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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五四運動的真相

19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這一年,誕生8年的北洋政府換了8任總統。這一年中國首次以勝利者的名義站在世界的舞台上。然而在這一場勝利中,中國卻絲毫占不到點便宜,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發生了。這場改變中國社會走向的歷史事件,已經成為一個被反覆言說和不斷闡釋的主題。

作為一戰的戰勝國,中國在巴黎和會上不但沒有佔到便宜。反而簽訂了《凡爾賽和約》,西方列強準備將德國在中國的權益一次性轉交給日本。消息一傳入國內,全國一片嘩然。剛接受民主思想熏陶的學生憤怒了,他們開始集會、遊行。這場運動直至今天被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而大加頌揚。

國內素來不乏以愛國頭銜其實做著勞民傷財的事,太平天國是如此,義和團也是如此。只因他們的旗號過於“高尚”,其暴虐的本質被長期掩蓋,甚至被美化。在場運動亦是如此,雖然對於中國近代有積極的一面,但很多人似乎忽略了在這次運動中,各地的學生們在集會、遊行時毫無理由地毆打當地的官員,與軍警發生衝突。甚至有的學生闖入他人私宅,毆打官員、火燒民宅等暴力行為。

在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後,被罵得最慘的是章宗祥,學生們將滿腔怒火全部發泄在章宗祥的身上。據張國燾《我的回憶》,當時大隊的遊行示威學生涌到了曹汝霖的家門口。有一個憤怒的學生執起一塊大石頭,朝曹汝霖年邁、癱瘓的老父親猛地砸過去。“賣國賊”家的丫鬟倒是很有良心,替老人擋下了石頭。

有學生在車庫中發現曹汝霖的一輛車,車旁有一桶汽油。失去了理智的學生臨時起意:點火!燒掉賣國賊曹汝霖的家!這便是“火燒趙家樓”事件,當事人匡互生在《五四運動紀實》中亦承認自己放了火。章宗祥被熏的難受,沒辦法只好冒死逃出。學生們找不到曹汝霖,卻見章宗祥,高喊道:大漢奸曹汝霖不見了!這是漢奸章宗祥,不要讓他跑了。學生們激烈的對其圍毆。

有一個學生拿起一根鐵棍,一下子就朝章宗祥後腦掄過去,章宗祥立即暈倒了。被學生打得鼻青臉腫的章宗祥,在醫院委屈地抱怨道:“中國從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債,借外債既不自我開始,更不是我一人經手,何況今日借債,自有總統總理負責,我不過奉命行事,首當其衝,現在竟因此指我賣國,真是太冤枉了。”

章宗祥診斷報告全文如下:

(病名:頭部挫創,全身各部打傷兼腦震蕩。現症:在頭部顱頂部創傷一處,長約五厘米,深達骨膜,又有不整齊三處及小挫傷三處,在頭部有橫斜小裂傷二處及皮下出血腫瘤二個,又在左右耳翼有大小二處之破裂創傷,其他左右肩胛部、脊部、胸部、腹部、腰部及上下肢有大如手掌以至小如銅元之傷共二十一處,精神朦朧,應答不明,時發哼聲,呼吸細微,稍切迫,脈稍頻,數雖尚調整,然微弱也。胸、腹腔臟器不見變動,周身尚無骨折癥狀。豫後綜觀前記癥狀,現今傷勢頗重,於近日非見其腦癥狀之經過如何,不能判定將來也。診斷如上。北京日華同仁醫院外科主任主治醫學士平山遠)

實際上,1914年7月爆發的一戰,參戰主體是歐洲列國,跟中國原無任何關係。中國是在1917年,也就是一戰結束的前一年,才加入到協約國的行列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對於加入協約國還是同盟國,中國內部意見不合。在當時段祺瑞要求對德(同盟國的代表)宣戰,而黎元洪卻要求加入同盟國。中國最終還是成為了協約國中的成員。1918年11月11日,同盟國的代表德國在投降書中籤字了。等此消息傳回國內,舉國歡騰。中方在這場賭博中總算押對了籌碼。

大陸及台灣關於巴黎和會的研究,大多來源自當時依據總統府秘書廳歸檔的電報編纂成的《秘笈錄存》,此書輯錄了有關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的大部分重要文件,但此書存在較多的資料遺漏。收藏在台北南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的《外交檔案》中,增加了由台北當局轉交的駐比利時使館的諸多檔案,其中包含許多與巴黎和會及時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陸征祥的機密檔案。

台灣著名歷史學者唐啟華通過研究這份檔案,完成了著作《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一書。書中指出,北洋政府並非是賣國、無能以消極態度妥協於列強的政府,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外交也不算失敗。

不過,日本早在1915年就已經從德國人手中搶走了山東權益即青島和膠濟線鐵路權。當時日本人已經控制了將近五年時間,並非剛失去的。但北洋政府並沒有直接妥協,在和會開始後,北洋政府代表團採取的對抗方針,堅定表達山東權益訴求。提出《山東問題說帖》、《德奧條件說帖》、《廢除中日民四條約說帖》等四個要求,主張山東德國權益應直接交還中國、改正列強在華種種條約特權、中國對德、奧和約應列條件之意見以及廢除所謂二十一條等四件事。

這讓日本陷入被動。日方儘管經過了精心準備,又打出國際法和多國密約來反制中國,但最終達成的和會協定,僅僅保留了日方在山東、青島的經濟特權,重申了中國對山東的主權和治理權。

巴黎會議本身就是一場的弱肉強食的會議,國家被主力方分為三等,第一等是最強的五個國家,日本為五強之一。而第三等是弱國,中國被劃在三等的弱國中。弱國分不到什麼好處,這是必然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當時中國沒有失去什麼,而且還得到了一些權益,我們的賠款不用支付了,全部免了,德國和奧匈帝國的租借地我們可以收回了,他們的很多在華企業我們可以接管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史學界、歷史教科書上所說的中國外交失敗並不完全正確。

從清朝戊戌變法後,大家都知道,社會要變革,國家要進步,就需要有流血犧牲,戊戌六君子就是錚錚好漢。但這些所謂的愛國學生們可沒有這麼偉大的情操。

據梁敬錞:《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5月10日,許德珩等32人,全體同到地檢廳投案,檢察官開訊,先問何人主使,許答‘良心趨使。’檢察官問何人動手毆人,何人縱火焚屋,學生同答‘不知。’檢廳未能指出動手行凶之人,只得退庭,未予拘押。13日,各校學生,以全體3000人名義,具狀自行檢舉,承認公憤肇事,靜候法庭處分,檢廳無以應之。我經手之保釋工作,乃告段落。

看似有社會責任感的他們,連敢於對自己行為負責的勇氣都沒有。提倡科學民主的他們,卻容不下不同的聲音。據載,五四的那天,本欲讓傅斯年當臨時主席,有個浙江籍的學生,卻因意見不同,打了傅斯年一拳,傅斯年先生因此不幹了,拂袖而去。更有意思的是,到了抗戰爆發的時候。五四運動中被愛國學生稱為漢奸、賣國賊的曹汝霖,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絕不做漢奸。而愛國學生——梅思平,卻墮落為大漢奸,任汪偽政權內政部長。歷史一定會嘲笑那些自以為是的弄潮者,機會主義者並不會永遠參得天機。英雄走過頭了,就成了敗類。

中國人為這種動亂事件感到頭疼,日本人可不這麼想,他們巴不得中國人就這麼鬧騰下去,最好多死幾個人。五四愛國運動的導火索在於日本將在德國戰敗後“繼承”德國對青島的殖民特權。由於北京爆發的五四運動,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北洋軍閥確實不敢在合約上簽字了,但日本人可不管這麼多,簽不簽字本來就只是一個形式,中國打不過日本,還需要顧慮中國人的態度嗎?

五四愛國運動之所以聲勢浩大,和革命家們也不無關係,說起來,學生們雖說一腔熱血上街頭,打得狠跑得快,但至少還是上過街的,後來的鎮壓中,也有不少學生傷亡。而革命家卻很知道如何利用人的情緒做文章,為自己的理想鋪路。

比如偉人孫中山就為學生們想得很“周到”,他在五四運動後不久,對學生們說:“你們搞學生運動,慢吞吞,沒用的。應該再大膽一些!不要怕這怕那的,要有犧牲的精神,要有突擊的行動,要設法激起一股群眾的怒潮。我已經幫你們請好了律師了,是一個很出名的法國律師。你們放膽地干去吧。”

學生們本著打人就是對的想法,連蔡元培先生都曾遭遇過毒打。在918後的學生運動,蔡元培隨同陳銘樞出來接見學生,他還沒說上兩句話,就被學生拖下來打。後來蔡元培這樣說他當時被毆打的情況:“予頭部受棍擊,似無傷害,惟右膀被暴徒扭拉,頗傷及筋絡……”

蔡元培先生這樣評價他們:嘗到權力滋味後慾望恐難滿足。查毓英在給胡適的書信中,證實了蔡元培先生的預言,書信中指出:五四運動後,有些學生以功臣自居,高談闊論的人多,實地做事的人少。甚至將前什麼會議代表、主任等字樣印於名片。無心學術,考試舞弊的現象頻出。

為了自己的政治訴求而去燒毀他人房屋,損壞他們財產,侮辱他人人格都是不可取的。並非只要出發點正義的、正當的,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用盡手段來實現。五四運動學生的愛國精神不容否認,但是學生在五四中的暴力行為,也不該迴避與遺忘。愛國固然好,但也應理性。

反思那段過去,並非為了否認五四學生的愛國精神,而是只有以史為鑒才能使得我們的社會更加文明與進步。

2015.05.07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煮酒君談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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