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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被掩埋的真相!(上)

北伐軍打到哪裡,共產黨就把革命之火燒到哪裡。(網路圖片)

在中國大陸,只要是初中生,都應該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過,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並不全面。比如,教科書告訴我們:“蔣介石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當人們對比當局刻意封存的史料,問題就來了,是蔣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還是自詡革命的中共先背叛孫中山的學生蔣介石、背叛國民黨?

大陸的教科書還告訴我們:“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蔣介石既沒有下命令,遊行隊伍也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更非個個手無寸鐵,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糾察隊竟然還“保持了相當的武裝”!

假設今天一群人拿槍氣勢洶洶去軍警機關遊行示威,當局會作何反應?

下面,就讓我們通過各種史料,來盡量還原“四一二”前前後後的歷史全貌。

1、國共合作,是國共雙方的權宜之計,合是暫時的,分是必然的

後人讀到的歷史是被閹割的歷史,是為黨派之爭編造出的謊言。著名民國史研究專家錢文軍說:不存在“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這回事。無論怎樣查尋,孫中山從來沒有“三大政策”之類鳥叫,它是孫死後中共從他在不同場合與時間說過“聯俄”、“容共”乃至“扶助農工”歸納、扭曲、抽象出來的。孫中山還說過“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

孫中山不贊同共產革命的一套,為何要“聯俄”、“容共”呢?孫中山搞共和四處碰壁,屢戰屢敗,無奈之下奉行“有奶便是娘”的策略。“聯俄”是為了獲取蘇俄的援助,蘇俄是共產黨政權,那麼他必須“容共”。所以說,孫中山允許共產黨人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並在廣州軍政部門擔任一定的職務,只是一時的策略。

國民黨利用共產黨,殊不知,共產黨也在算計國民黨。

我們必須明確,經列寧“創立”的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現存的社會制度,建立一個完全由共產黨專政的新政權”。這句簡縮之就是“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所以,北伐戰爭(當時叫大革命),儘管打垮了北洋政府,政權卻落到國民黨手中,共產黨沒坐江山,也不算革命成功。所以要繼續革命,奪國民黨的權,讓共產黨真正掌權。

2、共產黨計劃全面奪取國民黨的軍事大權

1924年國共合作開始不久,中共就開始抓軍權的行動。周恩來自莫斯科返國,隨即遵命建立了廣東區委軍事部,自兼部長,開中共軍事工作先河;隨即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就按照蘇俄顧問的部署,大批吸納和發展中共黨、團員。先是蘇俄首席軍事顧問加倫說服孫中山建立大本營鐵甲車隊,以蘇俄首批援助的兩輛鐵甲車作為核心裝備;接著,仍由加倫向孫中山提議,對該隊進行改組,由周恩來主持;周隨即從黃埔軍校抽調一批中共黨員、共青團員編入鐵甲車隊,其正副隊長、黨代表、軍事、政治教官皆為中共黨員。“鐵甲車隊的人員配備和調動、活動安排,經與蘇聯顧問商量,一般都由中共廣東區委和周恩來決定。所以,鐵甲車隊名義上隸屬大元帥府,實際上是中共領導的第一支革命武裝。”(《密檔新論》,P153)

到1926年1月,“國民革命軍中大約有1000名共產黨員。一軍、二軍、三軍、四軍、六軍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產黨員擔任。一軍中3個師的黨代表,有兩個是共產黨員。9個團的黨代表中,7個是共產黨員。”

北伐戰爭是中共掌控軍事的迅速發展期,“如廣東區委軍委由周恩來主持領導擴大黃埔軍校支部為特別支部,成立了由惲代英任書記的中共‘黨團’加強了領導;在師生中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並分配到北伐軍各軍、師;在葉挺獨立團內成立了中共總支部,團、營及多數連、排長均是共產黨員;指派聶榮臻為軍事特派員隨北伐軍行動,掌握軍內中共組織與黨員情況。通過派中共黨員擔任北伐軍各軍、師、團任國民黨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等做政治工作,在北伐過程中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隨著北伐軍擴編部隊,葉挺獨立團為基幹擴編成第二十四師,葉挺升任第二十四師師長。……由於中央軍事部及各區軍委的組織領導深入工作,黨在北伐過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軍隊,才能在大革命失敗後立即舉行武裝起義時有了基幹力量。”(《考實》,P16)

3、北伐軍在前面賣命,共產黨在後面革命

儘管共產黨人大量向北伐軍滲透,但是大部隊仍控制在國民黨手中。他們才是北伐的主力,功勛卓著。北伐軍打到哪裡,共產黨就把革命之火燒到哪裡。

由於長期的愚民教育,“革命”在許多人心目中是崇高而神聖的。其實,“革命”本是一個中性詞,即激烈或顛覆性的變革。既然如此激烈,又帶有顛覆性,必然會引發社會大動蕩。國民黨在軍事獲勝後希望穩定,而共產黨希望社會大動蕩,大動蕩有利於他們奪權。

共產黨跟在北伐軍後面燒革命之火,是通過“扶助工農”進行的,為他們以後建立政權打下民心基礎。

“扶助工農”絕非孫中山的本意,孫中山革命籌款主要依靠富人:華僑或資本家。“扶助工農”是孫中山討好蘇俄的權宜之計。這個權宜之計,卻是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法寶。共產黨政權自稱是工農政權,其實就是依靠並利用工農建立的黨政權。

4、依靠地痞流氓做“革命先鋒”,工人要做貴族

工人運動早在北伐之前就在進行:組織工會、領導罷工、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人工資等。暴力衝突也時有發生。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透露,其時,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鮑羅廷,甚至提出了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

要發動那些老實本分、善良純樸、循規蹈矩的工人農民起來“造反”,並不容易。這些底層民眾,本有著他們心目中的“天經地義”、“天理人情”,對地主、資本家等相對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著在自己心靈中完成對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毀,而這當然不可能沒有心理上的障礙。痞子、流氓則不同,他們本就不認同社會主流價值,他們在心理上沒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礙,發動他們“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話來說,他們的“積極性”要比那些慣常的“良民”、“順民”大得多,同時,他們“革命”起來,也膽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殺、敢搶敢奪。有這樣一些人行動起來,就能夠讓那些“良民”、“順民”起而仿效。尤其是當本來的“良民”、“順民”看到這類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脹起來、臉上紅胖起來、腰板挺直起來了,難免生出羨慕之心。“學壞容易學好難”,是人性之常。“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這種場合特別適用。

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所說的贛州店員工會的情況,就頗能說明當時的工人運動到了何種程度。看這個店員工會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會瞠目結舌。章程規定:“凡本會會員每日工作時間應自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休息時間店主不得過問。”原來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規定:店員“休假當與各機關同,春節並應放假半月”。今天,春節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時候就要求放半個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規定:“每年還應准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准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章程還規定:“凡本會會員月薪還應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應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應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當時,100元的工資,即使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是非常高的高薪!通常只有洋行與公司的高級職員才能拿到。

這個章程若真的實現,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會嫉妒不已,都會夢想著在20年代的中國江西贛州當一個店員——當然,結果是再堅挺的店鋪,也會很快垮掉。不會有人想做老闆,再不會有人投資辦廠開店。

提出異想天開要求的,當然不止是贛州的店員,北伐最先拿下的兩個省,湖南、江西的工人店員中的“積極份子”提出的奢求,一點也不比贛州的店員遜色!

千萬別以為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會縱容工人實現“貴族”的夢想。實現貴族夢想的是打江山的領導層,號稱“紅色貴族”,所謂工農翻身做主人,你懂的,究竟是怎麼回事。十月革命後,蘇聯工人在新政權下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舉行罷工,遭到布爾什維克的無情鎮壓。

5、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更令人膽戰心寒!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是從正面肯定那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的。雖然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經過多次修改,仍能看到為當時的農民運動作了種種辯護。這份“考察報告”是這樣評論湖南農民運動的:“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民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里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那時,國民黨內對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運動大不以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層也有對之憂心忡忡者,於是毛澤東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結果,是寫了這樣一篇讚美農民運動的“報告”。

“報告”既然一心為農民運動申辯,當然就不可能把農民運動的“過分”之處說得很充分,但我們仍能感到其時湖南的農民運動是如何波瀾壯闊、如火如荼。農民鬥爭、打擊、掠奪的對象是“土豪劣紳”,但當時湖南農民運動中又流行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頁),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報告”中說到“殺豬出谷”,意思就是衝進“土豪劣紳”家中,將豬呀雞呀殺了吃掉,將糧食都搶走。“殺豬出谷”是運動起來的農民常用的方式。“考察報告”說到了農民“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但沒有說到的是“革命農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鄉”時,還有些別的舉動——湖南農民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程學敬,後來撰文說那時“革命農民”在捉人游鄉時,還會剪掉他的鬍鬚,滿臉抹上黑灰。至於“五花大綁”,更是理所當然了。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谷、游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

農民不但殺豬,還要殺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沒有諱言這一點:“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

6、共產黨在後方搗亂,蔣介石頭痛不已

這些行為不可能不讓國民黨當局焦頭爛額,同時,國民黨認為這直接妨害著正在進行的北伐。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說得明白:“不僅蔣介石,這時不少國民黨地方軍政大員都對工人運動深感頭痛。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軍政當局既須要按照孫中山遺囑,堅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時又必須確保社會安定以及經濟生產的正常運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夠的稅費收入,維持戰費和地方軍政的各項開支。而工人運動一旦興起,往往無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廠主不僅利益受損失,就連人身及財產安全都難保證,社會安定和生產經營自然難以維繫。”北伐軍在那裡拚殺,後援卻成大問題,這應該是當時令蔣介石十分煩心的事。

農村的亂局,也會給稅收帶來衝擊。在那時,或許農村動亂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更大。中共元老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說到了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農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嚴重影響著農村正常的經濟運行。湖南農民禁止糧食輸出,就使得鄉村的糧食貿易無法進行,眾多操販糧之業者,本來也是要按章納稅的,現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納稅。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頁)

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後援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凌辱,積憤已久。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頁)自己在前方與北洋軍閥浴血奮戰,父母親友卻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當然不可能沒有強烈的“憤懣”。這嚴重影響著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北伐大業。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作者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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