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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兒庄戰役參與者的不同結局

台北忠烈祠

驚人震驚的收尾

日軍在台兒庄戰役後拚命掩飾自己的失敗,一再說明日軍並非敗退,而是轉移陣地尋機再戰。

但台兒庄附近留下的大量日軍屍體和丟棄的重武器,讓日軍無法從容圓謊。

當時日軍在國際社會除了德意以外,是很孤立的,其他各國媒體都大肆宣傳日軍在徐州的失敗。

日軍此戰自覺大為丟人,不惜集中25萬大軍到徐州進行空前規模的主力會戰,由此引起來徐州大撤退和蘭封會戰,甚至黃河大決堤,當然,這就是之後的事情了。

而日軍事後對台兒庄戰役中的高級軍官,做了懲罰。

磯谷廉介

下令擅自孤軍深入的第10師團師團長磯谷廉介被解除了師團長職務,稍後因為幾個老同學為其求情,他被派遣到關東軍,接替東條英機擔任參謀長一職。沒想到之後磯谷廉介舊病複發,擅自對蘇進攻,發動了諾門罕事變,也遭遇大敗,隨即被解除軍職,編入預備役,由此脫離日軍。

磯谷廉介在1942年擔任香港佔領地總督,1944年又擔任台灣行政司長。在香港期間磯谷廉介使用一切手段壓榨香港居民,用如同廢紙的日本軍票購買大量香港商品,並且強制香港人返回 大陸居住,戰後香港市民僅為戰前的一半。

磯谷廉介戰後被列為戰犯,判處無期徒刑,1952年8月被假釋,1967年死在日本。

西尾壽造

磯谷廉介的上級,也就是日軍華北方面軍第2軍軍長西尾壽造(相當於中國的集團軍司令)被下令立即解除軍職,返回國內接受處分,隨後給了他一個教育總監的文職,這對於一個軍人來說,是很大的恥辱。1939年9月12日西尾壽造才重返中國,出任第13軍司令官。

1941年3月1日,西尾壽造再次被調回日本,出任軍事參議官直到1943年得罪了首相東條英機被編入預備役。

1945年12月2日被指定為甲級戰犯嫌疑人,但因為已經退出現役多年,沒有被盟軍最高總司令部正式指控。很快西尾壽造獲釋,1960在東京都病死。

註:1943年在軍事參議官任上的西尾壽造去關西視察,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隨口說了句:“這個事情我不知道,你去問那個每天早上翻垃圾箱的傢伙吧,他知道。”這實際上說的是當時的首相東條英機。因為東條的愛好之一便是去檢查垃圾箱里的垃圾,看看有沒有人吃大魚大肉,在國家困難的時候奢侈浪費。這可觸怒了心胸狹窄的東條,立馬下令把前輩西尾大將編入預備役。後來直到東條倒台,西尾壽造才又出任了東京都長官。

其他日軍將領

而其他諸如華北方面軍司令寺內壽一,瀨谷支隊支隊長瀨谷啟都沒有倒霉,前者因為身份過於顯赫,沒人敢追究他的責任,後者由於是奉命行事,也沒人管他。

寺內壽一後來一帆風順,還擔任過南方軍總司令(日軍入侵東南亞和南亞的總司令),戰後被列為戰犯。可是還沒等到宣判,他就在1946年6月12日因腦溢血死於馬來西亞柔佛州的戰犯關押處。

瀨谷啟少將後來升任陸軍中將職務,還被任命為中國台灣基隆要塞司令官。他赴任後率部四處殘殺台灣的抗日民眾,致使基隆地區幾乎變成無人區,引起台灣社會的不滿。日本軍部只好在1940年8月將他免職。

1945年日本天皇宣告無條件投降後,瀨谷啟作為戰犯被關進中國東北滿洲里監獄。瀨谷啟在被關押4年之後,聽說日本在戰後的慘狀(當時日本一些地方甚至餓死了人),深感震驚。他自覺大日本帝國已經沒有復興之日,隨後在監獄中自殺身亡,也算報應不爽。

相比以上的幾個傢伙來說,讓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國軍台兒庄戰役英雄的結果根本比不上他們。

孫連仲

孫連仲在國軍敗退台灣以後,1956年1月退役,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的榮譽職務。後孫又由蔣介石提名為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還曾任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委員。期間和老兄弟龐炳勛開了一個小飯館貼補家用。1990年在台北病逝,享年97歲。

湯恩伯

湯恩伯作為蔣介石的心腹一直深受重用。他是鐵杆的反共派。甚至在三大戰役失敗以後,國軍已將失敗的情況下,他仍然拒絕老友和恩師陳儀要求他投降共產黨的主張(陳儀因為228事變被解除台灣省主席的職務,當時擔任浙江省主席,可惜浙江省已經處於解放軍的全面威脅下),讓上海效仿北平一樣兵不血刃,還向蔣介石做了彙報,陳儀由此被蔣介石下令槍決。

湯恩伯指揮的上海戰役,解放軍傷亡3萬4000多人。隨後金門戰役,解放軍登島的近萬官兵全軍覆沒,也是湯恩伯的二十二兵團和胡璉十二兵團配合的戰果。由此湯恩伯也深受中共方面的仇恨,對他的攻擊是所有中央軍將領中最多的。

到達台灣以後,湯恩伯身體每況愈下,很快被醫生診斷為胃潰瘍和十二指腸癌,建議他去美國治療。

湯恩伯雖然被中共攻擊的很厲害,實際是非常清廉的。他自己沒什麼財產,根本無法負擔去美國治療所需巨額費用,只好向蔣介石申請去日本擔任台灣駐日本軍事代表。

1954年於日本慶應大學病院治療胃疾時併發症逝世,一說是由於殺的日本人太多,被日本醫生藉機謀殺(湯在1954年6月24日的最後一次手術中,因醫療事故死在了手術台上,後來認為這種醫療事故很低級,完全可以避免)。

池峰城

死守台兒庄的31師師長池峰城,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任國軍保定警備司令部警備司令、國防部中將部員。

他在1949年1月參加了平津戰役,在傅作義提議投降解放軍以後,池峰城眼見當時的現狀,也沒有拒絕。當時蔣介石派飛機來接他去台灣,但池峰城聽從身邊中共卧底李英的勸告,沒有上飛機,參加了所謂北平和平解放運動。沒想到,僅僅3個月後,他就因為“歷史遺留問題”被關押審查,一直被關押到1955年。最後池峰城家接到政府的通知,說他已經在監獄裡面病逝,但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現在每年清明悼念墓地只是象徵性的物件,真是歷史的一個大諷刺。

台兒庄敢死隊的三個名人王冠五團長,仵德厚營長,王范堂連長結局也不同。

仵德厚

仵德厚的事情前一章已經說過了,被關押了30多年,到老極為貧窮,身有重病無錢治療,97歲時在老家農村去世。

台兒庄內功勛卓著的王冠五團長下場比仵德厚還慘,讓人驚嘆不已的是,仵德厚是堅決的反共派,所以被中共嚴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符合毛澤東所謂:對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的思想。

但王冠五卻是同情中共的人士。

王冠五

1939年,王冠五在豫東駐防時結識了豫東抗日游擊隊主要負責人魯雨亭。魯雨亭當時是新四軍彭雪楓部濟南隊第一總隊長,他們密切配合,不斷襲擊日軍,並多次資助游擊隊物資和武器。為此,彭雪楓多次會見王冠五,讚揚他抗日愛國、傾向革命的行動。

抗戰勝利後,王冠五不願打內戰,在進攻解放區的行動中消極遲緩,被剝奪軍權,排擠出軍界。

1947年左右,他回到汝南老家買了五十畝地,準備解甲歸田與妻兒過清閑的生活,不再參與政治。

這時,當時的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劉茂恩和共產黨河南省負責人吳芝圃都再三勸說他出山,說赴任也可以為民辦事。因此,1947年,他又被派往蘭封(今河南蘭考)任第十二行政督察專員,管轄十二個縣,但並沒有再指揮軍隊。

在開封第一次被解放軍佔領以後,王冠五帶妻女準備去往台灣,

當時全家已經到了武昌,共產黨派人再三勸說,名記者范長江也勸說他(在台兒庄戰役後,范長江曾經多次採訪王冠五),說他與別的國民黨官員不一樣,與共產黨關係密切,多次資助共產黨,不要害怕,應該留下來等(范長江本人也在文革中自殺)。在他們的再三勸說下,王冠五選擇了留下。後來,據《汝陽縣誌》記載,王冠五於1949年被定為反革命,隨後被槍決。

反革命是死無葬身之地的,好在還是1949年,並非後來極左時期,王的遺體交給親屬安葬。由於反革命按照規矩不能立碑,王家在王團長的墳前連墓碑都不敢立,石碑埋得很深,只是露出來一小截兒。全家每年掃墓的時候都是偷偷摸摸的。文革以前家人還知道埋在開封的東郊,現在早已經被推平,連那小半截子的墓碑都已經找不到了,又是一個死無葬身之地。

老薩突然想起日軍軍官在台兒庄戰役之前曾經有過短期的聯歡,當時分手的時候他們一些人互相說道,下次見面可能是在靖國神社了。日本鬼子至少還有一個靖國神社,我們的靖國神社在哪裡呢?除了台灣那個所謂國民黨反動派建立的忠烈祠,還有湖南衡陽碩果僅存的南嶽忠烈祠(也不過是紀念長沙戰役的殉國將士),中國烈士的英靈在哪兒才能相聚呢?

一個民族沒有靈魂,還叫做民族嗎?

王范堂

下場最好的可能就是連長王范堂了。

台兒庄大捷後,師長黃樵松從戰地服務團選了一位河南藉姑娘劉先濤與王范堂成了親。到1949年,王范堂已是國軍30軍30師少將副師長了,部隊駐守成都西郊白雲驛。是年他與師長謝錫昌率領所部七千餘人起義,投降解放軍。1953年底,王作為主動投身革命的國軍將領,被分配到漢中市文化館擔任副館長。而當時王冠五已經被槍決,池峰城和仵德厚還在坐牢。

抗美援朝期間,他聰明的將自己僅有的三根金條和三百個銀元捐獻出來,但這也沒讓他逃過文革的衝擊。

文革期間王也被停止工作,遭到批鬥,好在性命無憂,在毛澤東死後被平反,給他落實了政策,恢復了工作,安排他退休。

電影《血戰台兒庄》上映之後,王范堂成了新聞人物。採訪的、攝影的、索要資料的絡繹不絕,他也得到了應有的榮譽,老人興奮不已。

也許過於高興了,電影上映以後僅僅1年,也就是1987年。80歲高齡的王范堂突發腦溢血去世,他的晚年還是馬馬虎虎的。

在王去世的時候,仵德厚情況也有所好轉,也許也是因為這部電影吧。他被吸收為縣政協委員,但這絲毫沒有改善他的生活,他依然極為貧困。

2007年6月6日仵德厚在貧寒的家中去世,晚年他曾經對別人說:我這一輩子對得起國家,但對不起家庭,對不起我的妻子和子女。

他的妻子蘇志敬是一個大家閨秀,但因為仵老一生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坐牢,從1941年兩人結婚到1975年蘇志敬去世,整整35年間。這對可憐的夫妻聚少離多,在一起總共不超過700天;尤其是後27年,坐牢改造加上“文革”,夫妻見面“最多不超過5回”。

“三年困難時期”,災難沒有饒過這個已經破碎的家庭。蘇志敬帶著3個孩子在河北實在過不下去了——“在外爺家,我們一直靠變賣家當維持生活,我親自拆了外爺家的7間房子,把椽子磚瓦賣了糊口。後來沒什麼可賣的了,就天天吃野菜,吃得我臉都腫了。母親說,如果把我們這幾個娃餓死,就沒法給姓仵的交代,因此她決定帶孩子回老家保命。”仵秀回憶說。

就這樣,這位堅強的女性帶著3個孩子回到雒仵村。“剛回來時,我四爺給了六根椽,鋪上麥稈蓋上泥,搭了一個不足五平米的房子;村裡人給了個風箱盤個灶頭、尋塊木頭做案板、一塊錢買了兩口鍋……”

在雒仵村,仵家是大姓。隊里看著一個落難的婦女帶著3個仵姓孩子逃命不易,就給他們分了些口糧。四五平方米的土坯房,一個風箱兩口鍋,就是一個家,等著還在“改造”的仵德厚。

1975年,毛澤東簽署發布“凡在國民黨縣團級以上軍警憲特一律釋放,與家人團聚”的命令,自此仵德厚完全獲得了自由。那年12月15日,山西省公安廳發給他一份《轉業證明書》,上面寫著:“仵德厚,65歲,現批准轉業,享有公民權。”

仵德厚背著一個破舊的包,踏上了回鄉的列車。包里,裝著一個收音機、轉業證和政府發的100元錢。馬上要和妻兒團聚,仵德厚感到特別輕鬆。“那時候想,只要回到家裡,討飯都行。”

從三原縣火車站出來,看見兩個接站的兒子腳上的白鞋,仵德厚的心裡還沒來得及湧出來的喜悅又退了回去,一下子冰涼到了極點——妻子蘇志敬去世了。

從三原縣城步行二三十里就到了涇陽雒仵,父子三人一路無語。未進家門,仵德厚和兒子徑直去了自家的祖墳。在父親和妻子的墳前,仵德厚失聲痛哭。

回到家鄉,仵德厚就住在那間僅有四五平方米的土坯房裡,房頂是用麥稈和泥巴弄的。那是妻子留給他的,一個可以讓他安度餘生的小窩。剛回家的第一年他在生產隊勞動,由於掙不來工分,生活非常困難,連剃頭的錢都沒有。後來被安排在村裡的磚廠當技術員——這是仵德厚在勞動改造期間學到的一技之長。

“快七十歲的人了,干起活來就跟二十多歲的小伙娃一樣,一手可以搬10塊6斤重的磚坯。人家幹啥他幹啥,不管天陰下雨,不分黑明晝夜。”仵德厚在磚廠的徒弟、現年49歲的雷金林至今難忘。

“在磚廠幹了9年,我沒有睡過懶覺。燒窯的人6點起床,我就5點起床;人家晚上11點交班,我就12點再睡。領導後來非常相信我,讓我當廠長,廠子很快盈利了。”

“我這一生,不求陞官賺錢,只求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凡事靠自己,有句話說得好,不怕死,不愛錢,大丈夫絕不受人憐。”仵德厚說。他引用的是張學良將軍晚年所作的一首自勉詩,後兩句是“頂天立地男兒漢,磊落光明度余年”。

從1976年至1986年,仵德厚靠磚廠發的每月38塊錢過活;後來,他被吸收為涇陽縣政協委員,每月可領300多元補助,後來增加到800多元。日子雖然過得清貧,但仵德厚非常知足。

但因為仵老是反革命,在那種年代,他的子孫們自然都受其連累,始終留在老家務農,有的一輩子都沒離開過村子。

仵老去世前留下遺囑,對他的子女們說道:我的一生是在艱苦中生活的,不怕死不愛錢,既無家產又無存款,沒有給下代留下財物,希望你們原諒。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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