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要更深刻地了解文化革命中我們之間的衝突的影響及意義，了解六八年後的十年我們倆人的經歷的不同是必要的。它幾乎可以讓人一下子看到我們之間在其後整個的人生道路，文化思想追求的不同。為此我在此簡略地描述出那次衝突後，六八年後的十年，張承志和我的兩條不同的人生軌跡。
由於文化革命時的對抗性涉及到族群性的迫害，即建立在階級、黨群性上的壓迫及迫害，而這個迫害實際上涉及到做人的尊嚴，以及人天生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問題。因此，在文化革命中強烈地不加掩飾地表面化了的對抗，以及伴隨與此的我們那代人的青少年時期的經歷，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靈、精神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這個烙印對任何一個人，幾乎都可以說一生永遠清除不掉。儘管時值於今很多人把它們埋到了心靈深處，甚至已經有很多人帶著這一切離開了人世。但是，那道產生於階級鬥爭，共產黨特權的對於和他們不同族群的人的蔑視及迫害的傷痕，永遠會是我們這兩代人理解社會、回味人生的背景底色。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老紅衛兵激發出來的公開對抗，在六八年開始的離開清華附中，走向社會的潮流中，我們兩派人的分手沒有任何人世間同窗、校友離別的依依之情。反而是形同陌路，甚至是惡狠狠的別離。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高六三二的老紅衛兵張明在分手時，對我們這派較為溫和的宋海泉面對面直接地說：你們代表的是地主、我們是貧農，二十年後我們再見。
實際上這樣的能在分離時還能夠對話，在當時已經屬於罕見。對於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那時已經到了迎面走過也從不講話的地步。張承志是紅衛兵中的極端分子，當然更是如此。他是我們學校開始上山下鄉運動中走的較早的一批人。我只記得他是和老紅衛兵中的糾察隊中的幾個初中隊友一起在六八年秋天到內蒙古烏珠穆沁插隊。此後，有很多年我基本上不知道他們的消息，只是依稀聽說一九七二年，工農兵上大學他被推薦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九七五年由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分配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從事考古工作。
現在網上看到的介紹他的書面文字說：他七二年考入北京大學，那根本就是胡扯！一九七二年是他們六六年砸碎高考升學制度後，工農兵占領大學的開始階段，根本就沒有考試，百分之百地是實踐了他們的理想，由黨組織推薦上大學。而獲得推薦的當然只有那些所謂根紅苗正，表現極為忠於共產黨的人。由於進入大學的很多人立刻顯現出程度太差，為此，次年，一九七三年這個推薦上大學曾經試圖適當增加一些考試。但是，立即就出現了白卷英雄、公開抵制考試的張鐵生。這個抵制馬上就成為一個歷史性的事件。
在那一段歷史時期，七十年代上半葉，雖然上山下鄉運動一直在不斷地展開，但是老紅衛兵中的一部分人幾乎在上山下鄉運動開始的同時就參了軍，另外一部分根基一般的人雖然下了鄉，但是在當地一有抽調回城的可能時就立即離開了農村。像張承志這樣，在七二年就能夠被推薦上大學，或者說以工農兵的身份繼續六六年紅衛兵的「偉業」，去占領大學的，可以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在那一代人中是最好的出路。所以，平民子弟和依附於共產黨的權貴子弟在社會中境遇的不同，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加劇。張承志也依然是受惠者。他的進入北京大學可以說是他們積極參與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勝利成果。
由於那些年我們這兩個群體的人幾乎不來往，因此那些年我得到的只有些風傳的消息。我聽說，我們班的陶正，雖然出身不好，但是從一九六六年前就緊緊地追隨幹部子弟，擁護階級路線，此後成為紅衛兵中少有的「表現好」的「狗崽子」。他插隊後也繼續了革命道路，與張承志一樣也被推薦占領了北京大學的中文系的學習位置。七五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他和畢業於師大女附中的高紅十等人一起創作了文革時期的詩歌樣板「接班人之歌」，從而成了比張承志還先期成名的作家。
我不知道張承志在當時的那個批林批孔運動中、反右傾運動中做了些什麼，但是我相信，他所在的歷史系，以及他不甘寂寞的性格，即他從坐胎於共產黨子宮中帶來的所謂革命性，決定了他一定會和陶正一樣，在那時會繼續他們六六年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戰鬥豪情，積極有所作為。
在遭遇到失學、社會動盪，甚至被拋入到社會底層的我們那代人中，張承志在社會中始終是幸運的人。他由北大歷史系作為工農兵學員畢業後被分配到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在那個年代這個工作當然是難以想像的好的高級工作。張承志在那裡經歷了七六年四五事件，以及當年十月粉碎四人幫，我同樣相信，在這些運動中，他不僅不會參與平民們的不滿運動，甚至也不會參與為周恩來喊冤的黨內不同聲音的活動。因為即如我的了解，他和陶正這些人，從來都沒有過反叛精神。由於這些內容，都是社會學研究、文化分析需要了解的重要內容，所以我相信，一旦有了真正認真研究張承志作品的研究者，一定都會被發掘出來。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集團在黨內失敗後，社會有了一些變化，但是實在說當然不會有根本性的變化。因為基本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乃至文化思想都沒有任何改變，有的不過是一些政策的變化，社會稍微寬鬆了一些而已。對此，張承志的經歷是最好的說明，因為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張承志七六年後的思想及經歷和六六年時沒有任何不同，和七六年前沒有何變化。張承志的經歷在繼續——他在七八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語言系學習，在翁獨健教授的指導下所謂研究蒙古族及北方諸民族歷史。
在我看來，這樣一位徹底意識形態化的人是不會有研究能力的，他能夠從事的只是意識形態的宣傳及煽情。果然，同年他在黨的最高文學刊物，《人民文學》第十期上發表了《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從而在那一年獲得了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一九八一年，他碩士畢業，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同年發表中篇小說《黑駿馬》，獲得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那十幾年，儘管社會似乎有時有些動盪，有時有不同的水溫，但是他在這個社會可說是如魚得水、一帆風順。此後他繼續獲得了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成為海軍政治部文藝創作室創作員，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為此，這也就用不著我再評論什麼了，因為單就這些歷史事實，在文化史中已經足以說明很多問題了。
4.
對比張承志們，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徹底地改變了，決定了我這一生的道路。我從一個認為我應該學習自然科學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在六八年後轉向人文科學。
抽象地決定我走向這條道路的是人間的不平，被文革發生的族群迫害所激發出來的對個人自由的嚮往，以及每個年輕人都曾有的，希望一生能有所作為，轟轟烈烈的生命一場的衝動。
具體的則是那時對毛澤東的信仰及現實，即毛澤東所說的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一次，走資派還在走，特權階層的問題是長期的，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它讓我在一九六八年希望：第一，能夠弄清楚這些問題，第二，未來自己的生命對社會能夠有所貢獻，活的更有意義。第三，中國文化傳統，先哲告訴我們的，要成人就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要在艱難中砥礪自己。
為此，我六八年秋天下決心放棄留城工作，去插隊，獲取更大的自由度。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到吉林洮安縣插隊，並且開始按照自己的計劃讀書。我準備先打好哲學基礎，然後按照馬克思的思想軌跡進入經濟學。因為那時的腦子裡只知道這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問題是認識一切政治及文化問題的基礎。
當時我們帶到鄉下數百本書，當然大部分是僅能夠得到的馬列著作。我那時規定自己每天一定要讀五十頁書，讀不完，不許自己睡覺。此生步入哲學是讓我始料不及的，因為在我讀了馬克思的《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德意志意識形態》、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等之後，讀到列寧的《哲學筆記》，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就產生了強烈的質疑。現在想來大約是從列寧的《哲學筆記》接觸到的他對於馬赫的關於感覺、認知、思維等問題的批判。被列寧批判的馬赫的這些思想，我雖然毫無了解，但是出於一個少年的直覺，它們激發出我的好奇，導引我沿著這個方向繼續提出問題。
一，憑什麼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可以斷言人能夠正確地反映世界，這是把人的感覺絕對化、並且把人們的感官感覺到的現象不假分析證明地等同於世界。
二，既然世界是一分為二的，那麼對立雙方就沒有誰好誰壞的問題。因為沒有左就沒有右，左右冷熱沒有誰好誰壞，誰必然地一定存在，誰要被消滅、克服。如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如此。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
如是眾多的疑問，使得我從六九年秋季，模糊地開始了自己的認識論的探索，我所固有的經驗主義的氣質被喚醒。那年冬天回北京，在政治上讀了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後，我更進一步看透了共產黨，從而從思想到現實開始徹底地背叛出這個社會。那時我痛徹地感到，自己整個前二十年被共產黨和毛澤東徹底地欺騙了，痛心自己居然如此愚昧地跟著他們搞文化大革命，如此簡單的問題我竟然看不到，從而開始更為徹底地反省自己，反省中國社會現存的政治、社會及文化。
大約就在六九年夏天到七零年夏天那一年，我從插隊時的追隨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而轉向了自己這一生走到今天的目標：第一要說清楚馬克思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第二以顛覆四九年後的那個知識界為自己的任務。
我那時告訴自己，從此開始，我絕對不說一句共產黨好話，無論公開還是私下。此後，我信守了自己的諾言，包括在工作期間、繼續上學時填寫的各種表格，以及不得不寫的工作總結，我再也沒有說過熱愛黨，說過一句共產黨的好話，堅持拒絕寫所謂入團入黨的申請書。這個堅持，以及那兩個我的終生任務也就決定了，七零年後我絕對不會進入那個社會，沿著階梯而上。因為那對我是個絕對的恥辱。
一九八七年我因為批判自然辯證法而和當時北京的哲學界以及《哲學研究》，乃至《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發生衝突，我所在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的閻康年在一次聽完報告，步行回所的路上直接警告我，你這樣做還想不想在所里提職稱，分房子？我坦率地告訴他，從我走向這條路就一沒有想提職稱，二沒有想到過房子問題。我想的只是弄清楚思想問題，在能夠說的時候說出來。這其實不過是我七〇年時立下的志願，閻康年和自然科學史所其他那些人當然不會了解，所以他們居然以為恐嚇和打擊我會是有用的。
一九七一年我開始自學外語，數學和物理，為了更加有效，七四年我選擇了中學物理教師作為自己的職業。而那時我所在的那個老三屆中學生群體，在黃皮書、灰皮書等有限的西方著作的影響下，在文字和思想上已經徹底地崇尚那些沒有黨氣的文字，所以覺得當時流行的那些充滿革命豪氣的如「公開的情書」，「接班人之歌」等——愚不可及！我們推崇的是敢於反抗、背叛，是敢於墮落及蔑視社會的規範。
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這是那時我為自己立下的另外一個信條。
一九七五年夏天，因為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後來的導師許良英先生認為可能需要準備第二次革命來反抗繼續進行文革的毛澤東。他為此希望認識些年輕人，而約我到商務印書館會面。我們見面後立即就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而爭執起來。我當時已經變成一個自覺地經驗主義者，推崇羅素，希望自己能夠繼續走自由主義道路，繼續經驗主義思想的探索，試圖從認識論上來說明為什麼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一定是專制的。為此，我在和許先生的第一次見面中，不僅對他回憶了我自己在認識論上的覺悟之路，而且用解凍後的蘇聯年輕人質問赫魯雪夫一代人的口氣直接問他：你讀過愛因斯坦以及其它西方著述，為什麼會走向共產黨，甚至跟著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遲遲不能夠覺悟？你難道對此沒有反思！許良英先生把錯誤歸咎於毛澤東而非共產黨，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論思想，堅決否認我的看法，即他認為政治問題和認識論問題毫無關係，換言之就是他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是真正的科學，和專制毫無關係。圍繞這個問題的對抗貫穿了此後我和他二十八年的交往，最終在二〇〇三年最後決裂。
在認識論方向上對於專斷思想根源的探索，對於馬克思主義以及它所孳生出的共產黨極權主義的認識論根源的探索，在當時的中國大陸，我只能在黑暗中孤獨地探索。由於這個境遇，那個時候我為自己在現實生活中設計的道路是，如果能夠在思想上做一點介紹工作，能夠為中國社會做到薪火相傳我也就滿意了。
七十年代中期我得了嚴重的肝炎，最嚴重時，轉氨酶在五百以上持續了五六年，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終究輾轉緩慢地、徹底完成了數學及物理的訓練，完成了物理學碩士的學業，從而有了一個基本的研究思想的能力。八十年代後，我由意識形態問題入手進入極權主義專門研究，最後在最近十年轉入更為廣泛的，導致最近一百年世界性災難的後基督教社會文化思想問題的研究。
我確實沒有想到，此生居然能經歷到世界的巨變：共產黨集團居然在我有生之年徹底崩潰。當然我也更沒有想到我的思想，不僅大略完成了最初的設想，而且天道酬勤——有所發現，有所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