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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諜郭汝瑰不忘初心 助共為虐食苦果

郭汝瑰(公有領域)

一個人如果選擇了壞的信仰,也就步入了信仰的迷途,他越是為之犧牲,就越是損人害己。這樣的邪惡信仰至誠愈深,悲劇愈烈,遺禍愈重。

共產主義在問世初期,利用人們追求民主、自由、強國富民的理想與抱負,將專制與極權極力掩蓋並包裝成崇高信仰,眾多滿懷抱負的追隨者被引入迷途,最終鑄下了禍國殃民的罪憾。

旅美中國社會問題學者何清漣曾說過:所謂“革命信仰”的荒唐,以及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譫妄:“革命”對人的吞噬不僅是肉體上的打磨,更是靈魂上的扭曲摧殘。

“最大的共諜”郭汝瑰,就是這樣一位“不忘初心”的共產主義犧牲品。

被共產主義假理迷惑,早年秘密入共

1907年9月15日,郭汝瑰出生於四川銅梁伊家市達昌池,父親是當地的教員,郭家的小塊土地由佃農耕種,按照中共日后土改劃成分,應該是小地主了。

1919年,郭汝瑰父子投靠在川軍中任職的堂兄郭汝棟,並在成都高等師範小學及成都聯合中學就讀。五四運動爆發後,郭汝瑰受到教員鬍子霖的影響開始對社會主義產生好感,對運動式救國感到新鮮。

因時任校長張錚推行嚴格的傳統教育教學方法,不符合五四新潮,郭汝瑰等學生代表發動學潮,趕走了張錚,新任校長揮霍貪腐,教學品質下降,引學生們遷怒當初帶頭鬧事的學生代表,郭汝瑰感覺“內心不安,非常尷尬”,在畢業前離開了學校。

1925,在郭汝棟建議下,郭汝瑰進入黃埔軍校第五期進行學習,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中共那時也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實行新三民主義口號。郭汝瑰按照吳玉章的安排,回到四川涪陵策反堂兄、川軍師長郭汝棟。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團副袁鏡銘介紹,在四川秘密宣誓入共,埋下了禍亂中華的千古罪孽之根。

郭汝瑰任第20軍政治部科員、連長、營長等期間,多次發動小規模兵變未遂。1930年,郭汝棟部被國民政府調往湖北,並被要求進行清(共)黨,郭汝瑰被堂兄安排去日本留學避難,進入了日本士官學校進行系統的軍事訓練。自此與中共失聯。

九一八事變後,郭汝瑰退學回國,並在郭汝棟安排下頂替一名學歷不合格的學員被陸軍大學入取,成為陸軍大學第十期學員。陸大畢業後,郭進入陳誠18軍。蔣介石時任陸軍大學校長,郭汝瑰貴為天子門生,自此結下了與蔣公、中華民國之間的難解恩仇。

抗戰顯謀略奇才,成民國政府紅人

郭汝瑰在黃埔五期、日本士官學校、陸軍大學經過專業訓練,親歷過戰場,當過教官,對軍事理論深有研究,精通日文、德文,比起打家劫捨出身的中共匪將,堪稱文武全才,是學者型將軍。

1937年抗戰爆發,郭汝瑰被調到陳誠的18軍14師任參謀長,參加淞滬會戰。當時因日機密集型狂轟濫炸,面對79師重大傷亡和動搖的鬥志,郭汝瑰代替42旅旅長曾粵漢主動請纓,並立遺囑,率領兩個團與日軍拚死衝殺,七天七夜,八千多人剩下兩千餘人,堅守了陣地。

在遺書中,郭汝瑰寫道:“我八千健兒已經犧牲殆盡,敵攻勢未衰,前途難卜。若陣地存在,我當生還晉見鈞座。如陣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場,身膏野革。他日抗戰勝利,你作為抗日名將,乘艦過吳淞口時,如有波濤如山,那就是我來見你了。”

一戰成名,郭汝瑰自此成為全軍著名戰將,受到陳誠的賞識和蔣公青睞。此後數年,一路晉陞。郭汝瑰本人身材並不高大,他最為顯著的軍事能力並不是他的生威英猛,而是他運籌帷幄的軍參謀才。

武漢會戰備戰之初,在陳誠召開的作戰會議上,師參謀長郭汝瑰直言德國顧問的防禦計劃“實際上步南京保衛戰後塵。一點突破,必然全軍崩潰,其慘景與南京戰役相比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並提出“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的消耗日軍的設想。陳誠採用了郭的軍事方案,武漢雖然最終失守,但達到了消耗日軍的目的,國軍沒有重大損失,日軍被迫停止了戰略進攻,抗日進入相持階段。

在長沙會戰中郭汝瑰又受到薛岳的器重,兼任九戰區軍官訓練團校官大隊的大隊長。後陳誠調郭任國防研究院委員,蔣介石任命郭為中央訓練團的副大隊長,郭一度成為蔣介石心目中的“軍界精英”。

1944年郭汝瑰以副武官名義去英國考察,1945年3月任軍政部軍務署副署長,國家總動員會議秘書。日本戰敗後,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前往芷江和南京,參加接受侵華日軍投降的儀式。1946年2月,郭汝瑰任張治中隨員。1946年6月,受國防部長白崇禧賞識任中華民國國防部第五廳副廳長,之後升任陳誠的總參辦公廳主任,次年3月,升任作戰廳廳長。

此時的郭汝瑰已授國民黨中將軍銜,黨國元老們的紅人,備受國民黨的信任和重用。“歷史有時捉弄人,可一些人也在捉弄歷史。”(鐵流:“‘最大的共諜’右派郭汝瑰的難解人生”。)如日中天的郭汝瑰繼續為黨國出謀劃策,但曾幾何時起,他謀劃的基本都是里通共匪的歪主意,導致國軍莫名其妙的每戰必敗,直至喪失政權,因為他那時已經完全站到中華民國的對立面。

紅色初心死灰復燃,顛覆國家成民族罪人

重慶市北碚區環保局工程師,郭汝瑰之子郭相操曾接受記者採訪時說:“1943年,父親由抗戰前方回到重慶,曾多次欲嘗試聯繫(中共)黨組織,然因沒有門路屢次無果。抗戰勝利後,父親通過關係終於聯繫上了共產黨地下組織,董必武后來在重慶石灰市的一個教堂里秘密接見了父親兩次。”

為什麼中共後來把接頭地點選在了教堂呢?郭相操解釋“因為當時任廉儒有很深厚的社會上層的背景,他在基督教會裡面,他有很多朋友,而這個基督教會裡面,是最不容易被軍統特務、中統特務懷疑的地方,所以這個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維琪百科記載,郭汝瑰在四年的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與中共間諜任廉儒接頭一百餘次,將國軍的大量軍事機密泄露給共產黨;其中包括:重點進攻山東計劃、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國軍在大別山的調度計劃、解圍兗州計劃、解圍長春計劃、解圍雙堆集計劃、國軍江防計劃、武漢、陝甘、西南等地區的兵力配備序列等等。

郭相操則說,“他(郭汝瑰)有八本日記,八本日記上面全部都是記的國軍大事,開什麼會呀,任廉儒來呀,他就在底下記著‘廉儒來’三個字,起碼是兩三百次呀,那就是說任廉儒來一次那就是傳達一次共產黨的指令或者帶走一次情報。”

1947年5月12日8時30分,郭汝瑰到蔣介石總裁官邸出席晚宴並彙報戰況。回來後,郭第一時間將蔣的作戰部署抄錄了一份交給任廉儒,並且特別叮囑說:“這一次的戰鬥序列中,有整編第74師,全部美式裝備,要解放軍特別小心。”這導致孟良崮戰役,國軍王牌部隊第74師全軍覆沒,師長張靈甫英勇就義。

1948年10月,淮海戰役前夕,何應欽提出“守江必守准”的作戰主張,集中優勢兵力於徐蚌之間的津浦鐵路兩側。方案尚未下達到軍隊,就被郭汝瑰通報中共。郭汝瑰後又誘騙蔣介石改在徐州周邊作戰,增加了國軍被殲的險情。徐蚌會戰開始前,邱清泉在徐州花園飯店軍事會議上對郭汝瑰警告說:“你今天這個部署就等於當年項羽在垓下的部署”。

三大戰役後,郭汝瑰擔心間諜身份暴露,想逃到“解放區”,因為杜聿明已經深度懷疑他是共產黨,只是苦無證據。中共仍然要求郭留在國民軍政內,叫他控制一支軍隊,好在蔣介石退守大西南時繼續做內應策反。

1949年7月,郭汝瑰被任命為新組編的72軍中將軍長,他立刻在四川招兵買馬,組建自己信得過的隊伍。與此同時,任廉儒也以重慶川鹽銀行高級職員的公開身份來到四川,中共”解放軍“二野聯絡部趙力鈞,也來到重慶,被郭汝瑰安插在72軍重慶辦事處。

三大戰役後,蔣介石對郭有過懷疑。蔣制定了對抗中共的江南作戰計劃,郭汝瑰欲傳給中共,任廉儒下線陳家康碰巧不在,改由線人王葆真轉交,王葆真突然被捕。但王葆真沒有供出郭和任。蔣介石將疑慮擱淺。

隨後郭升任國軍第22兵團司令,直接指揮第21軍、第44軍、第27軍和3個獨立師。負責保衛四川。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賓率部投降,徹底破壞了蔣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計劃。

1997年郭汝瑰去世後,其子郭相操曾收到了郭汝瑰當年國民黨老同學、老同事來信,有好幾個人的信封裡面都是一張白紙,“當時我沒有理解,後來就懂了,父親在陸軍大學與他的同學分手時曾相互贈言道:一切盡在不言中。多年來,大家的立場和觀點不同,在他們眼裡,我父親害得他們兩百萬人都跑到台灣去了,他們對我父親是很恨的。但他們通過一張白紙,卻又道出了大家相互間揮之不去的同學情誼。”

在當今的台灣人乃至更為廣泛的中國人眼中,張學良、傅作義、韓練成、郭汝瑰等人無論個人情操如何,在國家命運、民族興亡的大義面前,他們無疑是千古罪人,揮不去的同學情誼比起歷史的傷痛何足掛齒矣!

難解的晚年:右派著書車禍身亡

郭汝瑰的一生卻也淡泊名利,不貪不腐。在現有的中共話語系統中,刻意重抹郭汝瑰的清廉,以此反諷國民黨當時的腐敗,並把郭通共的理由歸咎於郭看不慣國民黨的腐敗。

問題的實質不在這裡,這是中共混淆是非的宣傳手段。中華民國是合法政權,郭汝瑰的行為首先是顛覆國家政權罪。其次,國共兩黨的本質不是在於腐敗和不腐敗,而是在於是否還政於民,國民黨退守台灣後,蔣經國先生進行了政治改革,開創了台灣的民主制度。

中共竊政後只給了郭汝瑰一個川南行署交通廳長一職。而中共的階級鬥爭鐵拳,也無情的砸向了郭汝瑰。在“肅反”運動中被作為特務關押審查。其在宜賓率部起義的隊伍中,從師長到班排長,多遭殺戮。

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他因一句發言:“劉邦入關,約法三章;李世民尊賢納諫,從善入流,所以才能將政權鞏固幾百年。我們要力行民主法制,才能長治久安。”被打成右派,發配到農場改造,“文革”中,備嘗抄家遊街辛酸。

“一個傅作義手下的王姓的少將,四九年被迫起義。文革時這位王將軍也被流放到成都。他曾於批鬥郭汝瑰時衝到台上,痛打郭鬼子,邊打邊罵:“你個狗特務,我要報仇!”至於王將軍要為誰報仇,只有他自己心裡最清楚了。”(《老燈文集:間諜將軍》)

被中共平反後的郭汝瑰編寫了兩本書:《中國軍事史》和《中國抗日戰爭正面作戰戰記》,書中還原了被中共掩蓋了多年的歷史事實: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321萬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架。

1997年,郭汝瑰在送女兒到機場的路上車禍身亡。

此前夕,郭汝瑰說出了這樣一段話:“不為國家、民族利益著想,而徒談忠義,只會助長專制獨裁,阻礙社會進步。”

結語:黨對“自己人”比對敵人還要殘忍

中共以“信仰”為名,逆反人性,折騰社會、折騰所有中國人,最後也讓所有中國人互相折騰不息,中共“革命史”就是一部集惡與污穢於一體的鬥爭史。

據學者傅國涌先生考證,中共當政後不久,康生曾向毛澤東報告說,許多地下黨存在嚴重問題,毛批示了十六個字:“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導致大批中共地下黨員在1949年後歷經人生的磨難。從“潘漢年案”、“胡風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們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

我們無從考證,郭汝瑰的車禍純屬偶然,還是背後有真相。但這代人的命運無不證明了一點——把生命交給共產黨無異於交給魔鬼。黨對“自己人”比對敵人還要殘忍,任你如何信仰、無私奉獻了自己的一切,也無法保證到頭來能躲過它的迫害。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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