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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義:中國現在正處於這種惡性循環的加速過程中

——國富民窮的惡性循環

中國「公務員」起碼有一半不是在處理公共事務,而是在維護政權。

國富民窮本身在政治倫理上就很難站住腳。財富由人民創造並不是由國家創造,國富民窮證明國家徵收過多。如果徵收過多不能導致國家公共服務數量與質量的大幅提高(這種提高本身就不會導致國富民窮),那麼國家為什麼要富?是為了國家權力掌管者來使用這些財富嗎?這是剝削,是統治集團對人民的剝奪,並不符合政治倫理。有人嘲笑西方國家的財政危機,政府窮得揭不開鍋,要破產了,這當然是一個經濟上管理上的問題,但從政治倫理上看,窮政府則完全佔據道德高度。因為他們“窮”的原因,一是徵收過少,這會帶來“民富”,說明政府不“吸民血汗”。二是徵收都用於公共福利,即用於民眾身上,沒有用在政府身上,“窮”證明政府廉潔。所謂的財政危機,只是在徵收與使用之間不大協調而已,是一個管理上的問題,而不是一個道德上的問題。倒是有的政府“不差錢”,會引起人民的疑問:人民很窮,國家卻很富,國家的錢是怎麼來的?是否橫徵暴斂?這麼多錢你準備怎麼用?如果只是為了統治集團的奢侈生活,你這個政府還具有合法性嗎?在政治倫理上,國富民窮的國家是會被有正義感的人瞧不起的。

國富民窮只有在專制國家才會存在,因為專制國家存在一個權力利益集團。他們需要通過權力來取得利益,還需要通過權力來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通過權力獲得的不合理利益,會帶來國富民窮,但不是導致國富民窮的主要原因,即便是極盡奢侈的封建皇帝,他所消耗的財富也有限,倒是為了保護他們的不合理利益,需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對人民進行控制的系統,來維護他們的權力,這一系統所消耗的財富,要超過權力利益集團本身消耗財富的幾倍甚至幾十倍,幾百倍。一個專制國家的統治者,總感覺錢不夠用,並不是他的奢侈生活因為缺錢不能得到保證,而是他要花很多很多的錢來保住他的權力,他要建立洗腦系統,進行愚民的思想教化,這要一大批的人來做這個事,需要好多錢。他要對社會進行控制,防止對其權力秩序的顛復。這也需要很多人來做這個事,同樣需要錢。他還要擴大獲得不合理利益集團的規模,不使自已成為孤家寡人,而構建一個統治集團。由此,國家機器被不斷強化,國家費用成倍增加,最終,當人民無法負擔時,革命就來了。

英國人還是很聰明的。第一,他們承認一個王室,不消滅不推翻,並把這當作國家的象徵。第二,法律上給予王室生活上的保障,王室也放棄為了維護自已利益的權力,國家省卻了一大筆王室為了保住自已權力地位的費用。第三,王室作為一個家族,不會擴大,其它人包括官員無法進入其中。英國人化很少的錢供著一個王室,既保持了一種傳統,又沒有了維持王室政權不倒的大筆費用。所以他們政府收稅,除了付給政府僱員(包括首相法官議員等)與市場勞力價格大體相近的工資外,其他都用於社會公共事務。不會產生維持政權或政府不倒的費用。

中國的維穩經費已超過軍費,國人似乎很驚訝,其實,這只是體制外的費用,體制內就存在一個為了維繫政權而對社會進行控制的龐大系統。現代政府職能確實有擴大的趨勢,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從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之間的相互聯繫更多,更緊密,使政府維護社會個體利益平衡,即維護經濟秩序的費用增加。二是現代文明程度的提高,人道主義需要對弱勢群體進行保護,國家需徵收較高的稅來實現人道主義。所以西方國家的政府包括政府費用,都有擴大的趨勢。但西方民主國家決沒有維持政權不倒的費用,因為它們的政權不是個人或集團的,不存在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說法和行為,也就是說,政權不存在敵人。民主國家人民對政府不滿,只是對某些官員或一批官員不滿,並不是對政權不滿,因為他們的政權是民主的,也是公有的,官員只是打工的,官員不好,通過選舉叫他下台就是。正是因為他們的官員只是為這個政權打工的,他們也無法運用手中的權力,利用國家的錢財來保他們的位子,在民主條件下,想保也保不住。所以,民主國家沒有維持政權不倒的費用。他們要軍隊要警察,只是對外抵抗侵略,對內維持治安,防止暴力的需要。只有專制國家,才把個人或集團與政權捆綁在一起。他就是政權,政權就是他。

中國民眾供養的“公務員”,是世界上最多的。這些公務員是不是在處理“公共事務”?並不盡然。比如,對食品安全的監督,正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事務,我們有多少人在做?做得怎麼樣?相信國人大多心中有數。相反,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又有多少人在奔波?不是開一個會,都需要全國來保衛嗎,這需要多少錢?而且要做到萬無一失,比之食品安全的處處漏洞,也確實做到了萬無一失。不過,由此也充分證明,中國的公務員,中國的財政費用,用於公共事務少,用於維持政權穩定多。依我的觀察,中國“公務員”起碼有一半不是在處理公共事務,而是在維護政權。比如那些搞宣傳工作,控制思想,控制輿論的人,那些政工幹部,工青婦的於部,那些裝點門面,當作花瓶的人大政協幹部,他們的工作大多與他們的稱號相距甚遠,人民代表不為人民說話,新聞工作者不報新聞,工會幹部不為工人維權,更不用說那些對人民的思想行為進行管制的人了。所以茅於軾先生說,作為納稅人,他最不願意的是,他納的稅用於對他進行管制。這樣的國富民窮,是很討納稅人即民眾嫌的。

專制政權周而復始,被歷史學家總結為“周期律”。之所以有這種周期,根本原因在專制統治者,需要維護他的統治權力和地位,這種維護會不由自主的進入一種惡性循環。首先是統治者通過權力徵收獲得特權利益,引起人們的不滿,為了壓制人民的不滿,他要通過更多的徵收,更多的錢來建造控制系統,這些錢並不是用於特權利益,而是用於控制民眾。民眾本來就不滿,增加徵收,則引起民眾更大不滿,為了壓制更大的不滿,則需要更強有力的國家機器,當然也就帶來更大的徵收。如此反覆循環,國家機器越來越龐大,民眾則越來越窮(在經濟有較快發展的情況下,民眾越來越窮只是相對於經濟發展而言,並非絕對的越來越窮)。這正是一個國富民窮的過程。在這一惡性循環中,統治者的特權利益可能有增加,但徵收越來越大主要不是為了增加特權利益,而是為了控制民眾,即從民眾身上收錢來控制民眾。這樣一筆錢,民眾出得越來越多,怨氣越來越大,但對民眾的打壓也越來越厲害。當這種張力達到臨界點,產生斷裂時,社會進入動蕩,權力重新洗牌。特權者被打倒,新的特權者上台,新的一輪循環又開始。

中國現在正處於這種惡性循環的加速過程中。近一二十年,中國經濟確實發展很快,但財政即徵收增長速度遠遠超出經濟增長速度,與此相對應,則是民眾收入遠遠低於經濟增長速度。財政的高速增長,增加了一些特權利益,但主要用來維持政權穩定。別看現在中國財政收入很高,還有賣土地的錢,但政府還是感到缺錢。一方面,經濟發展了,特權利益要增加,另一方面,體制內想獲得特權利益的人越來越多,政府要靠這些人來維持政權,正在步步退讓。更重要的是,民眾對政權越來越不滿,壓制民眾需強化國家機器,包括言論控制和維穩體系,這需要越來越多的錢。這些錢最終還是由人民來出。還好,經濟快速發展,給了徵收越來越大卻不用民眾收入越來越低作代價,民眾收入雖然增長緩慢,但還是在增長,張力並未達到斷裂的程度。但近二三年經濟增長放慢,土地也賣得差不多了,政府還背上了天量債務,而民眾的不滿卻在增加。這種情況下,控制民眾的錢不能少,要增加,體制內要保證團結,獲得特權利益的人也要增加,所以徵收不能少,甚至還要大大增加。當經濟發展放慢,徵收增加需民眾減少收入為代價時,張力必將斷裂。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舍民主無他法。只有民主,才能徹底清除特權利益,只有民主,才沒有維持個人或集團把持政權的費用。中國能實現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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