問世界各地的信息。現在有各種各樣的方式,中國人正在突破防火牆,使用虛擬專用網路(VPNs)等,在信息時代接入外部世界。

記者:美國人是否完全了解美國的真正實力?

格茨:2016年川普贏得大選,他提出的讓美國再次強大的理念,跟奧巴馬政府是一個鮮明反襯。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被推向一個激進的、朝社會主義的反美方向。所以,美國人之所以投票支持川普那麼多,其實也是對希拉里的防禦措施。

這表明美國仍然相信我們的基本價值觀和基本原則,我們現在正在經歷一段激烈的政治辯論期。總的來說,我們走在正確的軌道上,而美國現在是,也確實有能力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守護力量。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楚天 來源:新唐人記者SIMONE GAO報導/大紀元記者林燕翻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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