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王力與「文化大革命」

左起: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中,除了有人們熟知的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之外,還有一個王力,他在“文革”初期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那個被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奉為社會主義革命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就是出自王力的手筆。王力是當時中共中央的重要筆杆子之一,他不僅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文件,還撰寫了許多《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的社論及評論員文章,這些文章指導著“文革”的鬥爭方向、引導著輿論走向。1967年1月,王力被毛澤東指定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於是其個人政治生涯達到了頂峰。1967年7月,在武漢爆發的“720事件”中,王力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時間躍升為“文革”中紅得發紫的“英雄”人物。然而,旋踵之間王力卻被毛澤東的一句話所打倒,在沒有任何審查、審判及正式罪名的情況下,身陷囹圄長達14年之久。到了鄧小平時代,王力雖免遭起訴,但依然被中共中央當成壞人開除了黨籍。

王力在“文革”期間集“英雄”與囚徒於一身,其真實際遇卻少為後人所知。當我們回首“文革”之際,應該如何評價王力其人呢?

一、王力與中共極左思潮的濫觴

若想研究“文革”之中的王力,就有必要追溯他在“文革”之前的重要活動。非如此便無法說清王力與毛澤東及中共極左思潮泛濫的關係,無法說明王力為何在“文革”初期成為“中央文革”的筆杆子、得以大紅大紫的真正原因。

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之後,極左思潮開始在中共黨內泛濫成災。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共和蘇共在50年代後期及60年代前期的大論戰。在這場大論戰中,王力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共與蘇共最初的主要分歧是如何評價斯大林。1956年蘇共二十大開始了對斯大林的清算,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作了一個秘密報告,蘇共這一非比尋常的舉措,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巨大的震撼作用。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公開了中蘇兩黨的政治分歧。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揭開了中蘇論戰的序幕。

王力從1960年起進入中共中央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設立的“秀才班子”寫作組,自此參與了中蘇兩黨論戰的工作。從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王力參與起草了多篇論戰文章,如“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

“陶里亞蒂同志與我們的分歧”、“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論陶里亞蒂同志與我們的分歧--關於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評美國共產黨聲明”。在此期間,中共曾多次派代表團赴蘇聯與蘇共中央談判,王力自始至終都全程參與,代表團團長有時是周恩來、鄧小平,有時是彭真或康生,代表團成員也常有變動,而王力卻“巋然不動”,乃至郭沫若戲言王力:“十下莫斯科、穩坐釣魚台”。“釣魚台”的這個“秀才班子”直屬毛澤東管轄。王力等人撰寫文章初稿,再交由中共政治局常委傳閱,鄧小平初步定稿,毛澤東最後定稿。〔1〕

1963年中蘇兩黨的論戰進入白熱化階段,3月3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並於7月14日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為答覆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共中央連續發表了9篇文章,這就是著名的“九評”。這9篇文章中,有8篇王力參與了寫作,其中5篇由王力一人執筆,它們是“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年10月22日)、“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年11月19日)、“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年12月12日)、“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4年2月4日)、“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4年3月11日)。“九評”中的另外3篇,即“蘇共領導與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年9月6日)、“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年9月26日)、“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4年7月14日),王力也是執筆者之一。〔2〕

在這場論戰中,中蘇兩黨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嚴重分歧,如對斯大林的評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否可以和平共處、和平競賽以致於和平過渡,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完全公開化了。王力直接參与寫作的“九評”充分體現了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極左觀點,即社會主義社會仍是一個有階級的社會,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條道路的激烈鬥爭,因此,到底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是所謂的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在“蘇共領導與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文中中共斷言:“蘇共領導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堅持修正主義路線的分歧。這是堅持革命路線,同堅持不革命、反對革命的路線的分歧。這是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路線,同堅持向帝國主義投降的路線的分歧。這是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同堅持大國沙文主義、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的分歧。”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中,中共還斷言:“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遠遠沒有完成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無例外地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都還存在著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存在著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將毛澤東的這套極左思想形成文字的,就是王力。中蘇之間的這場“論戰”,將毛澤東的極左思想系統化和理論化,也堅定了毛要在中國防止出現所謂“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的觀點和認識。

顯而易見,王力參與的“九評”,實際上是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極左思潮的一次大泛濫,對日後毛澤東發動“文革”、揪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起了重要作用。王力在這場論戰中,將毛澤東的極左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王力的左派形象與地位也因此而確立。與此同時,王力在1963年被提升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並從1964年開始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開始有了極為密切的接觸。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文革”初期王力有幸躋身“中央文革小組”,乃至後來被毛澤東欽點為“中央宣傳組組長”,這並非偶然,恰恰是王力作為極左派理論家深得毛澤東青睞的必然結果。

二、最快最準確地傳達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開啟了“文革”狂潮,身為毛氏極左派幹將的王力也身不由己地捲入其中。儘管從參與“文革”到倒台,王力的“文革”歲月僅有1年10個月,但這20多個月正是“文革”的“高潮”階段,王力趁此一展身手。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在“文革”初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最快最準確地將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傳達出去。〔3〕

“五一六通知”發表之後,毛澤東撤銷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新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是陳伯達,副組長為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在這份名單中,陳伯達實際上是個傀儡,有組長之名卻無組長之實;副組長里的王任重、劉志堅後來很快倒台,真正起實際作用的是副組長江青。組員里的排名之所以是王力居首,既緣於王力的黨 大陸位原本就高於其他諸人,也因為王力在“文革”之前就是堅定的左派和中共中央重要的筆杆子。

在“文革小組”中,王力很善於領會毛澤東的意圖,並及時地將毛的極左思想轉化為中共的理論性表述。例如,王力在整理毛澤東的講話時,將毛澤東的思維加工成“黨的基本路線”,即人們耳熟能詳的毛氏警句:“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據王力自己回憶,這段“最高指示”用的是兩段毛澤東在不同場合講的原話,王力將其拼接起來,只是把原話中的“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改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4〕這段“最高指示”被王力寫進1967年第10期的《紅旗》雜誌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理論武器”。可以說,為了將毛澤東晚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想法理論化,使之成為貫徹“文革”始終的指導思想,王力立下了汗馬功勞。此外,王力還進一步拔高毛澤東的極左思想,將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譽為馬列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王力在1967年5月18日發表的《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社論“偉大的歷史文件”里寫道:“毛澤東同志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了當代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系列的問題,解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1966年12月26日,王力獲邀參與了毛澤東73歲生日的祝賀活動。席間毛澤東說了一句震驚四座的話,要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這實際上就是毛澤東要在黨內開展全面奪權的信號。有了毛澤東的談話精神,陳伯達、王力等立即著手起草了一篇《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整篇社論貫徹始終的便是毛澤東的“奪權”思想。社論說:“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1967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1967年,將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由此引發了上海的“一月奪權”風暴,毛澤東隨即向上海的“造反派”發出賀電,祝賀上海地區“奪權”成功。毛澤東在1月8日說:“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必將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5〕上海的“奪權”風暴很快就席捲到了全國各地。王力躬逢其盛,對毛澤東的極左思想亦步亦趨,充當了毛澤東在“文革”運動中的傳聲筒,並以“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不斷接見各地“造反派”組織,發表了大量講話,儼然一正統左派革命家的面貌。

1967年1月,中共政治局常委第四號人物陶鑄倒台。陶鑄原兼任中宣部部長,此時毛澤東提議成立“中央宣傳組”,取代中宣部的職責,同時任命王力為該“宣傳組”組長。〔6〕由此可見,王力這個“文革”筆杆子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重要。

作為“中央文革”最主要的筆杆子,王力在這段時間內寫了不少《紅旗》雜誌社論和評論員文章,其犖犖大者試列於下:

1967年1月16日發表的《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聲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務,歸根結底,就是無產階級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中奪權的鬥爭。這是現階段我國階級鬥爭的焦點,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集中表現。”該社論還引用了毛澤東的話,“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這篇文章全面響應了“上海一月奪權”的風暴,吹響了在全國範圍內向所謂“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奪權的號角。王力自己認為,“這是毛主席第一次公開號召奪權的正式文件。”〔7〕毛澤東在這篇文稿上批示說“寫得很好。”〔8〕

1967年2月3日的《紅旗》雜誌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表示:“各級幹部都要經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考驗,都應該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勞,不能躺在過去的成績上自以為了不起,看輕新起來的革命小將。”“毛主席號召人民解放軍積極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地反對右派。”該篇社論由《人民日報》1967年1月31日提前轉載。毛澤東在1月30日批示:“此件我看了,認為很好,並作了修改。”毛澤東在“很好”兩字下面還加了著重點,以示支持。〔9〕

1967年3月1日《紅旗》雜誌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聲稱:“對於當權派,當然也必須進行階級分析。一定要分清是無產階級當權派,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切革命群眾對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必須堅決打倒,而對於無產階級當權派,則應當堅決支持。”“犯錯誤的幹部,應該提高警惕,徹底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劃清界限,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劃清界限,堅決站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站在廣大革命群眾一邊,堅決支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對此批示“照發”,〔10〕以示同意和支持。

1967年3月30日《紅旗》雜誌文章“‘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指責劉少奇派駐清華大學的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表現為“對幹部不作階級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在基層幹部中大搞人人檢查‘下樓’”,“利用幹部整革命群眾”,“以反工作組對幹部‘右傾’為名,繼續散布‘打倒一切’的輿論”。這篇社論實際上是對所謂的劉鄧“鎮壓學生運動”的“反動路線”的一次清算。毛澤東在3月29日批示:“王力、關鋒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公開發表,並予廣播。”〔11〕

1967年3月30日的《紅旗》雜誌還發表了王力起草的“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文章的矛頭直指劉少奇:“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幾個人,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煞費苦心地包庇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把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打下去。他們派出大量的工作組,指使工作組,一方面打擊廣大革命群眾,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擊廣大幹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打成‘黑幫’。這一切,都是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抗的,都是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納入資產階級的軌道。”該文雖未點劉少奇的名,但最後一段卻畫龍點睛地說:“千萬不要再上《修養》那本書的當。……對這本書必須徹底批判,肅清它的惡劣影響。對這本書的批判,也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內容。”

1967年5月8日王力等起草的《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編輯部評論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全面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以期在理論上打倒劉少奇,並指劉少奇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文章說:“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而背叛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就是完全地、徹底地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完全地、徹底地背叛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老叛徒伯恩斯坦一樣,有其陰險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企圖瓦解無產階級隊伍,使人們越‘養’越‘修’,越‘修養’越成為修正主義。在全國勝利以前,他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在全國勝利以後,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妄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資本主義。這就是他的‘修養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這個反動公式的目的。”

在武漢“720事件”之前的半年多時間內,王力參與寫作的《紅旗》雜誌社論和評論員文章,充分貫徹了毛澤東的在“文革”中“奪權”、“打倒走資派”,批判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意圖,將毛澤東的一些指示、批示、談話等,以《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社論或評論員文章的形式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起到了指導各地“文革”運動的作用。從這些社論發表的脈絡來看,王力等人不折不扣地執行了毛澤東的“文革”戰略,對劉少奇的批判逐步升溫,“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到“號召人民解放軍積極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再從批判所謂“黑《修養》”到“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的“文革”理論、部署和極左思想通過王力的“生花妙筆”,變為指導全國人民的精神武器,流毒全國,為害至深。

中共在粉碎“四人幫”後開始清算“文革”罪責時,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曾給王力按上了一條“煽動奪權”的罪名。然而,這一罪名卻掩蓋了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煽動奪權的罪魁正是被中共依然尊奉為偉大領袖的毛澤東。王力身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宣傳組”組長,其職責就是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大力宣傳、響應、執行毛澤東的決策,將毛澤東的意圖不斷轉化為《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社論,以指導全國的運動。王力本人隨周恩來、江青、陳伯達這些高層領導人物,頻繁接見各地的“紅衛兵”組織和“造反派”組織,發表講話。這一切都是王力的職責所在。脫離了這一背景而單獨指責王力“煽動奪權”,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

1967年7月,武漢“720事件”發生後2天,街頭的大字報。

三、王力是武漢“720事件”的罪魁禍首嗎?

“720事件”是“文革”中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王力在這一事件中名聲大噪,其個人聲勢達到了頂峰,但卻因此也成為後來迅速倒台的一個重要因素。現今國內不少書刊文章都將王力在“720事件”中的表現歸結於王力的個人行為,有意忽略了造成此一事件的真正原因。2005年第4期的《黨史博覽》發表了一篇署名霞飛的“王力沉浮錄”。文章說:“王力在武漢支持一派壓一派,攪亂了毛澤東、周恩來要安定武漢大局的思想”;所以,“這個事件純粹是王力捅的‘大婁子’。”然而,事實真是這樣嗎?

毛澤東一行於1967年7月14日晚抵達武漢。17日毛澤東對武漢情況還頗為樂觀。王力回憶說:“主席提出中央確定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要先從部隊解決。……總理的部署,是毛主席完全同意的。總理講話中講: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錯誤,要公開檢討;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總理講的這三條方針,主席一條也沒改變。”王力還回憶說:“主席事先講了這樣的話:開會時要將陳再道、鍾漢華這一面再著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條方針他決不改口:他始終沒有講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12〕周恩來在7月18日武漢軍區師級與二級部長以上會議上提了8點意見,這8點意見事先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具有明顯的傾向性,即支持一派,壓制另一派。周恩來8點意見的核心內容是:一,武漢軍區首長要主動承認“支左”的方向路線的錯誤,尤其錯誤的是“工人總部”的解散。中央建議陳再道和鍾漢華進行自我批評。二,肯定“工人總部”等“造反派”是真正的革命群眾組織、左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心。三,凡是群眾組織都不能取締、解散。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五,“紅三司”是傾向保守派一邊的群眾組織。六,軍區要作農民的工作,不要進城參加武鬥。七,軍區要承擔責任以外,要作部隊教育工作,教育下屬單位支持造反派。八,所有群眾組織要進行整風。〔13〕周恩來宣布的武漢問題解決方針,一開始就遭到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的公開抵制。陳再道“情緒極端激動,拍了桌子,不滿周恩來講話,言語直接衝撞周。”陳再道甚至揚言:“周鬍子你有什麼了不起,我還不知道?”“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講稿上簽字,我們就執行。”周恩來也拍桌子對陳說,“你不要以為我們拿你沒有辦法。”〔14〕周恩來在當晚即離漢返京。

王力根據毛澤東與周恩來對武漢地區“文革”運動所定的調子,在7月19日凌晨到武漢水利學院發表了一番講話。現在國內黨史界討論武漢“720事件”的文章大都強調,王力在這次講話中就武漢問題作了4點指示:武漢軍區支左大方向錯了;要為“鋼工總”平反;“鋼工總”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而王力這4點指示便是引發這一事件的根源。這種流行的看法是不準確的。

通觀王力的這次講話,他的說辭大都是套話,主要內容是堅決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團結多數,強調“造反派”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正確對待解放軍等等。當時王力並未對外公開周恩來提出的4條或8條意見。該日下午3點至當晚,在武漢軍區二級部長和師級以上幹部會議上,謝富治傳達周恩來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精神,王力著重講有關文革的理論問題。此時武漢獨立師的師長、政委都相繼憤而退出會場,回到師部後對部下大發怨氣,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5〕其實無論是“4點”還是“8點”,其核心內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毛澤東心目中解決武漢問題的底牌。王力談話的精神就是來自毛澤東、周恩來解決武漢地區文革問題的方針。

周恩來在7月18日的軍區師級與二級部長以上會議上曾明確宣布會議紀律,8條意見不作傳達。但是,在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的慫恿下,武漢軍區獨立師負責人在7月18日不僅違反紀律擅自向下傳達了周恩來的講話內容,使部隊產生了極大的抵觸情緒,19日晚和20日還縱容軍隊參與了衝擊軍區、毛澤東居住的東湖賓館及揪斗王力的行動,擴大了整個事態。群眾組織“百萬雄師”也抵制中央的談話精神,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抗爭浪潮,其矛頭直指中共最高領導層。毛澤東、周恩來試圖支持所謂“造反派”而壓制“保守派”的方針政策,遭到武漢軍方和部分民眾的堅決抵制和反擊。王力不僅被揪斗、批判,甚至還在逃亡途中受傷,成了武漢軍人發泄怒氣的直接對象。周恩來不得不緊急趕回武漢,安排毛澤東脫離“險境”。此時,毛澤東也不得不灰頭土臉地緊急飛往上海,逃離這塊是非之地。毛周二人解決武漢“文革”問題的如意算盤落了空,破了產。

現在官方的說辭總是強調王力在事件當中的責任,誇大了王力個人的因素和作用。“720事件”的實質就是,武漢的軍人發泄對中央處理武漢“文革”事宜的不滿,以實際行動抵制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只不過他們未必很清楚,那幾點指示實際就是來自最高領袖毛澤東,只好拿王力當出氣筒,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王力後來說:“其實,這4點根本不是王力的指示,而是中央在北京確定的方針。王力既未參加制定,又未傳達,而是總理代表中央講的。”〔16〕周恩來1967年7月25日接見河南省部隊領導幹部的講話也印證了這一點:“我在武漢講了4點,又講了8點。4點、8點都是我講的。我走了,事情就發生了。他們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這完全是預謀的,矛頭完全指向中央,這不是簡單的事件。”〔17〕由此可見,王力個人在事件中成為毛澤東、周恩來錯誤方針的替罪羊。武漢“720事件”並非王力“捅的大婁子”,而恰恰是毛澤東自己的極左路線“捅的大婁子”。

“720事件”使毛澤東認識到,他的那套支持左派“造反奪權”的“聖旨”並非永遠暢通無阻,過分壓迫軍人有可能真的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毛澤東不得不設法在日後緩和“文革”運動對軍隊的衝擊,對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們採取安撫、懷柔政策,陳再道、許世友、韓先楚等一班軍隊高級將領後來的境遇得以好轉。事實證明,王力這位熟悉馬列詞句的中共中央的理論能手,並無對付地方上複雜多變狀況的經驗。日後中共將武漢“720事件”的原因歸結到王力個人身上,實乃避重就輕,為毛澤東、周恩來的直接責任作開脫,使王力承擔了原本不屬於他的罪責。

這裡順帶一提的是所謂“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這個問題何蜀有過論述〔18〕。筆者想強調的是,《紅旗》雜誌1967年第12期發表了“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一文。該文提出:“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但該文的寫作與王力無涉。據葉永烈對王力與林傑的採訪,該文乃《紅旗》雜誌編委林傑起草,關鋒修改後由陳伯達簽字發表。〔19〕事實上,“中央文革小組”的秀才們秉承毛澤東、江青等人的旨意,在1967年上半年不斷發表各式《紅旗》雜誌社論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其要點確實都離不開中共中央宣傳的精神,特別是響應毛澤東的“奪權”號召,而“720事件”後批判武漢所謂“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等等,這些並非“中央文革小組”里幾個“秀才”的發明創造。另據王力回憶:“關於‘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問題,這是中央常委和文革小組討論的(我因病沒有參加),康生打電話到上海,經過汪東興向毛主席請示,毛主席同意後採用的。”〔20〕但是毛澤東看到“720事件”後軍隊內普遍存在不滿情緒,軍人不同於各級政府的文官,對軍人的過分壓迫將會適得其反,弄不好就會自食其果,武漢發生的這起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因此,毛澤東在此時希望對“文革”運動作出某種程度的調整,適當地“剎車”、“降溫”,以平息軍中將領們的不滿之情。於是毛澤東借題發揮,翻臉不認人,將幾個執行他的“文革”政策、為其“文革”大業搖旗吶喊之文人拋出來加以打倒。這也是毛氏典型的行事作風:毛澤東一貫正確,壞事都是別人乾的。

四、王力為何會倒台?

王力在“720事件”中意外地成為了“英雄”,從武漢回到北京時在首都機場受到盛大的熱烈歡迎,全國各報刊憤怒聲討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和政委鍾漢華,慰問勝利歸來的王力、謝富治。王力因此名聲大噪,成為“文革”當中的英雄人物。然而,物極必反,福兮禍依,王力很快就跌落谷底,猶如彗星在天際中一閃而過。聲名剛剛如日中天的王力為何會倒台?是王力自己所說,乃江青、康生陷害?還是毛澤東“文革”之中又一項戰略部署呢?

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釣魚台“中央文革”駐地接見了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聯絡站”等組織的代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認為,外交部長陳毅是外交部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外交部“造反派”要“造”陳毅的“反”。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們彙報時,王力插了一些話。這些話後來被姚登山等人整理成“王力八七講話”。8月11日,外事口激進派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批鬥陳毅大會。遠在上海的毛澤東則在8月17日表示,“外交部問題,對陳毅我也不那麼高興……他一月檢討,二月翻案,才搞起一個反陳高潮,誰叫他推翻?……對陳毅這樣的人,我、林總、總理有什麼辦法,還是要靠紅衛兵。要保他,使他能當外交部長,也得靠紅衛兵,靠紅衛兵教育他。”姚文元當天即用電話向“中央文革小組”作了傳達,電話記錄在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中傳閱,以致江青、陳伯達都認為陳毅是可以打倒的。〔21〕8月19日,外交部的“革命造反聯絡站”成立了所謂的“業務監督組”,接管了外交部的一切工作。8月22日,北京多家“造反派”組織在周恩來發出對英最後通諜到期而未得到英方答覆時,憤而縱火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製造了一起建國以來最嚴重惡劣的違法涉外案件,引起英國政府的嚴重抗議。各國媒體也都予以關注,造成了極壞的國際影響。細觀這一時期外交部的奪權鬥爭,王力的“八七講話”並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講話,而毛澤東對陳毅的所謂“先打再保”的態度,才是事情演變的關鍵因素。周恩來更是先批准“革命造反聯絡站”成立所謂的“業務監督組”,又發出對英國政府的最後通諜,導致了事態的擴展和失控。因此,這起事件的直接責任者是毛澤東、周恩來,而非王力。

王力自己說:“毛主席早已知道,也早已看到過王力的八•七講話,並沒有說什麼,因為講話中那些過分的話,就是他的原話。”〔22〕但是沒過多久,毛澤東就在王力的“八七講話”上批了一句:“大、大、大毒草”。8月25日,周恩來請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將王力的“八七講話”轉交給毛澤東。8月26日上午,毛澤東口授:“王、關、戚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23〕這是毛澤東作的一項重大決策。楊成武回京後立即向周恩來彙報,在當晚的中央碰頭會上,周恩來向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傳達了毛澤東的“聖旨”。8月30日,陳伯達主持《紅旗》雜誌編輯部會議,王力與關鋒同時“停職檢查”,王力由此開始了他的被關押生活。

王力在1982年11月出獄後,曾反覆解釋自己被打倒是江青和康生下的毒手,是江、康二人逼迫周恩來將王力的“八七講話”再次送交毛澤東,要將王力拋出作為替罪羊。至於江青與康生二人為何仇恨王力,王力自己解釋說,是因為王力不盲從,有自己的見解,並不事事緊跟江青,有時還對毛澤東為鄧小平說好話,這些都引起江青的不滿,為了處理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江康二人正好將王力拋出來予以打倒。〔24〕王力自己的這番解釋也許有些道理,但他卻迴避了一個重要事實,即王力這個層級的高幹(王力的職務已相當於中宣部部長),沒有毛澤東的許可,任何人都是無法打倒的。王力倒台的根本原因並不僅僅是周恩來告狀,亦或是江青、康生告狀,而是毛澤東欲採取措施以迅速、順利地解決“文革”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和矛盾。

王力為自己的辯解有些並不錯,王力的那些講話實際上就代表了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的本意,只有“天下大亂”了,才能達到“天下大治”,當初上海的“一月風暴”奪權運動也是毛澤東事後追認,王洪文所代表的這些“造反派”才更加有恃無恐。畢竟“奪權”鬥爭根本就是毛澤東的初衷,“奪權”的方式可能會有不同,但殊途同歸,就是要從“走資派”手中奪取權力,換上“造反派”的人馬。“火燒陳毅”也不是王力的發明,江青就曾指使人插手外交部,煽動“造反派”對付陳毅,此外,陳毅有“二月逆流”的“老底”,更何況還有毛澤東對陳毅“先打再保”的談話精神。因此,王力的“八七講話”並未超出毛澤東號召“奪權”的範疇。中共原本就是要輸出革命,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與全世界的“帝修反”作鬥爭,要讓革命的紅旗插遍五大洲。只是這次“紅衛兵小將”們頭腦發熱,不計後果地給毛澤東捅了大婁子,使整體時局失控,影響了毛澤東“文革”大業的全局。於是,毛澤東惱羞成怒,不得不對此有所表示,拋出一個王力又有何不可呢?將王力、關鋒迅速逮捕關押,快刀斬亂麻地清除他們“造成的”惡劣影響,對“文革”全局而言是利大於弊。這才是毛澤東的真正考慮所在。

還有一種說法,王力要奪外交部的權,目的是打倒周恩來。這種說法缺乏真憑實據。周恩來對王力一直保護有加,特別是在“720事件”中,周恩來更是想方設法保護王力個人的安全。7月22日上午,周恩來先返回北京,當天下午謝富治、王力等人乘機回京,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和康生等人到機場親自歡迎王力等人的“勝利歸來”。王力對周恩來感激不盡,怎麼可能在那個時候想到通過打倒陳毅以達到打倒周恩來的目的?這個說法不過是當局事後給王力按的一項莫須有罪名而已。

通觀這段歷史,王力的真正不幸就在於,他自以為是堅定的革命左派,是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堅定不移地緊跟毛澤東幹革命,為毛澤東鞍前馬後賣力效勞,是毛澤東的心頭愛將,“中央文革”須臾離不開的理論筆杆子。可一夕之間,王力成了毛澤東“文革”的替罪羊。毛澤東翻雲覆雨,將政治鬥爭玩得爐火純青,對王力則棄之如敝屣,毫不吝惜這些年來王力對毛和中共的理論貢獻。王力個人的歷史悲劇就根源於此。可惜的是,王力本人卻始終不願正視這一點,只一味將自己的倒台歸結於江青和康生的作用,實乃舍本而逐末也。試問,王力不倒台對誰更有利?顯然,倘如此,“中央文革”不會失去一個強有力的筆杆子,王力還可以繼續擔任中央“宣傳組”組長,賣力地為毛澤東的“文革”大業充當吹鼓手,繼續發表各類《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社論或評論員文章,將毛澤東的指示及時迅速地理論化,用以指導“文革”運動的深入開展,繼續為毛澤東的“文革”大業發揮重要作用。相反,王力的倒台則大大削弱了“中央文革”的權勢,打擊了江青等“文革”極左派的囂張氣焰,安撫了軍隊將領們的不滿情緒,起到了穩定軍隊和全國局勢的作用。再試問,王力到底作了哪些具體的反對江青、康生和“中央文革”的事情,以至於江青等人非要置王力於死地而後快呢?恰恰在這一關鍵問題上,王力沒有作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說明。江青在王力倒台後說了一些罵王力的話,那不過就是中共的故伎,凡被打倒的人都要被按上一些罪名,江青同樣也要對王力倒台表態,給王力戴上一些帽子,否則何以向世人解釋這位“文革”英雄被打倒的原因呢?顯而易見,王力的倒台正是毛澤東“文革”策略中的一環,也是毛澤東本人親自作出的決定。王力在自己的回憶中有意迴避了這一最關鍵的問題,此乃王力刻意區分毛澤東與江青、康生之間之關係和作用,也反映出王力在反思“文革”時所表現出的局限性。

五、莫名其妙的罪行

王力到底犯了什麼罪行要被打倒而關進秦城監獄?中共自始至終也沒有給過任何明確的說法。王力的罪名從未上過中共正式文件,更不見於任何中共的決議、報告。不僅“文革”中如此,“文革”後王力被釋放出獄後還是如此。王力被關押監禁14年半,中共竟然連一個正式的說法、解釋都沒有,最後只以“免予起訴”而了事。王力雖然未被正式定過罪名,但中共最高層領導人還是在不同場合指責、批判過王力。中共領導人口中的這些指責和批判究竟是實事求是還是欲加之罪,我們不妨作一些分析。

首先我們來看毛澤東給王力欽定的罪名。1967年8月26日,毛澤東對楊成武說:“王、關、戚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但是,王力有何具體破壞文化大革命的行為?毛澤東並未明示,只是簡單一句話“不是好人”,“把他們抓起來”。如此“聖旨”一下,王力也就在劫難逃了。

江青在1968年3月25日接見軍隊幹部時說:“象王、關、戚,我們過去是不知道的,他們原來就是中央文革當時起草小組的時候,是劉、鄧他們安插進來的,他們就是劉、鄧、陶、彭、羅、陸、楊的黑秀才,打著‘紅旗’反紅旗……他們封鎖,並且把我們架空、架空,使我們和同志們隔離,和小將們隔離,幹了許多壞事。他們的罪惡就是我去年9月5號講的,妄圖動搖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想妄圖打亂我們的人民解放軍,他們妄圖破壞新生的革命委員會”〔25〕1968年3月27日,北京召開了10萬人大會,周恩來、江青、康生等人到會講話。康生在談及王力時說:“王力是個國民黨,王力是執行鄧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線的積極分子,他在1962年在莫斯科裁軍會議上就實行鄧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線,得到了赫魯曉夫的欣賞,還要送給他金質獎章。”〔26〕

江青、康生等人給王力戴的帽子根本都是無稽之談。王力進入“中央文革小組”與劉少奇、鄧小平無關,“文革小組”的名單由陳伯達擬定,再交由毛澤東批准,其中江青起了很大作用。王力作為中共中央的筆杆子,一直惟毛澤東馬首是瞻,他當年參與撰寫“九評”也都是在毛澤東與中央常委領導下工作,各類文章均由毛澤東最後定稿。王力這個“紅得發紫”的“秀才”怎麼一轉眼就變成了劉少奇、鄧小平的“黑秀才”?王力在“文革”當中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亦步亦趨,既無可能“封鎖、架空”江青等中央領導人,更無可能“動搖”無產階級司令部。且王力在歷史上從未加入過國民黨,在與赫魯曉夫的論戰中亦無可能得到什麼“金質獎章”。由此觀之,江青等人在毛澤東決定打倒王力之後,實在找不出合適的理由,只好信口開河胡亂入人以罪了。

周恩來又是如何給王力定罪的呢?1970年1月24日,周恩來在接見中央直屬系統文化部學部教育部等單位的軍宣隊代表講話中,給王力定了幾條罪狀。周恩來說:“王力在山東,他本人加入國民黨,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時參加革命,康老清楚。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個司長,他有兩個女兒,一個在張家口搞無線電,很活躍,和三軍沖派聯繫;一個在‘一外’,也是紅衛兵團的,和616在一起。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滅’、‘三和一少’。1962年在莫斯科參加國大,完全代表修正主義的東西,回來他還說是對的……鄧小平很稱讚他,後來挽救他,他說要和王稼祥劃清界線。後來讓他寫文章,以後到中央,他實際上是暗中有聯繫。”〔27〕周恩來給王力總結的這幾條罪狀,現在來看無一不是欲加之罪,基本是隨聲附和江青、康生。如上所述,王力本人從未加入過國民黨,他的夫人也未當過叛徒。周恩來實在找不出合適的罪名,甚至連王力小姨子家裡的瑣碎事都被周恩來拿來說事,可見周恩來也是胡言亂語入人以罪。至於王力與王稼祥的關係更非康生、周恩來所說那樣。王力是中聯部里最早給王稼祥貼大字報的人,1966年6月9日,王力貼出大字報“這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鬥爭?”。他在大字報中寫道:“反對王稼祥的‘三和一少’的鬥爭,是反對修正主義篡奪黨的領導的鬥爭,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鬥爭。”“同王稼祥的鬥爭,是兩個階級的鬥爭,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防止和反對政變的鬥爭。”〔28〕王力如此堅定的左派怎麼會與王稼祥“暗中有聯繫”?由此可見,周恩來在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故意入人以罪方面,絲毫不遜於江青、康生這些“文革”惡霸。

鄧小平上台之後,王力得以出獄,雖然重見天日免予起訴,但依然背負“文革壞人”的十字架。若確如毛澤東、江青所言,王力是破壞“文革”的人,那麼在鄧小平徹底否定“文革”之時,王力應屬有功之臣,更何況王力是在“文革”最轟轟烈烈的1967年之時就開始“破壞文革”,那就更難能可貴了。中共難道不應對王力予以褒獎嗎?然而,“文革”結束後,王力卻有了新的罪名:“王力提出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王力宣揚‘不要怕武鬥,不要怕亂’”、“王力煽動‘全面奪權’”、“王力陷害王稼祥和伍修權”、“王力鼓吹‘揪軍內一小撮’”、“王力‘給四川劉結挺、張西挺翻案,搞亂四川’”等等。王力雖然沒有指明這些罪名實際上來自中紀委,但字裡行間顯然是有針對性的,並為自己作了辯護。〔29〕

實事求是地研究王力的這段歷史,他並非“文革”運動的決策者,而僅僅是毛澤東“文革”的忠實執行者,且主要在宣傳領域,“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決策實際上來自“偉大領袖”毛澤東。將這個罪責加到王力頭上,顯然是不公正的,至於“不要怕亂”和“全面奪權”,就更是毛澤東的戰略決策。沒有毛澤東的“開展全國全面階級鬥爭”的指示,何來上海“一月奪權”風暴?何來全國上下大動亂?所謂“揪軍內一小撮”基本上也與王力無關,在“批判王稼祥、伍修權”等老幹部一事上,王力的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當時王力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在中聯部內揭發、批判王稼祥等人的“錯誤路線”,這固然是王力的一個污點,但事件的根源還在毛澤東。此外,王力從未參加過中央專案組,那些迫害老幹部的罪責無論如何也不能安放在王力的頭上。

綜上所述,無論是“文革”之中還是“文革”之後,中共對王力的結論都是不能成立的。“文革”之中,毛澤東隨便一句話就將王力打倒且長期關押,視黨紀國法如無物,實屬濫權和草菅人命。而江青、周恩來等人給王力定的罪名,則是莫須有的欲加之罪,皆屬無稽之談。而“文革”之後鄧小平的中共中央既沒有撤銷當初給王力定的莫須有罪名,更沒有實事求是地重新評價王力的“文革”作用,反而將王力作為毛澤東“文革”罪責的替罪羊,將毛氏罪惡轉嫁到王力身上,人為地誇大了王力的責任,事實上歪曲了“文革”的這段歷史。

在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大會上,左起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王力、楊成武、姚文元、戚本禹、關峰。

五、誰應該為王力的受迫害負責?

現今中共的御用文人們談及王力的倒台時,無不拍手稱快,宣稱此乃毛澤東認清王力是個“壞人”所致,卻從不解釋,為什麼僅憑毛澤東一句話,就可以將王力送進囹圄,毛澤東的行為是對還是錯?王力的言行是違背了毛澤東的“文革”指示,還是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的“文革”路線?王力難道不是毛澤東政治迫害的犧牲者嗎?那麼,誰應該為王力的受迫害負責呢?

1967年8月,王力被宣布“請假檢討”,其實就是“關押審查”的代名詞,只不過略為好聽一點而已。關押審查之初,王力還住在釣魚台的2號樓,生活待遇並不差,每天的伙食標準也與以前相同,每天還能看報、聽收音機,在規定的範圍內自由活動,並有專人打掃衛生,也有醫生定期來作體檢,他此時的唯一任務就是寫檢討。這段時間裡,王力感到的難受之處就是無法與外界聯繫。當年10月16日,王力被送到北京西山的一處別墅,由北京衛戍區看管。他在西山的生活待遇仍然未變,還可以帶一些書在那裡讀,每天生活很有規律,看書、看報、聽廣播、寫檢討,晚飯後還可散步。〔30〕據王力自己說,“毛主席不許專案組審訊王力。”〔31〕

確實,王力有什麼問題值得審查呢?他的所有言行都是不遺餘力地宣傳、執行毛澤東的指示。用王力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王力的工作就是最快最準確地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審查王力的言行,實際上就是審查毛澤東本人,毛心裡很清楚這一點。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將王力“消音”,把他養起來、掛起來,王力的問題留待以後再慢慢處理。其實,這也是毛澤東的故伎,對許多中共高幹都曾反覆使用過。

1968年1月26日,王力被送進著名的政治犯監獄--秦城監獄。從衛戍區的關押到秦城監獄的囚禁,說明中共處理王力問題上的態度有了根本的轉變。雖然我們尚不清楚中共此時為何要從嚴處理王力,但顯然王力已經不是一般的“人民內部矛盾”,而變成了所謂的“敵我矛盾”了。王力在秦城監獄遭到了非人的待遇。據他自己回憶,進入秦城監獄後一直是單獨關押,無人審問。前5年里不給放風,不給任何有字的東西看,包括世上最流行的毛主席語錄本。每天24小時都有人從門上的小監視孔上加以監視,睡覺甚至不許翻身,必須面對著那個小監視孔。睡覺的床是兩條凳子支起來的破木板,一床破褥子,一床破被子。白天不許坐在褥子上,只能坐在木板上,還要坐在指定的位置上,監視者可以通過監視孔予以監視。飯不給吃飽,更受不了的是只給極少的水喝。〔32〕1972年12月,王力入獄5年後才得以看書,如馬克思的《資本論》、《馬恩全集》、《列寧全集》等。1978年,王力的女兒第一次探監時,王力因要刮鬍子才被第一次被允許照鏡子,鏡中的王力讓他自己都大吃一驚:鏡中之人禿頂,鬢眉皆白,面上皺紋深陷!王力當即吟詩一首《臨鏡速寫》:“電頂霜眉魚尾紋,不知銀鏡映何人。照皮難以照清骨,何況丹心駐在魂。”由於多年單獨囚禁,無人說話,王力女兒見到王力時,王力的舌頭僵硬,發音都不清楚了。〔33〕

王力自己認為,他之所以被關進秦城監獄受到非人虐待,是江青、康生使壞,江康想要殺人滅口;那些迫害是監獄方面秉承江康二人的旨意故意折磨王力,搞壞王的腦子。〔34〕然而,據各方面披露的資料看,秦城監獄虐囚是極為普遍的現象,飲食、衣著上的虐待實乃家常便飯,很多走出秦城監獄的人無不切齒痛恨,很多中共高幹在秦城被折磨瘋了,甚至折磨死了。這樣的監獄比國民黨當年的白公館、渣滓洞要惡劣得多!例如,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回憶說:“平時每天就是在床上干坐著,還必須臉朝門口,不準躺下,不準靠牆,規定‘四不靠’,就是人的四周都不能挨著東西。”至於吃的飯,“一般就是窩頭、玉米面或小米稀飯加白菜、蘿蔔。可氣的是給的飯菜沒譜,有時很少,吃不飽;有時又特多,吃不完還不行。”〔35〕吳法憲回憶說:秦城的伙食極差,管理更是不把人當人,多是訓斥叫罵,犯人提的意見幾乎從無迴音;犯人稍有流露出不滿,就會立刻遭到報復,將犯人關進獄中最小的牢房,只有大約3平方米大小,夏天牢房裡蚊子蒼蠅滿屋飛,咬得人皮膚潰爛,冬天則是缺少暖氣,凍得讓人渾身發抖;犯人之間絕對見不到面,放風更是少得可憐。〔36〕顯而易見,秦城監獄虐囚並非僅僅針對王力一人。

王力將自己的不幸簡單地歸結為江青、康生二人的迫害,實乃見木不見林。江青和康生的確要為眾多的“文革”受害者負責,王力的被打倒他們也要負相當的責任。然而,在王力這個案子上,即便是王力本人,也從未提出任何可靠的證據,證實他的秦城遭遇的確是在江、康二人指使下直接造成的。相反,王力提供的信息卻是毛澤東的指示:不許提審王力。王力還記得:“有一次喇叭里,是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聲說:‘這次運動,除王力一人外,一個不殺,王力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是現行反革命!’”〔37〕由此可見,毛澤東是掌握王力命運的最終決定人,毛才是折磨、迫害王力的元凶,而周恩來這個中央專案總負責更要對包括王力在內所有的秦城政治犯的非人待遇負責。秦城的悲劇實乃中共這種政治制度的問題,它不僅可僅憑毛澤東的一句話就將某人逮捕監禁,且不用任何罪名就長期關押。這種毫無法制觀念的政治制度,可以瞬間將人變成鬼,而且將人異化為政治迫害的工具,不僅自身泯滅了人性,而且肆無忌憚地摧殘了人性,王力就是這一制度的受害者!上世紀的80年代一些學者討論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時,還受到中共高層的限制和打擊,可見中共這一體制繼承的是中國傳統的皇權專制主義,為害既深且烈,貽害至今!

六、王力晚年的際遇和對“文革”的反思以及它留給人們的思考

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著手以法律手段處理“文革”時期的案件,並組成特別法庭審理林彪、江青集團案件,王力的案子也得以重新審理。198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總檢察長宣布對王力免予起訴。1月28日,王力被釋放出獄,住進中共中央組織部招待所。眾所周知,中共的“兩案”審理實乃一場政治審判,並非中共自己宣稱的“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而是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拍板定案。至於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判處何種徒刑,檢察官與法官皆由上級領導機關--中央“兩案”指導委員會――監督指導。關於王力的免予起訴,有關部門並非認定王力無罪,而是說你王力本來有罪,其罪足可判刑,只不過考慮到你的特殊情況,慈悲為懷,法外開恩,不判你刑就是了。當然,王力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翻身的,更不用重新起用。

但王力本人並不甘心寂寞,1981年春,他出獄之前就多次給鄧小平、彭真、胡耀邦、黃克誠等人寫信,表示衷心擁護黨中央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並向中央提出很多政策性建議,同時希望還能再出來為黨工作。1981年12月26日,鄧力群曾代表鄧小平與王力談話一次,傳達了鄧小平對王力的幾句評價:“王力在三中全會以後寫的東西我全都看了,我認為:立場是正確的,態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論水平的,有文字修養的,有能力為黨工作的。”〔38〕此後王力不斷致信中央,達幾十份之多。然而,王力想出來工作的願望卻一直未能實現。他後來在自己的回憶中直指是陳雲從中作梗,陳雲曾惡狠狠地說:“告訴王力,他是戴帽子的,是寬大處理的,你要是今天找這個明天找那個,我就把你再關起來。”〔39〕連鄧小平對此都無能為力。誰讓王力當年在“文革”初期那麼紅得發紫呢?王力在眾多人心目中的惡劣印象,大概僅次於江青、張春橋等人,再讓王力出來工作,難道不會讓善良的人們再次感受回到了“文革”的年代,當權者們就不怕受到人民的譴責?

王力雖然無法東山再起,但他的腦子並未休息。王力開始整理自己的“文革”回憶,並於1988年11月3日首次接受上海作家葉永烈的採訪。葉永烈根據採訪寫成“王力病中答客問”,12月23日發表在上海的《聯合時報》上。該“答問錄”簡單記錄了王力的身世,他如何成為“中央文革”的“秀才”,又如何倒台入獄,以及出獄後的大致情況。這是“文革”結束後王力作為“文革”名人第一次在報上出現。由此還引起軒然大波,成為一時間報刊上討論的熱門話題。當然,從社會輿論來看,負面的批判遠多於客觀公正的評價,王力在人們心目中還是“文革”當中的“壞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也在所難免。面對龐大的輿論壓力,王力並不氣餒,不僅致信報刊,指出它們對王力的批判中的某些不實之詞,而且直接致信鄧小平作申訴,儘管鄧小平從未答覆。

據鄧力群透露,鄧小平在1981年11月就王力問題有過兩個批示:“請力群同志與他一談,告他什麼話都可以談”和“請耀邦同志看看”。鄧力群回憶說:“我當時給王力建議的是:杜絕人間往來,閉門讀書,甘於寂寞,但是要研究一點問題,其中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就是一個重大題目;還有農村情況,也算一個題目。”〔40〕顯然,鄧力群在此間接地否定了王力自己所說的鄧小平對王力的評價。從鄧力群的這段話來看,鄧小平的中央是要求王力永遠閉上嘴巴,不要對外公開談論什麼“文革”的詳細情況,以免破壞了鄧小平對“文革”“宜粗不宜細”的方針政策。事實上,1992年中宣部曾專門發過一次文件,規定不準採訪王力,不準發表有關王力的報道,甚至連王力寫的詩詞也不準公開發表。〔41〕顯然,中央的政策就是全面封殺王力。鄧力群在回憶錄中還把王力和關鋒加以對比,最後指出,“關鋒後來確實是閉門讀書、寫作,成績不小。王力也寫了不少東西,現在留下的一些東西,也有價值。但是,據反映,其中不實、不妥之處也不少。”〔42〕看來,中共高層並不糊塗,對於王力出獄後的言行看在眼裡、記在心頭,對王力的表現並不滿意。如果王力還想繼續為黨發揮餘熱,那麼最好就是研究一下“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儘管這個題目本身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鄧氏路線根本是對毛氏路線的徹底否定,何來“繼承和發展”?但是仍然不妨礙黨的御用學者們為其塗脂抹粉。

王力去世後,香港北星出版社於2001年10月出版了《王力反思錄》,上下冊共80萬字,包括王力的詩詞、“文革”回憶、給中共中央的建議、關於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以及毛澤東研究等等。此書內容豐富,資料詳實,是一部極有價值的回憶錄。筆者試就以下幾個方面談談個人看法。

其一,王力是中共黨內頗有才華的理論家,也是個少有的虔誠的中共黨員,堅定的馬列主義信徒。王力為中共和毛澤東寫了大量的文章、社論,把毛澤東的極左思想化為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基礎。可以說,王力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有著“傑出”的貢獻。王力將自己的思想和命運緊密地與中共聯繫在一起了。即使被中共關進監獄慘遭迫害達14年之久,他依然不改其信仰。王力之子王魯軍在1980年初第一次探監時,其父講的第一句竟然是:“你是我們這個家庭的第三代共產黨人。你姥爺王翔千是山東第一個馬列小組成員。黨的一大後,他和王盡美、鄧恩銘建立了山東第一個黨支部,所以姥爺是第一代共產黨人。我和你母親是抗日戰爭時期入黨的,是第二代共產黨人;你是60年代入黨的,是第三代共產黨人。你要教育下一代,努力成為第四代共產黨人。我們這個家庭要世世代代跟隨共產黨,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43〕王力的確做到了為這個黨貢獻自己的一生,從少年到青年,從壯年又到老年。王力為它奔走,為它吶喊,為它工作,為它奉獻,最後還要為它坐牢,為它承擔歷史的罪責。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王力仍然念念不忘“要留清白在人間”,希望這個自己報效一生的黨還給自己一個公道,給自己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但是,王力這個最後的願望能實現嗎?中共如果不能重新評價毛澤東與“文革”史,王力恐怕就要永遠為毛澤東背上這個沉重的十字架。事實上,當初緊跟毛澤東的文人集團--“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們,幾乎都沒有好下場,不是“文革”之中被打倒,就是“文革”後被徹底清算,只有極少數人幸免於難。這正是這些緊跟毛澤東的文人們的悲哀。

其二,王力是“文革”當中的受益者,但更是一個受害者,其受益時間不到兩年,而受害時間卻長達14年之久。其實,王力出獄後何嘗不是生活在“文革”的陰影之中?可以說,王力的後半輩子深受“文革”之害。他個人在“文革”中的悲劇,不僅僅在於盲從緊跟毛澤東,還在於中共這一專制體制。青年的王力滿腔熱血,加入中共是為了報國報民,希望中國走向強大與光明。其實,早期中共的理想也是十分美好動聽的,不乏民主、自由的口號,與當時的國民黨政權相比似乎也多了一分耀眼的光環。王力對毛澤東的狂熱崇拜肇因於對中共這個體制深信不疑,猶如身在廬山雲霧之中,不識廬山之真實面目。然而,建國之後的中共逐漸暴露出真實面目,當年國民黨的專制制度被中共發揚光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其鉗制言論、壓制民主、打擊異己、政治迫害的程度連希特勒都要望塵莫及。王力為這個政權效力,難免會走向自己理想的反面。然而,王力對“文革”的反思,並未認識到這是中共體制的根本弊端。所以,王力的反思還停留在膚淺層次,諸如不能再搞“文革”了。他未從制度層面上予以剖析,沒有跳出共產黨的老框框,依然停留在鄧小平欽定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水平上。王力直到臨終之時,仍然以堅定的共產黨人為自豪。王力甚至說:“我這一生做過不少錯事。但是有兩條是至死不悔的:第一是選擇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並為之奮鬥終生;第二是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為推進全面的改革而奮鬥,力求盡一點微薄的力量。”〔44〕連鄧力群都承認,“從總的方面來評價王力這個人,他對黨是堅定的,對毛澤東思想是相信的。”〔45〕正因為王力始終沒有認識到中共體制存在的根本問題,所以他也不可能認識到中國的前途在於徹底廢除一黨專政,使中國真正實現民主化、法制化,如此中國才能真正煥發出青春走向一個光明的未來。

其三,王力本人自始至終都以左派革命家自居,對毛澤東與中共的形象、地位不遺餘力地維護。如在王力被打倒一事上,他寧肯將其推到江青、康生頭上,也不願直指毛澤東就是罪魁元凶;秦城監獄所受的非人虐待,王力也將其歸結到江、康二人身上。王力對毛澤東和中共的維護,有時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1995年9月,王力到上海一行,提出了他對政治時局的看法:“第一,毛澤東這面旗幟不能倒;第二,鄧小平這面旗幟不能倒;第三,對‘江核心’要擁護、要保護。”〔46〕王力甚至將李志綏醫生所撰《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也斥為“貌似真實的謊言”,〔47〕全然不顧該書披露的大量珍貴史實。這說明,王力骨子裡還是一個“毛派”。王力甚至肉麻地說:“我深知黨不要我,照樣鵬程萬里;我離開黨,寸步難行。”他還表示:“毛主席信用我時說是‘頂多聽三分’,超過三分,我就會連累他也犯錯誤了。”〔48〕明明是王力對毛澤東亦步亦趨,唯恐跟不上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可晚年的王力卻說什麼“連累毛澤東犯錯誤”,真是不知此話從何說起。這恐怕已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王力本人的局限性了。事實上,王力既有“左派”的特質,但更多的還是刻意向鄧小平的中央輸誠、表忠,無非還是希望鄧小平對他“網開一面”,使其在政治上有機會“東山再起”。

其四,雖然王力的反思存在著諸多問題,但比起中共其他大員們的“文革”回憶,王力的反思還是有其可貴的一面。王力走出秦城監獄後,能對毛澤東和“文革”有所反省。他認為,自己的錯誤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緊密相聯。王力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認識到:“毛主席常常以詩人的浪漫性和軍事家的決斷性來處理經濟問題,多次造成比例失調和經濟危機,而在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以後,並不檢查自己,反而責怪‘階級敵人’搗亂。這樣,臆造的‘階級敵人’越來越多,以致無處不是敵人了,敵人不但跑到黨內來,而且跑到最高的領導核心中來了。於是,就要‘天天講’階級鬥爭,就要‘不斷革命’,並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了。這個深刻的痛苦的教訓,應當永遠記取。”〔49〕王力自己也不斷表示,對於“文革”的錯誤要永遠檢討,終身檢討。這說明,王力對“文革”給中國社會與人民的帶來的巨大災難還是有較為深刻的反省和自責,不諱言自己的責任。僅此一點,王力就比那些只會訴苦、表功而不知檢討自己“文革”過失的中共老幹部們誠實得多。此外,王力對中央專案組這種專政形式有很深刻的反思。他在回憶中說:“專案組這種組織形式禍害無窮。……專案組有無限權力,沒有人監督它……專案組可以任意整人,把黨內問題同關人的權力結合在一起,判多少年都是它決定,這是非常壞的一種形式。專案組應該永遠被埋葬,它後患無窮。它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個人決斷。有了它我們國家就不能成為民主法制的國家。中紀委弄得不好也就是擴大的專案組。……我對專案組這種形式深惡痛絕。”〔50〕正因為王力親身體驗了專案組的殘酷迫害,所以才能深有體會,才能大聲疾呼應該永遠廢止專案組這種專政形式,因為它與法制國家的理念背道而馳。可惜,王力的呼籲不會起任何作用。“文革”中的專案組在“文革”之後改頭換面,以中紀委的面目重新出現,這一違反法制的機構在中國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在80、90年代大行其道,這說明中國離真正的民主法治社會還相當遙遠。

其五,王力出獄前後向中共中央和鄧小平提了一些有益的意見。其中一些觀點、看法值得稱道,應予肯定。比如,王力在1981年7月5日致信中共中央呼籲假釋陳伯達,他在信中指出,陳伯達在“文革”中雖然犯有錯誤,但與江青等人還是有很大區別的。王力在信中舉了一些例子,並建議對陳伯達予以假釋。〔51〕雖然王力的呼籲未起什麼作用,但在當時卻難能可貴,也使日後的研究者對陳伯達在“文革”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認識。王力在1985年9月18日致信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應該給原山東省委書記、中國農機部常務副部長黎玉平反。〔52〕王力在山東工作過,了解那裡的情況,深知40年代中共對黎玉的批判都是不實之詞,38年過去了竟然還未平反。由於王力的呼籲,黎玉的冤案得以平反。王力於1990年4月25日致信鄧小平,建議對原四野和其他老幹部從寬處理。眾所周知,林彪事件後中共黨內軍內實行了殘酷的大清洗,一大批中共高幹受到牽連而倒台。然而,粉碎“四人幫”後,這批人不僅政治上未得到平反,反而被林彪一案壓得喘不過氣來,特別是原林彪部下四野的老幹部依然受到極其不公正的待遇。這種局面是鄧小平有意造成的。王力建議鄧小平對受林案牽連的人要從寬處理,“文革”只是他們漫長革命生涯極短暫的一段,最好就不要再詳究了。〔53〕可惜的是,鄧小平不會聽王力的這些苦口良言,致使這一冤案至今未能得到妥善解決。

其六,2001年10月出版的《王力反思錄》極具史料和研究價值。很多中共大員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但它們最大的通病就是為尊者諱,在“文革”問題上更是與“中央”保持一致,嚴格遵循中共“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划下的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片面曲解“文革”史,將毛澤東的責任縮小、淡化,把一切罪責歸結到林彪和“四人幫”身上。因此,這類回憶錄一般而言價值有限。王力雖然只是在“文革”初期參與了一年多的“文革”運動,但他卻將這一時期的“文革”史詳細道來,講清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王力談到了毛澤東怎樣發動“文革”,從批“海瑞罷官”到“二月提綱”,從“五一六通知”到“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等人在“文革”初期的主要活動,中央專案組的成立,陶鑄的倒台,毛澤東73歲生日的講話和“文革”戰略部署等。此外,王力還澄清了所謂“二月逆流”的一些問題,武漢“720事件”問題等。王力對毛澤東的研究也有其獨到之處,很多見解都是來自王力的貼近觀察,有些看法雖有局限性,但是發人深省,值得人們細細研究。可以說,王力的反思錄是現代史學家研究中共“文革”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其價值遠遠超過那些正統中共老幹部的回憶錄。王力晚年執筆留下的這份回憶,也遠比王力當年撰寫的《紅旗》雜誌社論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更有生命力。僅此一點而言,王力功不可沒。

其七,王力晚年對鄧小平過分褒揚,有以曲意巴結討好之嫌。王力在自己的回憶中反覆提及毛澤東如何表揚鄧小平,而王力自己又如何向毛進言為鄧說好話。我不否認毛澤東的確有意區別對待劉少奇和鄧小平,也不否認王力曾對毛說過鄧的好話。但是毛澤東對待手下幹部,並不因有人講他們的好話就改變自己的心意。毛澤東歷來以人劃線,以“文革”劃線;劉少奇是他要堅決打倒的對象,而鄧小平卻曾是毛澤東很喜愛的部下,是毛澤東的“自己人”,毛還是很欣賞鄧的個人才幹,只是因為後來鄧小平與劉少奇走到一起,引發了毛的不快,要適當的整一整,但毛對鄧一直手下留情,鄧在“文革”中不僅未受皮肉之苦,還全家住在江西南昌近郊的一所將軍小樓內,有秘書、廚師等伺候,只是沒有外出自由罷了。鄧小平後來複出的前提是“永不翻案”。然而,毛一旦發現鄧對“文革”不滿,要算“文革”的帳,便將鄧再次打倒,毫不留情。王力對鄧小平的過分讚譽,令人感到王力還是有其“功利”的一面,即希望鄧小平對自己開恩,在“免予起訴”之外,允許自己出來工作,順帶著也可以得到一個較為公正的評價。當初鄧力群傳達的鄧小平對王力的口頭評價,既未落實在中央文件上,也不見於鄧小平的公開講話和批示中。這種口頭傳達只能算是對王力的一種心理安慰。為了毛澤東和中共政權,王力只能繼續背起“文革”的罪責。鄧小平本人也不是那種知恩施惠的良善之輩,從鄧後來對胡耀邦、趙紫陽、楊尚昆的心狠手辣,即可知道鄧絕不會對王力“高抬貴手”,王力只能是一廂情願地寄希望於鄧,但是王的願望必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注釋】

〔1〕葉永烈,《王力風波始末》,香港時代國際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85-87頁。

〔2〕出處同上。

〔3〕《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911頁。

〔4〕出處同注1,第99頁;還見《王力反思錄》下冊,第999頁。

〔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85頁。

〔6〕出處同注3,第780頁。

〔7〕出處同注3,第798頁。

〔8〕出處同注5,第193頁。

〔9〕出處同注5,第210頁。

〔10〕出處同注5,第233頁。

〔11〕出處同注5,第298頁。

〔12〕出處同注3,第1006-1007頁。

〔13〕徐海亮,《東湖風雲錄》,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98頁。

〔14〕出處同注13,第199頁。

〔15〕出處同注13,第213-215頁;又見《王力反思錄》下冊,第1007-1008頁。

〔16〕《王力反思錄》上冊,第249頁。

〔17〕《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宋永毅主編,香港中文大學,2002年版。

〔18〕何蜀,“‘文革’中的‘揪軍內一小撮’問題辨析”,《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第1期。

〔19〕出處同注1,第142-144頁。

〔20〕出處同注1,第239頁;又見《王力反思錄》上冊,第291頁。

〔21〕出處同注16,第281頁;又見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214頁。

〔22〕出處同注16,第280頁。

〔23〕《周恩來年譜》下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7年5月版,第183頁。

〔24〕出處同注16,第207-220頁。

〔25〕出處同注17。

〔26〕出處同注17。

〔27〕出處同注17。

〔28〕出處同注17。

〔29〕出處同注16,第282-296頁。

〔30〕霞飛,《王力沉浮錄》,《黨史博覽》,2005年第4期。

〔31〕出處同注16,第221頁。

〔32〕出處同上。

〔33〕出處同注1,第153頁。

〔34〕出處同注16,第222頁。

〔35〕黃崢,《王光美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430頁。

〔36〕《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910-917頁。

〔37〕出處同注16,第222頁。

〔38〕出處同注16,第224頁,第384-385頁。

〔39〕出處同注3,第732頁。

〔40〕《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496-497頁。

〔41〕出處同注1,第237、274頁。

〔42〕出處同注40,第497頁。

〔43〕出處同注3,第1284頁。

〔44〕出處同注16,第205頁。

〔45〕出處同注40,第497頁。

〔46〕出處同注1,第294頁。

〔47〕出處同注3,第1074-1075頁。

〔48〕出處同注16,第371頁。

〔49〕出處同注16,第330頁。

〔50〕出處同注3,第730-731頁。

〔51〕出處同注3,第375-378頁。

〔52〕出處同注3,第448-450頁。

〔53〕出處同注3,第425-428頁。

《當代中國研究》2009年第3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當代中國研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