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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輝:五四運動「第一烈士」是歷史的贗品

剛巧北大有一位同學叫郭欽光,在這個時候死了,他本來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約因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訂下個策略。北大學生狄君武提議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傭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弔祭,和挽章哀辭的追悼。在上海還有一位女人,當眾痛哭郭烈士。

圖為學生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前抗議。(網路圖片)

關於中共廣為宣傳的爆發於1919年所謂的“反帝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筆者在《並未救國的五四運動只是胡鬧而已》一文中業已指出,五四運動對中國的發展毫無益處,除了給禮儀之邦的中國留下了暴力的範例,其唯一的後果就是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提供了一個契機。正如香港學者馮學榮所言:“五四運動,除了打傷一個人、燒毀一棟房、撤了三個官、留下暴力的火種之外,沒有什麼裨益可言。”“既沒有救國,也沒有立德。一場胡鬧,僅此而已。”

當年的大知識分子梁漱溟也曾發表社論、譴責大學生的暴力行為。他一方面覺得應該支持這樣的愛國運動,同時也提到這些學生無論出發點是什麼,還是犯法了。他表示,我們不應該在愛國的名號之下,做自己任意想做的事情,這是不對的。他提到:“我寧願這些學生去自首,去蹲他的監牢,如果政府可以特赦當然更好”,“如果我是這些學生,我寧願真的坐這個牢,因為我確實犯了錯”。

而在這場運動中,引發全國各界激烈反響並導致抗議升級的直接導火索是北大學生郭欽光之死,他也是五四運動中唯一死去的學生,是以被稱為五四“第一烈士”。然而,將他的死亡與五四運動直接聯繫在一起,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策略。

來自海南的寒門學子

根據百度百科,1895年出生在海南一個貧困家庭的郭欽光,小時候因家貧無錢上學,經常到學堂旁聽先生講課,所幸有個在鄉間教書的舅舅陳宜德,將他帶在身邊讀書。12歲小學畢業後回鄉務農,幾年後前往廣州,考入廣東初級師範學校。

在校期間,他十分關心國事,時常表達自己對歷史人物的看法。1915年,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簽訂後,郭欽光不顧當局的壓制,以學界的名義與各校學生在廣州東園召開“國恥大會”,並親自登台演講。因情緒激動,他當場嘔血。可見此時他就已經有了病根。

1916年夏天,從廣東師範畢業的郭欽光回到鄉里。一天,設在龍尾塘村附近郭家祠堂里的學校,遭到了一隊20多人的鄉團的騷擾。原來,這些團丁到處敲詐勒索,當地村民同心協力,抗交錢糧,惱羞成怒的團丁便準備燒毀學校。當時在場的郭欽光義正辭嚴地喝斥道:“學校乃培育賢能聖地,它有何罪而遭其火焚?你們有權有勢,刀槍在手,本事大,可要講點良心,講點仁義道德呀!”團丁們啞口無言,只好灰溜溜地走掉了。

喪命京城

1917年夏天,兒子郭貽海剛滿一歲,郭欽光便在兄長和鄉親的資助下,去北京求學,就讀於北京大學文預科。

當時的大背景是:日本趁一戰,對德國宣戰,並佔領了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取了德國在山東強佔的各種權益。1918年一戰結束,德國戰敗。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召開會議,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給已然在山東經營的日本,而北洋政府代表則表示,作為戰勝國,依據中日1915年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民四條約》,被日本控制的青島,應該歸還給中國。民國北京政府還提出給日本補償,支付其出兵青島(打德軍)的軍費開支,但遭到了日本、美國、英國等的拒絕。

無奈之下的民國北京政府密電談判代表、外長陸征祥可以簽約。得知密電消息的“國聯同志會理事”林長民,立即寫下《外交警報敬告國人》一文於1919年5月2日刊登到當時北京的主流報紙之一《晨報》上,稱:“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

一些得知消息的北大學生遂聯合北京十三所高校三千多名學生於5月4日上街示威遊行。當日下午1點鐘,學生們彙集在天安門,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的口號,並要求懲辦親日派高官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

高呼著口號的學生先是到了使館區、向外國使館提交了《陳情書》,但卻沒得到任何回應。憤怒的學生遂轉而奔向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趙家樓。曹汝霖在家躲避。秉承“要文明對待學生”的警察們想出了在曹家大門貼封條的辦法,來阻擋學生。因為撕毀政府的封條就是犯法。

但是憤怒的學生仗著人多勢眾,不但衝破了政府的封條,衝進了曹家,還有學生拿起石塊砸向曹汝霖的老父親,幸被一丫環挺身擋住。未己,找不到曹汝霖的學生遂放火燒掉了曹家,這就是令人震驚的“火燒趙家樓”事件。

曹家起火後,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被迫逃了出來。因被學生誤作是曹汝霖,被學生們圍毆。章宗祥被打成了腦震蕩。

章宗祥在場的另一朋友丁士源,質問旁觀的警察:“學生們都動手打人了!這不叫行使民主權利!這叫行凶!你們當警察的,怎麼還不管一管?!”警察們由於上面有令,紛紛扭頭不理。好在北京市警察局長吳炳湘及時趕到,大喝一聲,學生們才轟然逃散。行凶者被抓到的,沒有幾個。其後警察逮捕了32名學生,包括20名北大學生。

在這場鬧劇中,郭欽光也不顧勸阻,抱病參加了遊行活動。參加活動後,於5月7日吐血而亡,時年24歲。有意思的是,1995年,他被中共民政部追認為“革命烈士”。

真正的死因和“策略說”

關於郭欽光的死因,歷來眾說紛紜。一說是被打死的,一說是病死的。

1923年5月5日出版的《學生雜誌》第十卷第五號上的《五四運動史》一文中寫道:“中有郭欽光君,素性愛國,此次運動,奮不顧身,追擊國賊;聽說同學被捕的有這許多,氣到嘔血;過了二天,竟至去世。”從中我們可以知道,郭欽光也參與了“追擊國賊”,或許火燒趙家樓他也在其中。而其死因是“氣到嘔血”,並未提到是被打致傷而死的。雖然其愛國真情可嘉,但如果他也在曹家參與了行凶、打人,那麼他也是有違法行為的。

再看1950年後客居台灣的澄邁籍鄉親王家槐撰述的《海南近志》中所言:“留京學生文昌郭欽光於五月四日,參加各校學生遊行示威,抗議日本出兵山東,佔據青島事件,與軍警衝突,謂郭欽光因傷致死。”“所傳郭欽光致死之由,蓋在軍警學生衝突時受傷雲。”詞句中的之意“所傳”等字眼,有“聽說”“傳聞”的意思,透露出對郭欽光“因傷致死”的不確定態度。

另據美國漢學家、中國現代史研究專家舒衡哲於1984年完成的學術著作《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其中有這樣一段話:“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門遊行,無一人被殺。警察受命保持和平中立並維持秩序;只有一個北大學生郭勤光(翻譯有誤,應為郭欽光),因‘受傷及疲勞過度’(此語引自周策縱的《五四運動》一書),幾天後死去。”

而當時北大學生領袖之一、也是五四運動的積極組織者的羅家倫在民國二十年口述的文章《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中對郭欽光之死的記述如下:

被打的章宗祥還沒有脫離危險,時時有死耗之傳聞,學生們顯然還在擔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問罪。剛巧北大有一位同學叫郭欽光,在這個時候死了,他本來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約因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訂下個策略。北大學生狄君武提議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傭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弔祭,和挽章哀辭的追悼。在上海還有一位女人,當眾痛哭郭烈士。

結語

綜合各方回憶,筆者認為郭欽光被打死的可能性非常小,親歷五四運動的羅家倫的“策略說”應該是存在的。一方面,明明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卻依舊參與抗議,乃至參與暴力行動,郭欽光的殞命也就怨不得他人了。

另一方面,燒了政府總長的房子,重傷了駐日公使,怎麼看都是違法的,怎麼辦才好呢?於是死於肺病的郭欽光成為北大學生為自己開脫的擋箭牌。極有可能是在受中共影響的北大學生的策划下,郭欽光因愛國而離世的消息被廣為散播,全國各地紛紛舉行追悼會,按照台灣作家龍應台的說法“一個五四烈士就誕生了。追悼會與鮮花,日日上揚。”歷史的贗品就這樣出爐了。各地還為此出現了更多的抗議活動,而其與北大學生打人等違法行徑卻在“愛國”的名義下被忽略了。

令人慨嘆的是,面對學生的過激行動,北洋軍閥政府並沒有懲罰學生,反而聽取民意,撤了曹、章、陸三個親日派高官的職務,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並將被抓捕的學生釋放回家。龍應台在《天長地久》中曾提到,彼時學生們卻拒絕出獄,因為一出獄,緊張對峙的氛圍就沒有了,而運動需要對峙氛圍的加溫。到了次日,軍警來哀求學生出獄。羅家倫說,車子來接學生回家,一個總務處長對學生打躬作揖說:“先生已經成名了,趕快上車吧!”

不過,貌似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並沒有解決青島問題,直到1921年在由美國牽頭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迫使日本簽署了旨在“保全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經濟利益各國均沾”的《九國公約》,日本才被迫同意與中國簽署《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簽約之後,日本從青島撤軍、回國,把青島還給了中國。也就是說,青島的回歸,是民國政府利用了西方國家間的矛盾達成的,與五四運動沒有必然的關聯。

至於郭欽光,也在這段胡鬧的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但卻因為生命的戛然而止,成為了一個被利用的角色。是悲劇還是鬧劇?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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