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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愛因斯坦齊名的義大利科學家費米「叛逃」美國之謎

——費米「叛逃」之我見

費米的「叛逃」,純屬費米「個人行為」的選擇,而決定這種行為選擇的,是費米的價值判斷。當然,費米也可以在獲諾貝爾獎以後,選擇繼續留在墨索里尼統治的義大利、繼續留在羅馬大學從事核子物理研究,乃至率領他的團隊製造出第一個原子彈讓整個世界大吃一驚。

費米和他的家人

上世記現代物理學最後的一位通才——美藉義大利裔科學家費米(Enrico Fermi),在核子物理研究領域乃是堪與愛因斯坦比肩的奠基人,也被詡為自伽利略以來義大利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在中國,愛因斯坦早為婦孺皆知的標誌性人物,而費米作為華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者李政道的導師,其人與貢獻卻鮮為人知,其中原因究竟何在?有時我突然想到,這是否與費米曾經的一段“叛逃”經歷有關?

1938年費米攜妻、兒赴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獎儀式結束之後,卻與全家人悄悄坐船跨越大西洋,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繼續他的研究生涯,把自己的才華奉獻給彼岸自由與人類和平的偉大事業。上世紀40年代初,在美國以原子彈研製為目標的“曼哈頓計劃”中,費米以僑民身份忝列主要領袖之一(另一位是奧本海默)。但費米投奔美國之前,即是羅馬大學名教授兼義大利皇家科學院院士。

費米是土生土長的義大利人。若按現今炎黃子孫的說法,費米的祖國培養了他,也給了他不菲的回報,包括名譽、社會地位和經濟收益,費米卻背棄了自己祖國。說得準確一點,也許這就是“叛國”。中國作家王蒙認為:祖國就是母親,母親即便錯打了兒子,兒子也不該記恨他的母親。更何況費米的祖國母親,並未打擊或迫害過費米。

詩人張耳直言指陳:“王蒙是個優秀的奴才”。不過在我看,若稱之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也許更確切。回到正題上來:費米為什麼要“叛逃”?二戰爆發前,愛因斯坦作為猶太人,是因為感受到納粹極權主義制度巨大權力的壓迫,不得已逃離美國。這與中國鋼琴家傅聰、小提琴家馬思聰的“叛逃”頗為相似。那麼費米究竟為何“叛逃”呢?許多人認為原因在於費米太太蘿拉是猶太人,在義大利受迫害無法生存,才迫不得已選擇了逃離。此一說法,至今在網上流傳,其實純屬牽強附會。墨索里尼政權後期,對猶太人的排斥是受納粹德國的推動而形成的,這一點在費米太太所著《費米傳》中有很清晰的描述。1954年費米因病逝世後不久,費米太太在丈夫身前好友的建議與推動下,寫成《費米傳》一書。《費米傳》的中文譯本有兩種,最早是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3年譯本,另一種是大陸何兆武先生的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手頭的一本即香港版。

《費米傳》的文字客觀真實,行文質樸而傳神。費米太太不懂高能物理,所以凡涉專業的有關陳說,都由費米的朋友審閱後才定稿。通常為自己親人立傳,多有為尊者諱的遺憾,或者乾脆欺世盜名、掩蔽事實。但這本《費米傳》絲毫看不到對費米的刻意頌揚。事實上費米是世界上稀有的物理學天才,任何人為添加的溢美之詞都是多餘的。《費米傳》內容顯示,在希特勒權勢向義大利滲透之前,未見墨索里尼政權對猶太人的迫害。少女時代的費米太太在與費米第二次見面前,費米太太是這樣陳說自己作為猶太人的家庭:

那時我們一家計划到法國白朗峰沙蒙尼去度夏。我的父母親之所以決定到國外去玩,是因為當時外匯的匯率很合算。我們領取護照並無困難,父親是海軍軍官,很有點兒勢力,旅館房間也訂好了,於是便收拾行裝。……

同在《費米傳》中,費米太太回顧起1938年底,全家人在駛往紐約的輪船上,費米太太當時的思緒是:

……戰爭終於到來,義大利在最後一瞬間離棄德國而投向向西方的一切希望終成泡影。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結合了起來,義大利等於德國的一個省份。但法西斯還在抵抗全盤的納粹化,保留著自己面目的一部分。德國的佔領造成大部分義大利人的悲劇,對於義大利的猶太人,這種悲劇尤為迫切而直接。有的猶太人逃入義大利的山裡,有的徒步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比較安全的瑞士集中營。……許多老年人自以為有年齡為保障的,結果都被德國人抓了去,送入苦工營和瓦斯室。

這些是五年後的事。我在離開義大利時幸而並沒有這種悲劇的預感。……

這表明,在費米全家逃離義大利之前,儘管費米太太是猶太人,但把費米一家“逃離”的原因,歸結為躲避墨索里尼政權的排猶,其實是捕風捉影。

費米的“叛逃”,純屬費米“個人行為”的選擇,而決定這種行為選擇的,是費米的價值判斷。當然,費米也可以在獲諾貝爾獎以後,選擇繼續留在墨索里尼統治的義大利、繼續留在羅馬大學從事核子物理研究,乃至率領他的團隊製造出第一個原子彈讓整個世界大吃一驚。然而,費米偏偏作出與此絕然相反的行為選擇。什麼是個人行為?個人行為即個人有目的活動。上世紀奧地利學派的旗手米塞斯,在其經典名著《人的行為》中指出:

……行為將意志付諸行動,並將其轉化為一種力量,是瞄準目標和目的,是自我對刺激及其環境條件做出的有意義的反應,是一個人為適應決定其生活狀態的宇宙所作出的有意識的調整。

美國學者卡拉漢(Gene Callhan)沿米塞斯的思想,將人的行為概括為人出於對自身處境的不滿,進而作出的行為選擇。英國哲學家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則將人的行為解釋為:行為人用“應然”(what ought to be)替代“實然”(what is)所作的努力。費米全家告別義大利和羅馬大學。次年加盟芝加哥大學,主持代號為“冶金實驗室”(實為原子能反應堆)的實驗。當然這是費米個人行為的一種選擇,是出於一種不滿所引起的個人行為。費米的個人行為,取決於費米對兩種社會制度的價值判斷與比較。歐洲科學家通常很少與太太談論政治或社會制度,與中國科學家們政治上老成的夫人們相比,費米太太顯然幼稚得多。費米第一次到美國的大學作演講是1930年,此後又分別在1933、1935、1936、1937年來過美國。費米太太在書中回憶:

每次回去後,他都更喜歡美國,對美國人的了解也更深,同時他也有機會可以從外邊來看義大利和法西斯主義。這種整體的透視,是在裡邊的人所看不到的。

每次回去之後,在他未沉浸於工作而忘記一切之前,他總是談起要移居到美國來,要離獨裁而到民主制度下來生活。我卻總是反對。

在赴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獎的前一年,費米太太對丈夫的價值判斷有了進一層了解。她指出:

費米對於法西斯的各種花樣和標語都不大理會。有一次,他對法西斯所表示的輕蔑頗使我吃驚。那是1937年9月的事情,費米剛從美國回來。和他同行的有出生於瑞士,定居在加里福尼亞,後來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費立克斯‧布洛策。

費米、布洛策和我一起坐我們的車到弗羅倫斯去,這時我們的車已不是小寶轎,而是較為堂皇的奧古斯達了。沿路的法西斯標語雖然還未因希特勒的訪問而刷新,但仍然從殘舊的農家牆上映射出來,十分耀眼。

我的兩位同伴大聲地讀出了那些標語,並加上他們的評語:

“墨索里尼永遠正確;廢話!”

“作戰是必要的,戰勝更必要;廢話!”

費米太太由此清晰感覺到費米的“不滿”。造成費米“不滿”的原因,不是因為住房,不是因為貨幣收入或名譽、社會地位等原因。追根溯源,費米的“不滿”,出於對自己所處社會制度的價值判斷。這種不滿,又是費米採取個人行為的動力源——要想改變“不滿”狀態,唯一出路是靠個人行為的選擇。對自由民主社會與極權主義社會兩種制度,已形成價值判斷並已作出個人行為選擇的科學家,當然不止費米一人。在離開羅馬啟程赴斯德哥爾摩之前,費米和他的朋友們有一次小型聚會,費米太太在書中的回憶流露出淡淡的傷感:

大家都知道這番離別的意義,但都不願意說出來。這是12年來他們合作的結束。他們這群人都離散了。自從賽格勒於1936年到巴勒謨去,拉賽諦又到美國作較長期的逗留後,在羅馬就只剩下了費米和亞瑪律第。……到伯克萊加州大學去參加夏季研究會議的賽格勒,在看出義大利演變的趨勢後,已決定不再回來,並把他的太太和一歲大的孩子都接了去。

拉賽諦靜靜地在找歐洲以外的工作,他終於在1939年7月離開義大利,到加拿大魁伯克的拉弗爾大學當物理學教授。……

極權主義制度下,統治者寧可置民眾生死於不顧,也不會放棄對核武器的研製。這是維護極權制度的重要手段。為此目的,他們需要收買一批科學家,並設法讓他們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核武器成功製造的後果,導致極權主義者因看到自己的強大而變得更加有恃無恐,並依仗自己的軍事實力強行推銷極權統治的“正當性”,也使被奴役的民眾永無出頭之日。作為納粹德國的盟友與附庸的法西斯義大利,倘若二戰後期在費米團隊的努力下造出原子彈,對人類自由與和平的事業,將是一個巨大的威脅。此時作為傑出物理學家的費米,大概也難逃為虎作倀的罪行。

對於一個邪惡、強大的極權主義政權而言,個人行為的最優選擇就是逃離。林肯說:“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善於選擇和善於放棄。”費米的逃離,恰恰是把個人選擇與放棄結合起來,由此為人類自由與民主的制度作出了巨大貢獻。如果無法逃離,起碼也不能助紂為虐,從而使極權主義者更加有恃無恐。當然,如果對某種政權或社會制度缺乏明晰的價值判斷,也就無法正確作出個人行為的選擇。由此看來,費米“叛逃”的行為正當其時,也順應了天意。任何人只要腦子沒進水,都應當為費米的“叛逃”高聲喝彩。

永遠懷念費米!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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