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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長貴:江青最嫉妒和忌恨王光美、宋慶齡

江青的這一手十分陰險,把她的報復行動經過周總理同意合法化了。果然王光美出場時兩個紅衛兵扭著王光美的雙臂,穿著緊身的旗袍,戴著洋草帽,掛著乒乓球製作的項鏈,並強迫她做「噴氣式」接受群眾批鬥。陳伯達說:「有一次,江青走進我的辦公室里,到我的書架跟前查看,看到書架上有一本精裝的《宋慶齡文集》,就拿下來摔到地上,用腳踩。她知道宋慶齡在解放初時曾託人問候過我,就故意在我面前這樣做,簡直就像發神經。」

嫉妒和忌恨是醜惡的人性。這仲人性在女士中往往表現得比較明顯。江青作為女人就是這樣。嫉妒和忌恨有個前提,就是地位相同或接近。據我看,在在中國江青最嫉妒和忌恨有兩位女士,一位是王光美,一位是宋慶齡。宋慶齡是從前的國母(孫中山夫人),王光美是當時國家元首劉少奇的夫人,論起來,她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際地位,絕對“應該”低於身為毛澤東夫人的江青。但到文革前為止,江青反而從來沒有享受過像宋慶齡和王光美那樣的在公眾面前耀眼的榮光,所以她非常嫉妒和忌恨。文革中,江青有了權力,她就要發威、逞凶、施虐。現在我們就來談談江青在文革中嫉妒和忌恨王光美與宋慶齡的一些情況。

王光美以國家主席夫人的身份,於1963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國家主席劉少奇訪問東南亞幾國,這作為國家外事活動,是很正常的。出國路過上海,在一次舞會上,王光美見到毛主席,問他給在上海的江青帶不帶信。毛主席托她給江青帶去一封信。在上海江青幾次約見王光美,除了談文藝界的這種或那種情況外,還就她出國著裝提出建議。王光美沒有接受江青的意見,出國訪問時還是按自己的意願和國際禮儀變換服裝。從後來發生的事情看,對此,江青是十分不滿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的身份呼風喚雨,對她過去的“仇人”或不滿的人一一實行報復,王光美的遭遇就是江青報復的一例。

1967年4月初,我對清華大學策劃批鬥王光美等人的大會,事前毫無所知。就在這個會召開前兩、三天的一個深夜,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剛剛開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叫到釣魚台十一樓她的住處。不一會兒王力和關鋒回到十六樓辦事組住地,他們把辦事組組長王廣宇叫到小會議室,向他布置一項緊急任務,並要他立即執行——而這時已經是午夜了。

關鋒向他交代說:聽說,最近幾天,清華要召開批鬥王光美的大會,清華的造反派學生要在批鬥會上給王光美戴什麼木製的一串項鏈,這樣不太好,要講政策嘛!你現在馬上去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傳達我們的意見:王光美前幾年出國訪問時,不是穿著漂亮服裝嗎?為什麼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國時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項鏈參加批鬥會呢?這正好還她以本來面貌!你去傳達這個意見,盡量說服她們不要戴木頭制的項鏈,叫王光美穿上出國時的那套行頭參加批鬥會。關鋒強調:跟他們傳達這個意見時,不要說這是誰的意見,我們只是給他們提出建議,叫他們以自己的名義提出來。關鋒接著說: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來辦,他不大聽招呼,辦事也不牢靠。他對王力說,清華大學井岡山勤務組的潘某某,這個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辦事又認真負責,通過她向井岡山總部提出來比較好。王力點頭。關鋒對王廣宇說,你馬上就去清華找小潘,這件事要注意保密。

關鋒急如星火,叫王廣宇馬上去清華,這時已經是凌晨兩點左右了。他只能照辦,立即要車去了清華。深夜的清華大學校園一片寂靜,空無一人,學生都在宿舍熟睡,去哪兒找小潘?他又不知道宿舍,特別是女宿舍在何處?為難時他正好發現了一間亮著燈的屋子,找到幾個學生,讓他們把他帶到井岡山總部辦公室,又由辦公室值班的同學到女生宿舍找來了小潘,王廣宇告訴她有緊急事對她講。小潘把王廣宇帶到另一個小辦公室,他原原本本地向小潘傳達了關鋒的話,但他沒說關鋒的名字,當時也沒有別人在場。小潘認識王廣宇,知道他是中央文革辦事組的。小潘一再向王廣宇解釋:我們總部並沒有主張給王光美戴用木製的項鏈,我們是把乒乓球串起來做成的“項鏈”,這並不重,不會傷著她。王廣宇再三叮囑她,向總部勤務組提出讓王光美穿出國服裝問題,千萬不要說這是中央文革的意見,就以她個人的名義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辦,並答應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給王廣宇打來電話,她說井岡山兵團總部同意了她的提議,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裡,怎麼才能取出來呢?王廣宇去問關鋒,關鋒說,王光美家裡的東西需要周總理批准才能取,讓小潘直接去請示周總理。

就在當天晚上,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開會,接見某省兩派代表。會前,周總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已經先到,在安徽廳旁邊的休息室等候開會。事先王廣宇與小潘約好,叫她當晚到人民大會堂找周總理。小潘按時到後,王廣宇叫辦事組會務組的周占凱把小潘帶到休息室。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總理,提出要在清華大學開的批鬥會上給王光美穿出國的服裝和配飾,當然也說了幾條理由,如群眾的要求,不算武鬥,還她“本來面貌”之類。周總理開始時不贊成這麼做,認為用這種方式讓她參加批鬥會不好。小潘一再申明這是群眾的“要求”,堅持要給王光美穿出國的衣服。在場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紛紛表示支持這個“要求”,周總理無奈,只好同意讓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國穿的衣服和行頭。周總理最後說:“你們一定要堅持給她穿,能給她穿上就穿吧!”

江青的這一手十分陰險,把她的報復行動經過周總理同意合法化了。江青對她自己的小兒科把戲很得意,開批鬥會那天一大早她的女兒肖力(李訥)就出現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江青還指使新聞電影製片廠派人去現場拍攝批鬥王光美等人的新聞紀錄片。同時,在批鬥會那天江青還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去看看。中央文革辦事組只好派車把她的警衛員、護士和服務員等四五個人送到清華去看熱鬧。王廣宇隨著江青工作人員一起去了清華,也想看看給王光美穿出國服裝落實的情況。當他們到達清華時,批鬥大會已經開始,30多萬人的會場他們這些人也進不去,只能在會場後邊的空場,看了一會。果然王光美出場時兩個紅衛兵扭著王光美的雙臂,穿著緊身的旗袍,戴著洋草帽,掛著乒乓球製作的項鏈,並強迫她做“噴氣式”接受群眾批鬥。

關鋒叫王廣宇找小潘傳達這個“主意”時,沒有提到江青,只強調說:“不要說這是誰的意見。”但王廣宇推測這是江青的主意,理由是:

一、王力、關鋒是從江青那裡回來後馬上向他交代任務的,而且急如星火,不能隔夜,要連夜辦妥。

二、據他的觀察和了解,以王力、關鋒在中央文革小組中的地位,他們沒有這個膽量幹這種事,因為這是對國家主席夫人採取醜化和侮辱行動;如果頂頭上司江青或陳伯達有不同意見他們承擔不了;別說王力、關鋒就是陳伯達當時也不敢獨自出這個主意。不言而喻,王力、關鋒是奉命傳達江青的黑指示。

三、肖力在批鬥會召開那天一大早就去了清華,這時她已經從中央文革辦事組調解放軍報社工作了,她去清華顯然是領受了她媽媽江青的旨意。

四、江青指示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去清華大學看批鬥王光美的熱鬧,這不正反映著她的陰暗心理嗎!?

五、江青沒去參加批鬥會,可就在當天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釣魚台十七樓放映廳看了批鬥會現場紀錄片。

基於以上幾個理由,王廣宇斷定醜化和侮辱王光美的陰謀出自江青。最近看到王光美的訪談錄等書籍和文章里也談到這件事的歷史背景:1963年夏王光美隨劉少奇主席出訪前,曾在上海見江青時談到了出國著裝問題,王光美沒有採納江青的意見,這就種下了江青懷恨王光美的種子,江青得勢後就進行報復。

關於這件事情,我在關鋒生前曾問過他。我問:“批鬥王光美時給她穿上出國服裝是不是江青的主意?”關鋒不好意思而又含含糊糊地說:“可能吧!”。關鋒雖然閃爍其詞,隱去了他布置的情節,但他實際上是承認了這件事是江青的主意的。

這裡順便說一下,王廣宇還告訴我,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勤務員小潘的情況。小潘當時僅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學生,文革開始時,曾和蒯大富等一起造過工作組的反,後來被選為勤務組成員。小潘多次參加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接見,在會上的發言很“得體”,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特別是關鋒很欣賞她,認為她講道理,處理問題踏實,關鋒之所以叫把這件事交給小潘去辦,而不交給蒯大富,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小潘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勤務組會上就是以她個人名義提出給王光美穿出國服裝的,一直沒有透露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授意,甚至連蒯大富也蒙在鼓裡——據說,不久前蒯大富還仍然認為這是小潘的主意。在這件事情上小潘沒有什麼責任,她不過和我一樣是那個瘋狂、邪惡年代的受蒙蔽者而已。

最後補充一點,王廣宇還告訴我說,這件事,他作為江青、關鋒旨意的傳達者,應當說是“罪責難逃”,說句良心話,就在我傳達指示的當時,也並不認為江青用這個辦法報復王光美是正當的,至少是不符合“對敵鬥爭”的政策;在那種形勢下,我所處的地位,只能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下面,我再談談於江青嫉妒和忌恨宋慶齡的情況,其最突出的,就是江青激烈反對出版《宋慶齡選集》的事情。

196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一百周年誕辰。該月上旬的一天,戚本禹從江青住的釣魚台11號樓回到16樓(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住地),跟我說:應該找哪個學校的紅衛兵到人民出版社去造反,質問他們紀念孫中山誕辰,為什麼要出《宋慶齡選集》?戚這樣說了一下,但並沒認真責成我去做。當時諸事繁雜的我也就沒有“貫徹落實”。幸虧這件事沒有去做,如果去做了,不論對戚本禹還是我,都是又一樁孽債。戚這樣說,肯定是傳達的江青的意思。江青為什麼要出這樣的損招?我認為,這是她出於嫉妒和忌恨宋慶齡的陰暗心理。

關於這件事,其情況是這樣的:

人民出版社為了紀念孫中山百年華誕,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慶齡題籤書名的兩卷本《孫中山選集》,同時出版新編選的周恩來題寫書名的《宋慶齡選集》。出版社將這兩部書各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組在釣魚台16樓開會,辦公室趁機發書。當工作人員剛把《宋慶齡選集》放到江青面前時,她一眼看到封面上的書名,就像發了瘋一樣伸手把《宋慶齡選集》扔到地板上,抬起雙腳踐踏。江青一邊用勁踩,一邊喋喋不休地說:“總理真是!還給她題字。哼!”同時,咬牙切齒地咒罵宋慶齡。(參見陳延一《宋慶齡全傳》青島出版社1996年版第496頁;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335頁)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也談過這件事情。他說:“有一次,江青走進我的辦公室里,到我的書架跟前查看,看到書架上有一本精裝的《宋慶齡文集》,就拿下來摔到地上,用腳踩。她知道宋慶齡在解放初時曾託人問候過我,就故意在我面前這樣做,簡直就像發神經。”(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8頁)經查證,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的是《宋慶齡選集》,不是《宋慶齡文集》。江青在這件事情上歇斯底里,確如陳伯達所說,“簡直就像發神經”!

江青為什麼對出版《宋慶齡選集》這樣歇斯底里和“發神經”,深刻原因和遠因,我們姑且不去探索,最近和直接的原因,很可能是文革開始不久,即紅八月“掃四舊”和“打、砸、搶、抄、抓”過程中(或之後),江青奉毛澤東之命,去向宋慶齡解釋文革,宋向江青說了令江青(和毛澤東)不滿的話引起的。宋慶齡究竟說了什麼令江青不滿的話?據說,江青到宋慶齡住所,經過簡單的寒暄,就滔滔不絕地講起文革的興起和“偉大意義”。當江青夸夸其談地一味吹捧紅衛兵時,宋慶齡忍不住打斷了她的談話,說道:“對紅衛兵的行動應有所控制,不應傷害無辜。”江青聽到宋慶齡這樣指責和批評紅衛兵,態度一下子變得冰冷,感到受了“侮辱”。(參見陳延一《宋慶齡全傳》青島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頁)眾所周知,當時紅衛兵的“造反精神”受到最高領袖的熱烈和高度讚揚,江青也稱紅衛兵為“小太陽”,江青對宋慶齡指責和批評紅衛兵,顯然,是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總之,不管什麼原因,江青如此激烈地反對出版《宋慶齡選集》,即她這樣報復宋慶齡,是她權令智昏、公報私仇的醜惡政治品德的突出表現,也是她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某些女性負面心理的反映。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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