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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惠林: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崩壞(五)下篇

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先生,因為自己的慘痛經驗,乃登高一呼成立協會希望結合受害者來“團結力量大”,期能壓逼中國勵行“法治”。(大紀元)

(四)台商投資中國的陷阱

上文已提過,外國對中國的投資熱已退潮,在2003年上半年,中國的外人直接投資(FDI)還繼續成長,但2003年下半年,連續五個月,FDI卻呈現成長下滑,該年的七、八、九、十這四個月,與上年同期相比,FDI分別減少18.8%、28.3%、28.8%,以及36%。SARS疫情固然是重要因素,尚有諸如中國已呈現“後發劣勢”、加入WTO效應已接近尾聲、貧富不均、社會動蕩、金融體系脆弱、能源危機、過度投資供需失衡、基礎設施不足及諸項優惠外資政策轉變等等其他重要因素之存在。

外資退燒、2006年11月中國外匯存底已突破一兆美元,有識者早已示警,若人民幣升值政策及各種政策處理不當,很可能會扮演引爆中國投機泡沫的“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而章家敦等人的中國崩潰論是否會成真,確實值得世人、特別是台灣人民關切!而馬政府執政八年,一再“鼓勵”加速兩岸三通,早已造成雪上加霜效應,對於此刻仍在中國投資的眾多台商,更是切身的嚴重課題。2016年5月2日,IMF公布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展望報告,特別分析中國經濟“再平衡”對亞太地區經濟體的溢出效應。報告提到,由於台灣過去過於依賴對中國固定設備的投資,而非軟性的商品及服務,因此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之際,將受到相當大的負面衝擊。

早在2004年2月16日,數名台商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控訴在中國投資被坑,並希望討回公道。那是“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在立委偕同下舉辦的記者會,該協會理事長高為邦博士本人就是受害當事人,他在2002年9月出版《大陸司法迫害台商實錄》一書,詳盡道出自己投資中國畢生投資被劫掠的始末,讀之令人鼻酸。最值得注意的是,高先生明指“司法迫害”,等於是說被“光明公開的搶劫”,這不禁讓我們想起“白道比黑道更可怕”這句話,亦即司法成為坑人的“工具”,直讓人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有苦說不出。

就是因為自己的慘痛經驗,高先生乃登高一呼成立協會希望結合受害者來“團結力量大”,期能壓逼中國勵行“法治”。那次記者會就是希望中國新領導人胡錦濤可以徹底執行2003年3月所發表的“四點意見”和“三個凡是”,前者之一是“要深入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後者之一是“凡是有利於台灣人民的利益,我們都要全力推動”。

雖然高理事長歡迎並認同這些善意對台政策,但他懷疑這只是花言巧語的騙術,並無執行的誠意。除了他自己的冤曲至當時仍無半點平反跡象外(時至2018年也仍沒能平反),他還列舉六項其他實例作為佐證:一是銀行吃掉百萬美金存款,被害者卻受到活埋的威嚇,這是彭姓、曹姓台商的例子;二是遭官方侵佔二億房地產,十六大期間被禁止入境,這是現任“受害台商協會”副會長鮑揚波的親身經歷;三是遭中方合資人陷害,甫下飛機遭捕至今眼瞎體衰,這是投資河北林姓台商的境遇;四是書記無理收回工地,並揚言:有本事,你告我好了。此是廖姓台商在江西龍南投資被坑實例;五是蔡姓台商受李嵐清親自邀請,江澤民設宴款待,但廠房完工不發執照、三億投資泡湯的經驗;六是山東張姓台商經營人工草皮,遭中方合資人陷害,打官司反被抓,至今還在談判未能獲釋中。

我們相信,這六個案例只是冰山之一角,此由2004年初的“台諜案”,以及時不時地傳出在中國的台商被搶、被殺事件可見一斑。必須提醒的是,中國人治威權體制,對新聞媒體的百般封鎖,卻還都流出諸多消息來,不見天日的案子之不計其數應是合理懷疑。其實,由商人私下聊天中,我們也得知台商投資中國的諸多辛酸血淚,而由“台流”這個流行名詞也可證諸一二了。

在2016年4月掀起台人在海外詐騙中國人民而讓台灣被冠上“詐騙王國”之際,高為邦在4月16日投書報紙,以“何不從受害台商角度想想”為題,再控訴台商在中國被坑的慘事,全文如下:

“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表示,以台籍為主幹的電信詐騙案,每年從中國匯至台灣的贓款高達百億人民幣,被追繳回來僅廿萬人民幣,許多被害人傾家蕩產,身心受到極大傷害,甚至上吊或跳樓自殺,受害人對這些詐騙行為深惡痛絕,因此,希望台灣方面在看待此事時,多從受害人角度想想。

我想舉台商在中國的遭遇做一個比較。一九九六年七十歲的台商欒有廷與湖南省常德市臨灃縣的供銷聯誼社合資,成立一家紡紗廠,欒老投資價值一九一五萬元人民幣最先進的捷克紡紗機,佔百分之七十的股權;中方以三十畝土地、一萬坪廠房及六百萬人民幣現金作為投資,佔百分之三十股權。欒老任董事長,負責經營。

開工後中方的現金六百萬元人民幣始終沒有到位,要台商先墊錢以維持運轉,後來連薪水都發不出來,欒老只好到處張羅。有一天回到寢室突然發現他的衣服箱子寢具全部不見了!後來才知道法院趁他不在,把他工廠的生產設備、原物料成品及私人衣物用品,全部以一百七十七萬人民幣賣給一個司機,該司機只付了廿萬人民幣頭期款就得到了二千萬人民幣的資產,可憐的欒老被掃地出門。從此除每年兩次去中國討公道外,他向海基會及台商聯合服務中心投訴,最後中方只願付五十萬人民幣補償,他在去年過世,連五十萬人民幣都沒有拿到!

一九九三年台商林勝俊在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的安排下,與河北省勝利客車合作生產七到十二人座的廂型車,八年間投資三千多萬美元增添設備與購買新廠房用地。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從台灣經香港飛抵石家莊,一下飛機就被公安直接關進監獄,罪名是‘虛假投資’。關了一年四個月後林先生全身發黑四肢癱瘓送醫急救,兩個月後逐漸康復,中方代表告訴林先生,他可叫法院判刑一年六個月,如果同意收到判決書後立刻回台灣,事情就可做了斷。如果不同意,只好送他再進監獄,林先生只得接受。出獄後與律師及朋友商量,決定繼續上訴,兩年後無罪定讞,回到台灣已癌症末期而往生。他的全部投資泡湯,家人拿不到任何補償。

這樣的案子有多少?依據國台辦過去公布的數字推估,向國台辦投訴案件應在七萬件以上,損失金額遠超過新台幣一兆元,極恐怖且悲慘呀!請習近平主席及國台辦張志軍主任也從受害台商的角度想想吧!”

十多年來持續不斷傳出台商“西進悲歌”,而中國的遊戲規則不明,甚至司法公然迫害事件歷歷在目,但台商卻還是前仆後繼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應不是“殺頭生意有人做”就可形容的。我們也不宜一味地指責台商們“利字擺中間”,而讓他們自作自受。我們是否應廣泛的搜集正確的訊息並有效地廣為傳布給台商呢?尤其有必要讓台商清楚投資中國的陷阱。不過,由於中國現今力量的強大,以及陰謀手段的可怕,願意現身說法的受害者依然不多,幸好高為邦先生在2005年9月出版了《投資中國—你必須知道的陷阱》一書,他整理出投資中國的十二大陷阱,台商投資前不能不知,十三年後的今天仍然有效。

這十二大陷阱都是以台商實際受害的實例歸納而來,分別是:

陷阱一“不履行承諾、套牢台商”:做生意靠的是信用,所謂一諾千金,寧可吃虧也要履行語言。為政者重的是誠信,所謂君無戲言,言出必行。可是在中國,承諾只是勾引台商的甜言蜜語。

陷阱二“不履行合約、侵佔台商權益”:合約只是綁住台商的工具,對中方毫無約束力,台商如訴諸法律,就會掉入司法陷阱,不死也成殘廢。

陷阱三“不遵守法律、掠奪台商資產”:〈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名存實亡,因為中共中央及地方政府都不遵守這部法律,條文如同虛設,根本不能保護台商的權益,應改名為〈台灣同胞投資誘騙法〉,因為名符其實。

陷阱四“假合資、真詐財”:台商千萬不要以為政府出面或政府的文件就代表有公信力,歹徒與地方政府聯手騙台商的案例太多了,真正的藏鏡人是地方政府的高幹,出面的打手只是演員而已。

陷阱五“假借據、真要錢”:借據是真是假?法官說了算!合不合情理沒有關係,合不合法律不重要。法院不是伸張正義的地方,法院講的是實力,台商必須要有這種認知。

陷阱六“強取利益、不從囚禁”:當中方強取豪奪時,你不肯輕易就範,還要到處投訴,那就把你關起來,折磨你,威脅你,瓦解你的鬥志,最後你不得不屈服。

陷阱七“先囚禁、再掠奪”:在毫無預警之下,將人先關起來,因為你是台商,自然孤獨無援,中華民國政府因敵對關係,即使海基會出面,國台辦也只是敷衍。坐穿牢底,冤死牢中,大有人在。就算僥倖逃過一劫,最後也是一無所有。

陷阱八“白道撐腰、黑道威脅”:中國黑道的特色在於它與政府官員掛勾,為了共同的利益,狼狽為奸,所以中國的黑道遠比外國黑道可怕!因為黑白掛勾,黑道的另一面就是白道,一旦你被黑道威脅、勒索,就別想有地方投訴。

陷阱九“勾結銀行貸款、債務套牢台商”:台商公司的中國職員能夠與銀行主管勾結,用偽造的文件貸款,將貸款所得侵佔,而將債務牢牢套住台商,任憑貸款的過程是多麼荒謬,貸款的文件是多麼不合法,台商必須負責還錢。

陷阱十“銀行掠奪台商存款”:搶銀行,古今中外時有所聞,沒什麼了不起。銀行搶客戶,大概沒有聽過吧!應該算是奇聞,但不要懷疑,確實發生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下,而且不是偶發事件。更奇特的是,中共當局不處理!

陷阱十一“台商不履約嚴懲”:在合資的情況下,中方不履約,沒事,因而產生的損失,台商索賠無門。在同樣合資的情況下,台商不履約,那事情就大了,輕則賠償,傾家蕩產,重則坐牢。

陷阱十二“假執法、真搶劫”:打家劫舍、搶銀行、綁票勒索,錢到手後,逃之夭夭,古今中外都一樣。搶工廠設備、搶模具、搶原料,東西到手後另立工廠,生產同樣產品,銷給同樣客戶,這是世界奇談,卻發生在當今的中國!

(五)台商的因應之道

經由上文對台灣外貿、投資的發展演化及未來的趨勢,以及兩岸經貿投資的變化過程,我們大致可以這樣說,中國經濟早已走到一個關鍵轉捩時期,向上提升或向下沈淪、甚至於崩潰,再加上全球化潮流的持續加溫,所謂“新興經濟體”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籠。面臨此種機會增多,風險也升高的瞬息萬變局面,台商如何妥善因應呢?謹提出以下七點建議供參考:

一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久遠以前,《孫子兵法》中指示的“知己知彼”,雖然當初是用於戰爭,但在商場“競爭”上也同樣適用,當然不是要將對方消滅掉,而是藉由訊息的較充分致在市場上獲得先機。如此,台商必須了解國際情勢的演化,市場上商品的需求情況。對於兩岸經貿,特別應注意中國還是極權、不自由的專制國度,不能以民主社會的觀點去看待,必須對報導中國黑幕的書籍雜誌特別留意,例如上文所引述的《投資中國你必須知道的陷阱》,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著作的《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和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 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以及被中共視為反動份子的專家們所寫的書,例如何清漣著作的《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等,而章家敦和大前研一之論辯也應該去了解。此外,台商可敦促政府在提供“中國發展的真相和台商投資中國的實例(成功與失敗)”上戮力。例如提供正確充分的中國訊息:台灣到底投資多少中國去了?這些投資中,成功多少?失敗幾成?有多少台商的財產都被并吞了?如果中國金融發生問題(這是中國崩潰必然引發的問題),台商財產會有多少損失?台灣與中國的生產鏈會受到多大影響?這些都有賴平常的調查累積。政府不能做,不方便做的,可以委託民間來做。如果美國國會有資料,台灣應有更多便利條件可以做。正確的決策須有正確的資訊為基礎,包括政府與民間都一樣。這不僅因為資料是共用財,經濟學嚴格定義的“共用財”,值得政府投資,而且也因為台灣媒體報導的中國資訊不僅量少,甚至十分偏頗,過度美化。真正了解中共還有一個好處:你會知道中共崩潰的危機,因此不再懼怕中共。馬政府非但沒有這樣做,還一味強調兩岸經貿整合的好處,並宣揚簽訂的ECFA對台灣利大於弊等等讓台灣更依賴中國,如今中國經濟大泡沫瀕臨破滅,小英新政府必須趕緊亡羊補牢,建立停損點,並喚醒迷失的台商及台灣人民,及早跳脫火坑,向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地區發展或返台打拚。

二是戒急用忍行穩致遠:這裡所說的“戒急用忍”,指的並非政府的管制政策,而是台商自己的經營心態。其實,“戒急用忍,行穩致遠”對每一個人都適用,只是肩負較大資產成敗重任的商人更不可或忘,且應謹記在心並化為行動。畢竟“下一刻”都是未知的,古人不是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嗎?一般人平時都需要“儲蓄”以備不時之需了,遑論面臨更大風險的商人!切忌見獵心喜而衝動,凡事多做理性思考,“保守些”才能走得穩,走得遠。尤其在當今人心沈淪的世界,虛偽、詐騙無處無之,更要小心、三思而後行。

三是時刻準備因應環境變化:俗話說:“花無百日紅,人無百日好。”再成功的企業總有面臨危機的一天,尤其21世紀的今天,科學技術創新研究對人類社會、經濟、政治、法律、國防、教育、人口、文化等等方面的影響,使人類必須面對諸多大環境變化趨勢的挑戰,隨之也為企業帶來了很多經營困難及發展機會。不論是大型企業或中小企業,不論是外銷型或內銷型企業,不論是單國籍或多國籍企業,不論是獨資型或大眾型企業,都必須嚴肅面對這些挑戰,悉心審時度勢,經權致用,以利趨吉避凶。

四是台商續留中國經商因應危機之道:中國執業律師夏衛整理出台商在面對規範不明、不穩定的中國市場時,有四大危機需因應可供參考:

第一個危機是行政性壁壘。這是台商產品融入中國市場的最大障礙。所謂“行政性壁壘”並非指必須由政府控制的壟斷行業,如水、電、煤等,而是指應該市場化而沒有市場化的行業,主要分為“行業壁壘”和“地方壁壘”。前者是指在縱向行業內,行業主管部門透過行政力量設置行業的進入壁壘,排斥、限制或者妨礙市場競爭(亦稱為“條條壁壘”)。只有這樣,才能讓行業里的國有或國家控股的大型企業可共享行業壁壘帶來的利潤,保證其共存,確保大家基本上能和平共處。後者是指橫向的行政區域內,由地方政府設置的、用以保護本地產品免遭受外來產品衝擊的一道屏障,當今的行政壁壘有兩個特徵。

特徵之一是由顯性向隱性方向發展,以及行政力量透過幕後操縱,製造看似市場壟斷的行政壁壘,例如,雖然官方三令五申禁止政黨機關辦企業,但以政黨機關為企業的實際發起人或幕後靠山的“嫡系企業”多得是,已超出了法律領域。特徵之二是在市場准入方面存在的許多行政性壁壘,大多以加強宏觀調控的名義取得合法性,實際上行干預市場競爭之實。此外,還有一種典型表現是由政府牽頭搞企業併購,即在以維護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下,由政府出面組建大型國有企業集團,不公平地兼并中小企業,實質是排除競爭以維持國有企業經營的主導地位,以“大公司”戰略,迎接外貿經營權開放後,外來企業及產品的競爭。對行政性壁壘的障礙,夏衛認為台商的應對措施是,入鄉隨俗,作為權宜之計,走“合作雙贏”之路。

第二個危機是假冒偽劣。這是進口品牌在中國市場遇到的最棘手問題。台商的應對措施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自保能力,多方尋求國際制衡。

第三個危機是政策不透明。這對經營成本和利潤的影響日益顯現。所謂政策不透明是指政策籌畫、制定、實施等缺乏清晰、準確和國際市場普遍認可的作法。台商應對措施是做好對中國市場的可行性分析,避免盲目西進。要想在中國市場“掘金”路上少花“買路錢”,可行性分析非常重要,應認真、誠懇向中國當地同行業中小民營業者了解實情。

第四個危機是價格競爭。這是中國共通性問題。價格競爭不單出現在中國傳統強項如紡織品和家用電器行業,其他行業也普遍存在,有中國產品參與的國際市場也同樣存在。在中國市場,與台灣商品相比,不排除某些中國產品有本地品牌優勢、完整產業鏈優勢,但最具殺傷力的仍是價格優勢。

台商對價格競爭的應對措施是,擇業開發與產業對接(合作)。畢竟中國相關行業的財務收益,既有明顯低於國外的,如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產品,也有高於或與國外基本持平的,如通訊業、汽車業、電腦業等。此外,中國的貿易結構,也不可能在短期內發生根本性變化,貿易模式以對外加工為主,進、出口兩者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

五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企業必須找到自己的核心價值:根據《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書作者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的觀察,“與任何時代相較,現在有了電腦、電子郵件、視訊會議,以及不斷推陳出新的軟體,就有更多人可以在更平等的立足點上,同時與別處更多的人,就更多種類的工作進行合作及競逐。”

面對這股不斷席捲而來的全球化浪潮,企業該把握3大致勝法則:一是與網路共生,利用網路建構本身優勢;二是全球運籌,發展新的合作關係;三是專註於創新,將非核心業務外包。

六是中小企業主儘早尋回早期胼手胝足、講信用、刻苦耐勞、打拚、彈性靈活的特性:不論外在環境如何變化,即便世界大同無國界的時代來到,中小企業都是社會的中堅,以任何定義指標來看,也都占絕大多數。長期而言,小至個人,大至整體產業結構變化,都逃脫不了“比較利益法則”的制約,其中雖有外部力量的拉扯,但業者本身終究是主角,在起起落落、浮浮沈沈中扮演適當角色,不要忘記“自助、人助、互助、天助”的優先順序,也就是說“自立自強”最重要,自己是主力,外力是助力。在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那一段“台灣經濟奇蹟”年代,中小企業扮演著中流砥柱的主角,以彈性、靈活、壓不扁、打不死的特性著稱,講求信用,與國際大商社進行著“產銷分工”,在只賺取微利下蓬勃發展起來。

自1980年之後,由於中國改革開放提供台灣中小企業因循故例繼續發展,相對的缺乏自行研發轉型,再因經受1985~90年台灣泡沫經濟的衝擊,原本的純樸、打拚、講信用倫理美德遭受侵蝕。當中國經濟開放近10年,已不再歡迎台灣中小企業且勞工成本提升,加上中國本土企業的抬頭,台灣中小企業逐漸感受到生存威脅,或者向中國西部和東南亞新興經濟體移動重施故技,或者回台升級轉型。如果要可長可久,回歸本土與時轉換體質,迎合比較利益法則動態變化,是最穩當方式。不論選擇何種路線,找回早年的那股特質才是根本正道,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和其微型貸款銀行,讓具誠信篤實的窮人自立更生、擺脫貧窮、找回尊嚴的做法,正可作為借鏡,他們所顯露出的情境正是早年台灣中小企業在地下經濟中存活的翻版呢!

七是同心協助民主中國、自由市場經濟早日落實:愈來愈多的研究指出,中國經濟“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已愈見明顯,癥結所在就是“經濟體制”轉型的不順利,三十多年的發展也到了瓶頸和危機爆發的最後關鍵時刻,除非儘早實現“民主、自由”體制,讓市場機能充分運作,否則全球大災難就會不斷且密集的降臨,全人類都無法倖免。因此,有必要促使“民主、自由、市場”皆備的新中國早日來到,這是每位世人的責任,企業主也不例外,而台商在中國從事經貿投資即可利用各種機會,在有形、無形中將台灣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經驗傳播在中國各個角落!

最後,有必要談談中華民國政府面對中國經濟泡沫和兩岸經貿演化,以及中資來台併購和紅色供應鏈、陸客來台縮減等衝擊下,應如何因應。

(六)同心協力分工合作向前行

蔡英文在1月16日贏得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後,包括她自己在內,大家都同意,她的擔子非常非常的沉重,不但要收拾爛攤子,還要面對台灣人民的高度期待和內外環境的嚴酷挑戰,尤其是中國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刁難和衝擊,不說沒有蜜月期,連一刻都不得鬆懈。新政府到底要如何因應,進而開創新局,讓台灣在全球發光發亮、台灣人民綻放笑容過著幸福快樂生活?經過兩年的執政,在中共掣肘、內部紛擾及各項改革並不順遂下,成效不彰。個人認為還是要做到以下三件事: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重建台灣人民的信心。俗話說:人者心之器。除了自己有信心外,人與人間的互信也很重要,尤其對政府的信任更要趕緊拾回。畢竟“民無信不立”。可悲的是,長年以來,台灣社會充斥虛假、欺騙,在“政治是高明騙術”的洗腦下,高層政治人或政客虛假的表演早已司空見慣,上行下效,終致假、騙被認為正常,真誠被奚落,被認為呆瓜。

在自私自利催化下,無所不用其極的假、惡、斗也悄悄上演,“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早已成為座右銘。黑心食品泛濫是此種現象的真實反映,而投機炒作、金融風暴的常相左右,更是人心貪婪、腐化、衍生性金融劇毒商品遍布的具體呈現。如何消弭此種不良習性,讓誠信重見天日,讓“人‘若’為己,天誅地滅”回歸,是新總統的第一要務。除了以身作則真誠為人並帶動全民效尤外,破除“黑箱”、公開透明,讓“陽光是最好的殺菌劑”充分發揮。“做真人、辦真事、說真話”是個人對蔡英文的第一項要求和期許。

其次,認清政府的適當角色,讓政府“做對的事”,進而“把對的事做好”。到底政府應做什麼事呢?簡單的說,“創造並維護一個公平公正安全和諧的生活及投資環境”就是對的事。政府是凡人組成的,沒有超凡的能力,自身又沒有資源,其資源都來自民間,應是人民自願甘心提供資源給政府,請政府做好人民交付的任務。

當前我們看到的情況已經本末倒置,政府甚至反客為主,自行規劃並強迫或以各種方式半強迫或迷惑人民接受。於是“功能性財政”挂帥,政府舉債、赤字預算被認為理所當然,如今的“寅吃卯糧”、“債留子孫”、大債時代的現象就是鮮活的結果,而官商勾結、貪污舞弊、行政立法部門權責不分也是寫照。說得明確些,政府是做服務人民的事務,由人民支付服務費,一切“營利”的事務都是民間事,充其量政府只配合行政事務,讓交易成本降低。再說的清楚點,國防、警察治安、法治才是政府應為之務,經濟事務還給民間,拼經濟不應該是政府帶頭,也並非政府的責任。所謂的“庶民經濟”是對的,可惜的是這已成為口號,掛羊頭賣狗肉玷污了它,期待新政府予以落實。由蔡英文近幾年深入民間,親身參與百工百業實際事務,相信新政府不會蹈馬政府的覆轍,而會是“小而有能”、貼近人民的!

第三,跳脫“一意追求GDP、高經濟成長率”的迷思。GDP和薪資、人民生活幸福之間沒有絕對關係。GDP只是一種資訊,它是社會中“個人”生產加總的概念,重點不在“總量”,而是各個行為“個人”,何況總量是“估計值”,且“加總”是困難的事,不可能是“真相”。英國經濟學家黛安.柯爾(Diane Coyle)在2014年出版的《GDP的多情簡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中說的好:“過去,我們用GDP評估經濟。現在,我們用GDP來騙取選票”。

畢竟“GDP從一開始就不是被設計來衡量國民福祉,它是衡量一國財政收支的工具,是一種會計帳,但其賬目複雜,資料又難精確,很容易被喬來喬去,人民也很容易受唬弄。”所以,新政府應將GDP作為一種資訊參考指標,且認真去調查、編製,讓它盡量反映現實,供研究者及全民參考應用,絕不可作為施政的唯一目標。

當然,要改變既有觀念很不容易,但只要有心且願意認真去做,沒有不可能的事。不過,國家社會是屬於全民的,沒有人能置身度外,有待全民“同心協力、分工合作”向正確的路努力前進。有必要再強調,當政者及官員們有必要以身作則,帶動全民真誠互信俾事半功倍。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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