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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統戴老闆:請愛我 2018

「我愛你不後悔,也尊重故事的結尾。‌‌」我毫不費力地認出來,這是去年一位青年創業者選擇赴死時,給這個世界留下的告別詞。而在今天,這是一個理想主義中年面對他已經無法預測的時代,給出的一個最苦澀的告白。

2018年,戊戌年,炎暑,熾盛,焦灼,這是不平凡的一年。

01

前郭鎮十六寨村的風水先生鄭福貴,今年自從腿腳有點兒不利索了之後,就總是在發愁這麼一件事:自己萬一活到90歲,該咋辦?

我第一次見到鄭福貴的時候,他正在鎮上幫我朋友的公司看風水。那會兒他穿一身淘寶買來的唐裝和布鞋,擎著一把棗木做成的魯班尺,裝模作樣地在院子里量來量去,一臉高深莫測,沒多久便向在一旁搓手的朋友下達神秘指示:院子東北角是後鬼門,不能建廁所,要拆了改到西北角。

老鄭今年68歲,花白短髮,滿臉皺紋,眼珠子骨碌著精明。他年輕時干過生產隊長,包干到戶後搞了二十多年蔬菜大棚,這些年不怎麼下地幹活了,卻靠看風水掙了不少錢。在當地,他主要的競爭對手是個模樣端莊的中年婦女,腦門正中有顆紅痣,對此老鄭評價道:‌‌“人家長得像觀音,掙錢掙老鼻子了。‌‌”

今年五月我回老家,聽說他摔傷了腿,就約了朋友去看他。在縣城通往十六寨的路上,我給他打電話,手機那頭很嘈雜,老鄭說自己正在隔壁村給一棟小樓的封頂儀式‌‌“唱詞‌‌”,讓我們到了稍等。在他家門口還沒抽完半根煙,他就騎個破電動車回來了,穿了一身耐磨發舊的迷彩軍服,像個建築工人。

老鄭的腿沒什麼大礙,但走路還是有點跛。他硬拉著我們參觀他家的六間大房,並闡述家裡擺設的講究,嚴肅程度不亞於國博的講解員。在他堆滿物件的堂屋裡,我看到了一本翻爛的《實用易經預測方法》,一本稍微新一點兒的《建築風水大全》,這裡是整個前郭鎮風水學的理論制高點。

諾大的房子,傢具雖然不少,卻總感覺冷清。去年初春的時候,結婚四十多年的老伴腦血栓去世了,家裡瞬間沒了生氣,老鄭的一對子女,也不在跟前:女兒遠嫁新疆,偶爾寄點兒生活費;兒子在北京打拚,有個上小學的孫子,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平均半個月打一次電話。

我們出去買了些羊雜碎和豬頭肉,中午跟老鄭喝起酒來。幾杯牛欄山下肚之後,他脖子通紅,話開始多了。

老鄭的腿是上平房屋頂收拾地瓜干時,不小心掉下來摔傷的,腿上打了好幾根鋼釘。兒子回家把他接到北京,媳婦臉色難看,而且認為老鄭搞風水是封建迷信,害怕帶壞孫子,平時不讓孩子跟他玩。在兒子一家擁擠的小三居里住了大半個月後,老鄭徹底待不住了,死活要回老家。

兒媳鄙夷的風水生意,其實傳自祖上。鄭福貴的父親和祖父都曾以風水為副業,即便在‌‌“破四舊‌‌”轟轟烈烈的60年代,他爹也常被村民偷偷請過去,給修宅、上樑、遷墳出主意。而鄭家自家的祖墳風水絕佳,似乎給鄭家帶來了長壽基因,‌‌“老爹活了九十,老娘活了九十二,爺爺活了九十八!‌‌”

不過,他眼神旋即又黯淡下來:‌‌“現在都快成累贅了,我要是也活到90歲,可怎麼辦哩?‌‌”

老鄭並不是沒攢下養老錢。2016年,兒子被瘋漲的北京房價嚇慌了,連夜去環京的廊坊定了套房,首付缺30萬,於是深夜打電話過來,支吾了半天,老鄭只好咬牙,贊助了自己大部分棺材本。兒子本想等廊坊房價漲一倍,把五環外小三居換成市區學區房,可惜天算不如人算,現在跌了30%都不止。

去北京跟兒子一家住,對他來說變成了一個遙遠又昂貴的夢。兒媳婦是外省獨女,父母也快70了,每年都要在北京住兩三個月看病。小兩口買的這兩套房時,已經消耗了老鄭和親家大半生的積蓄,養老錢沒剩多少了,而兒子兩口子一個月兩萬多的收入,扣去房貸教育日常消費,基本上所剩無幾。

在煙味和酒氣的環繞中,聽老鄭用方言訴說這些家事,我感覺到一陣恍惚:一個農村的底層家庭,辛勤勞動走出貧困,培養出兩個大學生,是中國波瀾壯闊的城鎮化進程中的無數個故事之一,而如今,他們年輕的一代在城市中承擔著壓力,而老去的一代,則在鄉村裡忍受著孤獨。

村裡年輕姑娘少,但五六十歲的寡婦卻很多,她們的男人多半死於酗酒、車禍、工地、重病等,因此兒女們一直催老鄭去相一個老伴。對此老鄭先是搖頭,又嘆口氣,說可能還真得趁自己還沒大病,找一個能相互照顧的人,省得去城市麻煩孩子們,這可能也是兒女們的初衷吧。

我跟朋友聽了後一陣難受,我們幹了杯中的酒,匆匆地扒了幾口老鄭給我們煮的麵條,就起身告辭。老鄭掙扎著坐起來,讓我跟他去裡屋。他從柜子里拿出一疊黃紙,抽出一張,平鋪在炕上,寫了一張道符,又小心地用報紙包起來,遞給我,讓我放到辦公室里,能旺財運。

我滿懷感激地接過來,再三道謝。他這間亂糟糟的裡屋里,堆滿了亂疊的衣服,充斥著一股難聞的氣味,在炕頭的小桌上,放著他跟老伴的合影。

02

8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一個陌生女人的電話,問我索要一個銀行卡號,要給我打錢。我正想掛掉,她又補充了一句:我是高群先老婆,他上個月死了。

心裡咯噔一下,我愣了十幾秒鐘。高群先是一名大貨司機,跟我認識五六年,我曾送過他一台空調,他總說那時借款,等手頭寬裕後會還我。於是我連忙問怎麼回事,對面的女人嗓音沙啞而平靜,告訴我她丈夫是在跑車途中,在高速的休息區猝死的,‌‌“找到的時候人早就走了,沒遭什麼罪。‌‌”

我眼淚在眼眶裡打轉,吃力地回想高群先的模樣:陝西人,40多歲,鬍子拉碴,黝黑健壯。他個頭只有一米六,這個身高在北方省份沒啥生理優勢,甚至只有他駕駛的車頭一半高,可一旦摸到方向盤,50多噸的大貨在他的手裡靈活如飛,他開車時環顧左右的嚴肅樣子,宛如一個將軍。

2012年,我去鄂爾多斯調研,想順道去西邊的一個礦瞧瞧,當地公司幫我找了輛去那邊送貨的福田歐馬可,司機就是高群先。我們吃過晚飯出發,本打算午夜前趕到,沒想到在一段荒涼的國道上被攔下來,路邊圍上來十幾個人,都帶著口罩和安全帽,拎著一米多長的棍子。老高緊張地說:截道的。

我掏出手機報警,被拉開車門拖了下去,肚子上挨了兩腳,他趕緊跑下來護住我,說這是搭車的,不懂規矩。對方轉而問車上拉的是啥,老高說都是塑料件,幾個人看過貨後,估計覺得不好銷贓,就說給錢吧。我倆哆嗦著湊了兩千五,對方拿了錢後擺擺手,一群人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我那會兒剛畢業沒多久,沒經過事兒,覺得老高應該鎖住車門加速闖過去。他邊開車邊跟我解釋,對方在路上拖了一條像鐵鏈子的東西,那叫爆胎器,硬闖根本不行。而且這事兒只能事後報警,現場報警沒啥用,車窗沒幾分鐘就能被砸開,警察來了估計頭就被打成血葫蘆了。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那點兒淺薄和無知的社會經驗,讓我看起來像個傻逼。

這種共患難的經歷,會迅速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第二天我跟礦務公司的領導聊完後,又搭他的車回鄂爾多斯,一路上在滿地瓜子皮的駕駛室里天南海北瞎扯。2013年,老高把歐馬可換成了載重幾十噸的汕德卡,跑起了寶雞到上海的專線,這讓我們每年都能聚上一兩次。

老高跑的專線,走寧洛和連霍高速,每次都要接近20多個小時。在抵達浦東川沙的物流園後,他會趁著工人卸貨的功夫在貨場的通鋪上蒙頭大睡。有時候回程貨要等兩天,便找我吃飯。我們通常約在川沙的一個重慶雞公煲里,聽他講跑長途的各種見聞,也聽他抱怨路政、運費、罰款和偷油。

但那會兒大貨跑長途還能掙到錢。老高的汕德卡是貸款買來,車頭有他兩個高,每月還5000多,扣去貸款油費輪胎修車,他一年能進賬10萬多塊。像他這樣的卡車司機,中國有三千萬名,他們跟老高一樣,沒日沒夜地穿梭在各種高速、國道、省道上,維持著中國龐大經濟系統的運轉。

2015年8月份,我當時心情不好,恰巧要去西安開會,就索性跟著他的回程車過去,權當散心。那一路上,切實體會到了大貨司機的辛苦。當時天氣炎熱,駐車休息時,車裡溫度足足有35°,只有個小電扇能用。我後來在網上訂了一個6000多的駐車空調,讓當地經銷店給他裝上,老高推辭一番才收下。

去年以來,老高的日子慢慢開始不好過了。這一年,北方的大量企業因為環保和限產的問題被取締和關停,能拉的貨源越來越少,有時候拼好久才能湊足一車貨。到了今年,老高發現運費行情越來越差,以前跑一趟還能賺個一兩千,現在扣掉各項費用後,反而經常要虧好幾千。

從那時起,老高就嚷嚷著賣車轉行,更不能讓兒子入坑。不過老高的兒子比初中學歷的他多讀了3年書,高中畢業後在西安送快遞,掙得也是辛苦錢。

老高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是,2015年以來,無數資本湧入貨運行業,試圖培養出一個‌‌“貨車版滴滴‌‌”。到了2017年底,兩家最大的選手貨車幫和運滿滿合併,似乎在重複滴滴合併快的形成壟斷的故事。而大貨司機們面對資本和互聯網的入侵,毫無抵抗能力,眼睜睜地看著運價被一殺再殺。

作為一名投資者,我經常告誡自己要客觀,但目睹高群先的苦不堪言,讓我的情緒不由自主地站在他這邊。在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導致任何一個細分行業的變動,都會牽扯到數千萬的家庭。變化無常的政策和試圖顛覆的資本,或許能提升產業效率,但被犧牲掉的一定是底層的司機們。

幾個月前,他跟我說由於掙不到錢,不跑陝西到上海的專線了,改跑綠通。綠通車是指那些運輸蔬菜水果農產品,走高速公路綠色通道的貨車。由於貨物保鮮期短,中途貨主電話不停地催,上千公里的路也得拼著命趕,貨源雖然有保障,但更累更辛苦,基本上是在拿命掙錢。

在跑一次長達1400公里的綠通時,高群先猝死在高速公路休息區,扔下了老婆和兒子。

高群先的死讓當地司機朋友痛惜,他們幫著一起料理後事,那輛明黃色的汕德卡,也以一個不錯的價格賣掉。在拿到賣車的現金後,他的妻子撥通了我的電話,說要還我空調的錢。我婉拒了她,並打算去陝西看望。後來猶豫了一番,把往返的機票,折算成現金,湊了個整數,給她打了過去。

在打錢的時候,我翻出老高的微信,打開他朋友圈,裡面最近的一條是2015年,他轉發了一段閱兵的視頻,配了四個字,‌‌“祖國給力‌‌”,後面跟著一個代表強壯的表情,那是一條結實的臂膀。

03

江蘇崑山老闆錢慶林,幾個月前遇到了一個難題:如何勸說剛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兒子,不要來自己公司接班。

老錢是一家民營企業的老闆,公司位於製造業工廠林立的蘇州崑山,主要搞第三方檢測,簡單說就是買一堆設備和儀器,拿到資質後,給別人的產品出具檢測報告。兒子從英國留學回來,本打算進自家公司上班,老錢卻死活都不同意,並打電話給我,托我遊說,最好幫他兒子找份陸家嘴的實習。

我跟老錢認識有三四年了。當年我被領導派去研究檢測行業,一頭霧水,朋友幫我介紹了幹了十幾年檢測的老錢。我去他公司拜訪過幾次,在他的熱心幫忙下,才逐漸搞清了行業里的那些門道。因此接到老錢電話後,我義不容辭,很快幫他兒子找了一份金融行業的實習。

半個月後他送孩子來上海報道,順便請我吃飯。席間才知道,剛在英國讀完本科的小錢,頗具實業精神,一心想把老爸的公司發展壯大,未來要整成上市公司。看到兒子一臉雄心壯志,老錢一臉苦笑。我疑惑道,多少民營老闆都在頭疼孩子不願接班,怎麼到你這兒卻反過來了?

老錢問我多久沒跟蹤過檢測行業了,我說最近沒怎麼看,不過那幾家上市公司不是好好的嗎?他說屁,他們大公司還能硬撐,我們小公司都快死光了。根據他的說法,從16年開始,檢測生意就愈發難做,訂單越來越少,賬期越來越長,利息越來越高,尤其是今年,公司已經沒錢來添新設備了。

老錢在2003年從體制內辭職單幹,主要做貿易保障品檢測。那會兒正值中國加入WTO,出口激增,業務多到忙不過來,利潤率有30%之多。後來競爭加劇,掙的錢越來越少。2013年,國家放開了幾個之前封閉的領域給民企,老錢一咬牙,招兵買馬大舉投入,員工擴充到了近百號人。

檢測這個行業很耗錢,通常需要先租場地,然後高規格裝修,再購買昂貴的檢測設備,招聘相應的人員,才能組成一個像模像樣的檢測實驗室。但這還不夠,還需要向主管單位申請實驗室的資質認定,批下來之後,才能做業務。整個過程沒有2年根本下不來,中間的資金壓力巨大。

就這樣,老錢陷入了‌‌“借錢-買設備-賺錢-還貸-再借錢-再買設備‌‌”的怪圈,民營的檢測行業競爭激烈,你不投入買更新更先進的檢測設備,單子可能就被別人搶去,因此只能硬著頭皮繼續砸鍋賣鐵。經常一年下來,賬上利潤五百多萬,買設備花了一千萬,一核算反倒多欠了銀行五百萬。

2015年股市行情好的那會兒,深圳一家檢測公司過來洽談併購,開價8000萬,全部是現金,老錢猶豫了一個周,最終拒絕了被併購的提議。後來他跟我說,拒絕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當了十幾年老闆,被收購就變成一個分公司總經理,他接受不了。當然,沒過兩年,他就對此懊悔不已。

老錢在席間給我算了一下,去年一整年,公司利潤只有不到100萬,而職工工資是這個數字的12倍,廠房租金是5倍,設備折舊是4倍,上繳稅費是3倍,銀行利息是2倍,都比企業的凈利潤多太多。算完後,老錢飈了一句國罵,在旁邊看他演算的小錢,皺緊了眉頭,一聲不吭。

到了今年上半年,公司的凈利潤率已經降到了不足2%,公司已無力再投入。但壞消息並沒結束,幾天前,離崑山只有100多公里的江蘇常州,一家公司被追繳了十年的社保,引發了蘇錫常中小企業的恐慌,老錢公司的社保也不怎麼規範,他算了一下,如果要追溯,恐怕得接近千萬。

這麼多年下來,老錢已經拼光了力氣,的確是干不動了。如果找不到下家接盤,他準備逐步賣掉設備,還掉貸款,關門清算。

在酒精的催化下,老錢開始回憶起體制內的日子。中國的檢測行業,超過50%的市場屬於國資檢測機構,那些利潤豐厚的政府強制性檢測單子,大都在它們手裡。老張在下海前,就是杭州一家國有檢測單位的骨幹。如果他沒有離職,恐怕現在已經是單位領導了,身價未必比現在少。

唯一值得慶幸的時,從09年開始,依靠蘇州新區的政策,老錢陸續用公司的名義買了幾十套房子,給核心員工當宿舍。如今,附近的房價已經比09年漲了六七倍,這些房子反而成了公司最值錢的資產。‌‌“何苦要來做實業呢?‌‌”他問自己,也堅定了不讓孩子接班的想法。

兩個月後,小錢實習結束,過來找我吃飯。從他亢奮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這個95後年輕人的職業生涯目標,已經從實業屆巨子,變成了華爾街之狼,實業已與他無緣。

04

身家十位數的滬上大佬張教授,今年是本命年,火氣相當旺,因為跟太太討論孩子移民問題時吵了起來,他一氣之下把遠在美國的夫人給拉黑了。

張教授是浙江寧波人,業內之所以稱他為‌‌“教授‌‌”,只是因為他學富五車才高八斗,渾身一股書卷氣,但他真實身份是證券投資領域的大腕,畢生只會兩件事情:賺錢和讀書。他在東郊有兩棟別墅,其中一棟改造成了圖書館,越堆越滿;另外一棟則住著他的小女友,常換常新。

從財富的角度講,張教授是這個國家前0.01%的那類人。這些人旗下公司的名字,經常出現在黃金時段的新聞里;他們通常在開曼或維爾京有離岸公司,在御翠園或湯臣高爾夫有大宅,在蘇河灣或翠湖天地有頂豪;他們既熱衷於在年輕人面前佈道演講,也喜歡在黃浦江邊搞神秘兮兮的派對。

移民對他來說,恐怕跟我們去辦個戶籍證明一樣簡單。能不能移民,是一個手續問題,要不要移民,卻是個態度問題。

我20歲的那年,收拾行囊來交大面試,在一位同鄉攢的局上,我認識了張教授。當年還是學生的我,滿腦子都是大國崛起和強國邏輯,而張教授卻總在關鍵時刻潑出一盆冷水,瞬間把火澆滅。最後,他旁徵博引侃侃而談,拋出了一個結論:2008年是體制聲望的階段性頂峰,很快就會墜落。

2008年的中國,的確剛經歷了一波崛起的狂熱:從年初的火炬全球傳遞,金晶面對臧獨分子死命護衛著聖火;到年中的汶川抗震救災,無數青年去廣場上高喊中國萬歲;再到李寧在奧運開幕式上騰空而起,每一幕都是一針腎上腺素,在我眼裡,中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怎麼就已到頂峰了呢?

面對我的質疑,張教授沒怎麼理睬,勉強丟給我一張名片,便匆匆離去。我看了下,上面只有一個座機號碼。

三年後的2011年底,我在一次校友會上又見到他。那會兒中國人已經完全沒了2008年的那股精神氣兒。那是李承鵬們的黃金年代,媒體上充斥者對體制的反思和鞭撻,而幾個月前的甬溫線動車事故,更讓全國人民的悲憤之情達到了極點。這似乎印證了張教授當年的預言。

我這次沒有輕易地放走他,而是刨根問底,請教他當年為何會做出那樣的結論。他面對我這麼一個校友會志願者,禮貌性地假裝記得我(然鵝並沒有),然後給我講了一句話:中國人的群體情緒,受限於民族性格和從眾效應,總是從一個極端,切換到另外一個極端。

這段話太過抽象,更像是一個沒有邏輯推導的結論,我並沒有被說服。

所幸的是,張教授這次記住了我。2012年我參加工作,跟他公司有些業務往來,第一次走進他辦公室時,他眼睛一亮:‌‌“怎麼是你啊!‌‌”這讓我在領導面前很得意。跟他熟絡起來後,張教授的形象也逐漸清晰:92年跟領導下海創業,00年公司上市,賺了一個億,轉做投資,如今身家十位數。

但他對討論投資沒興趣,反而喜歡研究一些有趣課題。比如,當年我向他請教的問題,他沒有給我一個明確的答案,而是指導我去做中國大眾情緒的歷史研究。經過幾個月的摸索,我發現了在過去的60年中,中國人經歷了情緒亢奮到低落的13個完整周期,完全就是一個不斷重複的循環。

這解答了我當年的疑問,也讓一窺張教授的框架。它不僅能洞見歷史,好像還能預測未來。

在2015年~2016年的那波群體狂熱中,媒體和民間充斥著各種厲害了的論調,他對此一針見血:精英們積極擁抱穩定的新秩序,大眾們被民族主義情緒調動,所有人都在選擇性放棄質疑,而在未來,這些質疑一定會重新浮現,它們會鋪天蓋地,它們會變本加厲。

2018年到現在,他的預言又對了。

在張教授眼裡,這次跟以前沒有什麼不同:精英階層充滿焦慮,民營企業陷入不安,商人巨富轉移資產,悲觀的言論被無限傳播和放大,樂觀的信號卻被熟視無睹,網上的聲音喧囂無比,但中國的基本盤卻波瀾不驚,而最終,這一切都會過去,樂觀的人會再一次贏得獎賞。

骨子裡,他是一個對中國人極度樂觀的死多頭,這讓他在所謂精英圈裡顯得獨特,另類,甚至邊緣。

但這次還真有點兒不一樣。太太遠在美國陪讀常春藤的孩子,一向支持他對中國的樂觀,但這一次卻堅決要求他儘快辦理全家的美國身份。對此張教授表示反對,兩人從電話吵到微信,從微信再吵回電話,太太情急之下指責他放不下國內的小姑娘,他火冒三丈,把老婆給拉黑了。

究竟是不是女人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不過張教授在前幾天拉我喝了兩瓶茅台後,搖身變成中年頹廢男人老張,仍然堅決否認他紮根大陸是因為那些走馬換燈的年輕姑娘。我趁著酒意,一字一頓地問他:這次真的跟以前一樣嗎?他眼神中透露出了猶豫,但還是重重地點了點頭。

這讓我想起了今年4月底的某天晚上,我問他對這個國家和時代的前途怎麼看,他的微信沉默了半天,最後發給我一句帶著雙引號的話:

‌‌“我愛你不後悔,也尊重故事的結尾。‌‌”

我毫不費力地認出來,這是去年一位青年創業者選擇赴死時,給這個世界留下的告別詞。而在今天,這是一個理想主義中年面對他已經無法預測的時代,給出的一個最苦澀的告白。

05

40年前的1978年,《今天》雜誌創刊,詩人北島在創刊詞里寫道:‌‌“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尚且遙遠,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今天,只有今天!‌‌”

40年後的2018年,‌‌“今天‌‌”對我們來說,像貼面的利刃一樣冰冷而真實。底層農民、大貨司機、私企老闆、資本巨富,我們都被裹挾進了這個焦灼的時代,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在大時代面前,每個人都是小人物。2018年,請對我們好一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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