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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名垂青史?大饑荒時毛要茅台年產萬噸

1958年,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有天晚飯後,周林同毛主席散步,毛叫周林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產萬噸,要保證質量

茅台酒內部特供(網路圖片)

核心提示:1989年秋天,《茅台酒廠志》的工作人員進京請老首長周林寫序時,78歲的周林向酒廠來人問道:“1958年,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有天晚飯後,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產萬噸,要保證質量的事,你們寫了沒有?”

1959、1960、1961三年的時間,茅台酒合計產量為2079噸,其中出口139.86噸(《茅台酒廠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第63、70頁),1939噸為中國人自飲。在那個年代能飲茅台酒的當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產這些酒需要多少糧食呢?

根據茅台酒廠歷年使用原糧統計,這三年實際用糧是2260萬斤,其中高粱1085萬斤,小麥1175萬斤。換算合計1.13萬噸。(《仁懷縣誌》,第553頁)

眾所周知,這三年,缺的就是糧食。那麼,這1萬多噸糧食是從哪裡來的?當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麼樣的?

“災荒期間禁止以糧食煮酒”

茅台酒的產地仁懷縣,1949年前,戰事、匪禍、天災、人害,幾乎年年都有。當地老人回憶,遠的不說,民國時期青黃不接的事情,每個村子都遇過,普遍貧窮是事實。而普遍飢餓、大面積死人的事情,好像沒聽說。民間釀酒,自然得遵循災荒倫理底線和災荒市場規則。

1937年,貴州省政府頒布“違背釀酒處罰規則”(10條)。其中,在天災糧食困難期間禁止以糧食煮酒、熬糖、米漿刮布。“對違禁釀酒者,除將酒沒收變價及封禁器具外,並依釀酒量,按當地酒價,處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罰金,再犯者,處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罰金”。(《貴州省志·糧食志》,第55頁)

擔任過仁懷政協副主席的周夢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建國前,當地遇上旱澇災害,糧食減產,米珠薪桂,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縣嚴禁煮酒熬糖,禁令森嚴,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準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許出售。禁期有時長達一年。(周夢生:《茅台酒廠今昔見聞》,載《仁懷文史資料》第六輯,第75-76頁)

仁懷學者徐文仲告訴我:茅台民間有個諺語叫“端午踩曲,重陽下沙”,這個諺語,把釀酒的過程說清楚了。曲,以麥子為原料的菌母,如同藥引子,在端午前後製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帶殼的高粱磨碎蒸煮謂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過濾為熟沙之後,拌入穀殼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發酵過程的俗稱。下沙,過去都是從重陽節這一天開始,以後分期提取與麥曲混勻後釀酒。故詩人說,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麥之“魂”。

但是,1959年後的幾年,仁懷沒有詩意,只有“餓魂”。

三年期間,仁懷大事記

當地文件記載——

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懷縣有各種病人8384名,其中浮腫5335人,佔總人口1.49%。最嚴重的三元、大同生產隊害浮腫的為9%和9.8%。(《大事記》第148頁)

8月4日,縣裡貫徹省委書記周林的電話精神。周林要求:各縣必須抓緊秋收,大力進行愛國愛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農忙的形式恢復起來。他還要求:教育小隊幹部和社員說實話,超產受獎,瞞產批評,私分者要處理。(參見《大事記》第149頁)

周林就是仁懷人。電話內容是周林參加廬山會議期間指示給貴州的。

10月17日,縣裡向農民發出《計劃和節約用糧公開信》,信中號召:“忙時多吃,閑時少吃,菜糧混吃。”

12月1日,縣衛生科報告:回龍、喜頭、學孔等地11名農民有一個多月沒吃糧食,水腫不消而死亡。(《縣誌》第49頁)

1959年年底,當年的茅台酒產量為820噸,比大躍進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噸,是1953年產量的10倍以上。同年,國家投資茅台酒廠120萬元搞擴建。

伴著農民“閑時少吃”和國營茅台酒廠放開肚量“耗糧”,進入了1960年。

6月29日,縣裡決定,今年夏糧豐收,外調150萬公斤、茅台原料250萬公斤。

10月30日,全縣五級幹部會議上,縣委書記龐耀增號召說,全縣要準備稻草、穀殼、苞谷桿葉、青杠子(一種植物)各500萬公斤,紅薯藤1500萬公斤,蕎杆子750萬公斤,小米糠75萬公斤,蕨巴150萬公斤……共5000萬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產1500萬公斤“澱粉”,這樣,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證農民減糧不減飯。(參見《大事記》第173-174頁)

12月27日,縣裡領導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從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萬斤,飼料用糧60萬斤。(參見《大事記》第178頁)農民們也許沒有想到,秋收帶來的不是新的希望;隨著這個決策出現的,是死亡率的驚人上升。

1961年縣委《大事記》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驚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到口、三休息、四治療。大抓代食品,以蕨巴為主。

1月18日:病情發展,死亡上升。15日統計,仁懷全縣有各種病人24342人,佔總人口的7.4%。其中,浮腫6399人,乾瘦病4939人,婦女停經、子宮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統計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縣現在還有各種病人26744人。其中,最嚴重的有66個生產隊,病人佔30%-50%。

2月11、12、21日,縣裡連續開會:分析嚴峻局勢;整頓工作作風;大搞代食品;檢討反瞞產中打人、把個別向中央寫信的人關押致死的錯誤;在10天內堵住不正常死亡現象。

4月4日:至今全縣每天死亡人數仍在30人左右。縣委指出全黨全民共同努力,將全縣病人由2.6萬多人下降到1.9萬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產任務為1131.6萬斤,不包括茅台酒廠。培訓技術,取得經驗,全面交流。(代食品原料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目:為了夏收到來,縣委決定,以生產隊為單位組織勞力集中收。口糧、種子、飼料由大隊統一掌管。生產隊的口糧由大隊定期發給食堂。口糧三個標準:每人每天8.1兩、8.3兩、8.4兩。(16兩制)

5月5日:4月中旬後,病情和死亡人數猛然上升20%。(據其它資料對比,換算出具體人數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縣裡決定,夏糧徵購3543.05萬斤,生產隊集體入倉910.4萬斤。夏糧任務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至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腫病、疳病4890人。但情況依然嚴峻。通報要求,各級黨委要一手抓生產、一手抓治病,“兩手都要硬”。(以上1961年數據,參見《大事記》第179-185頁;《縣誌》第50-51頁)

“飢餓三年”,仁懷因飢餓直接死亡或因飢餓引起疾病死亡的總人數,究竟有多少,我們只好期待時間來給出答案。

仁懷的糧食都到哪裡了

查閱縣誌,全縣糧油保管統計表明,1959、1960、1961,三年末糧食庫存,分別為4293萬斤、2705萬斤、2310萬斤。而且1961年庫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1963-1988年間歷年的庫存量都高。(參見《縣誌》第564、565頁)

同時,這三年,全縣還累計徵收,正稅5132萬斤稻穀、附加稅715萬斤稻穀。其中,1959、1960、1961,三年農民人均實際負擔的稅為82斤、64.5斤、39斤(稻穀)。(參見《縣誌》第579頁)

系列數據中,還有一組重要數據。

查閱仁懷縣1959-1961年城鎮糧食銷售統計發現:這三年該縣制酒行業,其它企業用糧達到2242萬斤;此外,該縣各種飼料用糧271萬斤,這些飼料的供應範圍為:企事業單位運輸用的馬、牛和馬廠、牛園、商業部門待運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門搞試驗或配養的良種禽畜,為國家提供禽畜的國營和集體場站。

當時,對這些畜禽們的糧食供應標準為:拉車的運輸馬,每頭每日為5斤;馱物資的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欄肥豬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欄小豬每日半斤;雞鴨每日每隻2兩。奶牛每頭5斤。另外,1960、1961年,飼料總量分別壓縮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豬存欄數量大體比上年減少了一半。(參見《縣誌》第554-555頁、291頁)

到此,我不會再感慨“難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屬於國家供應的牲畜享受著比農民優越得多的待遇,也無須再質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義。

1960年,是現代歷史上國人口糧最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廠領導向上級呼籲,貴州從全省各地調集原糧支援。各區縣調糧數據為:

遵義11萬斤、畢節29萬斤、銅仁10萬斤、黔東南12萬斤、貴陽7萬斤、湄潭1萬斤、習水10萬斤、銅梓10萬斤、正安1萬斤、赤水4萬斤、務川1萬斤、息烽1萬斤、仁懷20萬斤,共計117萬斤。

這樣還不夠,中央糧食部又從四川江津調來70萬斤,才保證當年生產出912噸的茅台酒。這個單年生產記錄,直到1975年才被超過。(參見《縣誌》第552—553頁)

從上述調入糧食的地區來看:

被緊急調糧10萬斤的貴州銅仁,1960年屬於全國八大旱區之一。1961年再度成為全國15個旱區之一。其中,該地區思南縣這三年里人口減少5,1萬人(含外逃)。而且,銅仁下轄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銅仁縣,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經向省里緊急報告出現浮腫和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參見思南縣委編《思南600年大事集》1961年條款:《貴州省志·糧食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418頁。)

遵義地區的湄潭一個縣,1959年11月開展名義為“反瞞產”、實際為高徵購的運動,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萬人,佔全縣農村總人口的20%左右。死絕戶2938戶,離家逃荒4737人,孤兒4735人。在搶糧運動中被打死1324人,關押死亡200餘人,打傷致殘175人。(《貴州農村合作經濟史料(四)》,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1-112頁)

分別調出10萬斤糧食的銅梓、習水兩縣,其中,銅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負增長121.32%,全縣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間減少41734人。習水縣,這三年減少人口42624人,死絕499戶以上。(《桐梓縣誌》方誌出版社1997版,第185頁;《習水縣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24頁)

調出29萬斤糧食的畢節地區畢節縣,三年減少人口53990人。(《畢節縣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96頁)

與仁懷相鄰的金沙縣,1961年1月10日縣委報告,“非正常死亡”5.5萬人。在饑荒結束後,金沙縣另有遺孤3191人需要安排,1萬餘人患三病(小兒營養不良、婦女子宮脫垂、水腫等);到1965年10月,全縣缺衣戶4902戶、缺被子2463戶、缺房子1303戶、缺糧食19124戶、缺錢買糧4587戶。(參見《金沙縣民政志》,黔新出版社1999版,第40—48頁;《金沙縣誌》第23頁以及人口統計部分核算)

茅台為何大躍進?

可能很多人難以理解,民間如此飢餓,茅台酒為什麼還在繼續生產?

原因,一時難以說清。茅台酒廠集體署名的《紀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個細節,也許可以從中看到某些關聯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廠志》的工作人員進京請老首長周林寫序時,78歲的周林向酒廠來人問道:“1958年,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有天晚飯後,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產萬噸,要保證質量的事,你們寫了沒有?”

集體署名的文章接下來寫道:“毛主席關心茅台酒廠的事,當然要寫,要名垂青史。”

毛澤東1958年讓周林把茅台酒年產搞上1萬噸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兩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傳略》,敘述“上萬噸”這個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產量太少,供不應求”。(以上參見《周林紀念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50頁、87頁、59頁)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廠說:“要保證茅台酒的生產,既要抓鋼鐵生產,又要抓茅台酒生產”,“對於你們(茅台酒廠)來說,鋼鐵是元帥,茅台酒是皇上。”(參見“酒廠志”第138頁)

在散步時偶然一句話的指引下,各級政府積極調糧支持酒廠“獻禮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產量分別達到820噸、912噸,真正實現了產量的大躍進;調糧表現越好的地方,通常飢餓死亡的數據也就越大。

來源:《炎黃春秋》2010年第1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炎黃春秋》2010年第1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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