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教授高王凌8月24日因病去世。我和高王凌教授沒有私交，但讀過他不少著述，受益良多，尤其是他對當代中國農民問題的論述，既深刻又淺白，十分精彩。這裡我談談讀高王凌著述的一點感受，也是對這位學者的紀念。
高王凌教授根據民國年間的調查統計得出結論：在舊中國的農村，兩頭小中間大，6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自耕農手裡，地主占有的土地只在30－40%之間，遠遠不是共產黨所宣傳的70－80%；地租實收率是30%，遠遠不是共產黨所宣傳的50%以上；地租總額只占全國農作物產值的12%或更少一些，考慮到地主階級自身的人口比例，單純靠地租為生的小地主的生活水平實際上和自耕農相差無幾。這一調查結論無疑是對共產黨暴力土改從理論上的釜底抽薪。
很多人都以為，1949年後的中國，農民不好好幹活是合作化以後、尤其是公社化以後才發生的事。他們以為共產黨搞土改，雖然很殘暴，但總是把土地分給了農民，讓農民單幹，因此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可是高王凌告訴我們，農民從土改以後就不好好幹活了。因為他們知道，先前很多富裕農民本來是勤勞致富的，但就是因為他們富，結果在土改中遭到批鬥。高王凌說，土改後農民心裡想，我多幹活了，產量增加了，我變成富裕中農怎麼辦呢？你們又要來鬥我。所以他有很大的心理障礙，他寧願窮著。當時很多外國人寫的書，有一本叫《翻身》，一本《十里店》，都說到土改以後的減產。有人說「土改」之後中國農業有一個黃金時代，那都是騙你們。當代史里更是鬼話連篇。
關於中國農民，還有一種很流行的謬論，說中國農民追求平均主義。高王凌反駁道：「我覺得他們的腦子中毒太深了，動不動搞個平均主義，這個平均與否是你的概念，不是中國農民的概念。中國農民追求平均嗎？在座的各位可以回去問問爸爸媽媽，據我了解中國農民追求公平和道義，但不追求平均。」
這就駁斥了一個關於共產黨的神話。不少人至今都以為，共產黨打下江山，是因為當初它實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贏得了廣大貧苦農民的熱烈支持擁護。其實不然。杜潤生在回憶鄧小平的一篇文章里寫道，1947年，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一邊打仗，一邊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結果招致農民的普遍反感，於是後來改變了做法，把「打土豪、分田地」改成了「減租減息」，這才使得解放軍和群眾的關係得到改善。可見私有產權的觀念根深蒂固，一般人，包括窮人，也承認私有產權的正當性，並不贊成共富人的產。共產黨老是批評農民「落後」、「不覺悟」，其實那正反映了農民樸素的正義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