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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治下 遷徙難於上青天

1958年1月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該條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推翻”了54憲法關於公民居住、遷徙自由的規定。其第10條第2款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准予遷入證明,向常住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這意味著對於農村居民來講,合法轉化為城市居民的方式受到了最大可能程度的限制。從此,“城鄉二元”這樣一種等級制社會結構開始成型。

犧牲“遷徙自由”,並沒有換來真正的工業化。

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非常明確地說出了犧牲“遷徙自由”的目的之所在:“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麼發展重工業?”

也就是說:農業必須為重工業提供最原始的資本積累。為了儘可能挖掘農業生產的潛力,需要做到兩點:其一,必須牢牢地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其二,必須牢牢地把農民生產的糧食控制在國家手裡。實現前者的手段,是取消“遷徙自由”;實現後者的手段,是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但這兩種手段,結果都沒有起到預想的效果,反而產生了巨大的負面作用。優先發展的是重工業,尤其是國防軍事工業,這些都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而不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就意味著其對資金的短缺有強烈的需求,同時又對剩餘勞動力有強烈的排斥。也就是說,重工業的發展規模越大,對城鄉“遷徙自由”的控制需求也就越盛,這是第一個惡性循環。

第二個惡性循環,是統購統銷非但不能使國家掌控到更多的糧食,反而使糧食總產量迅速大幅度減產。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所說的那樣:

“統購統銷割斷了農民同市場的聯繫:土地種什麼,信息不是來自市場;農民對自己的產品,處理無自主權,即使有餘糧,也不能拿到市場出賣,這就排除了價值規律對農業生產的刺激作用。這種弊病在“一五”期間就表現出來,1958年以後就更加明顯了。”

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到抑制的後果,是農業生產長期徘徊不前,糧食產量長期沒有大的突破,相當一部分農民的溫飽問題長期沒能得到妥善解決。後來,國家還不得不從國外進口糧食以補充國內需求之不足,1980年前後,我國每年需進口糧食1300多萬噸。原本按設計應該為工業提供原始資本積累的農業,卻反過來制約了工業的發展。

當然,受害最深的仍然是農民。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所言:“由於一開始我們就對發展重工業要求過急,對農民生活的改善注意不夠;由於否認價值規律的作用,而且農業稅負擔又已經定死,因此,在實際上就無法同剪刀差真正決裂。以後,由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的兩次大災難,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破壞,更不得不要求農民承受更大的剪刀差負擔了。”

“闖關東”:一個關於自由遷徙的血淚故事。

“農民承受更大的剪刀差負擔”的結果,是帶來了普遍的飢餓。以河南省唐河縣為例:

1953—1958年唐河縣農村糧食徵購數量佔總產量的平均數為24.1%,最高的年份是1958年,徵購比率為29.7%。但是到了1959年,徵購比率陡然增至54.3%,也就是說農村有一半以上的糧食被徵購走了。1960年的徵購比率為35.1%。這造成了農村口糧嚴重透底。(引自田錫全《革命與鄉村·國家、省、縣與糧食統購統銷制度:1953~1957》,參見《唐河縣糧食志》,第70、24頁)

這種負擔的背後,是唐河縣的人口從1958年的73萬人(1953年底為78萬多人),減少為1961年的62萬。(轉引自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

這樣一種背景下,農民對“遷徙自由”的衝擊也就可想而知了。最典型的莫過於山東出現的“闖關東”浪潮。《山東商報》編纂的《闖關東那些事兒》一書記載了大量山東百姓衝破遷徙禁令,前往關東求生的故事。譬如其中一篇文章如此寫道:

“臨沂費縣的普通市民祝效遠先生,曾經在1970年的時候,也去過關外,他在看到‘山東東北一家親’的報道後,特意給我打來電話,講述了他當年闖關東的故事,他滿懷深情地說,如果沒有當年的闖關東,也許他早已經餓死了,是關外的那片黑土地,讓他得以生活下來,每每想到此,祝先生總會淚水盈眶。1970年的中國,對於廣大的農民來說,是一個灰色的年月,……祝效遠給我特意算了一筆賬,一個農民,在地里辛苦耕種一天,才三四個工分,合計起來,連一毛錢都不到。‘生產隊的食堂也關了,飯也沒的吃了,冬天山上連柴火都沒有,還要在大冬天餓著肚子修水庫。’祝效遠說,正是因為這些嚴酷的現實,逼得他不得不開始想辦法謀生。最後,祝效遠決定去東北吉林長白山一帶,投靠自己的姐姐。於是,他坐上了前往關外的火車,這一走,就是十年。

“然而,抵達長白山以後的祝效遠,卻遇到了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那就是由於沒有身份,自己將面臨被抓的危險。‘那些年,偷著去關外的人太多了,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屬於盲流。’祝效遠說,那時候在車站,基本上都有一批戴著紅袖章的人,專門負責抓盲流,一旦抓住盲流,就直接遣返回原籍。‘光遣返還好了呢,回到村裡,批鬥會是免不了的,還要關牛棚。’沒有介紹信的祝效遠,就險些被那些糾察隊的人當盲流抓起來,還好他的姐姐及時出現,才算是把他救了出來。”

祝效遠先生是幸運的,因為幸運,所以能夠在多年之後來講述這樣一段關於“自由遷徙”的血淚故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作者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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