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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欠下的半個世紀巨債何時還?

1957年,中共發動“反右運動”。(網路圖片)

發生在1957年,被毛澤東稱做的“反右運動”,史稱“五七”事件,因傷及數百萬知識群體,對中華民族在經濟建設和精神文化所造成的慘痛後果,至今沒有被清算,只由中共後繼者對它的受害者,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進行了“改正”,但對這段歷史責任卻沒有任何交待,對受害人長達二十三年的工資拒不支付,對受害人所受殘害及後遺症未給任何賠償。共產黨欠下受害人的半個世紀巨債何時還?

那次“陽謀”的受害人,大部分都在幾十年殘酷而漫長的折磨中死去,至今所剩寥寥無幾,作為僥倖殘存的受害人,我至今都沒找到該用那一天作為這次運動的標誌?該向誰討回公道?該向我們的後人作怎樣交待?

自古至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向來就有“蓋棺論定”的原則,毛已死去整整三十六年了,執政的中共對他只有一個“功過三七開”的說法,對那段“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一直諱莫如深,並沒對他作任何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結論。

難道歷史還沒有到清算此人罪惡的那一天?

若用中華民族秉筆直書的傳統史觀看這段歷史,用它留下的斑斑血跡,和我們曾付出的犧牲來評價,是不能僅僅用補償欠我們二十三年工資了事的,對它的始作俑者已到歷史審判的時候了。

因為在他創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的六十三年期間,不僅喪權辱國,製造饑荒,冤獄國中,破壞社會生產力的正常運行,破壞中華數千年形成的文化道德,堪稱罄竹難書!歷史會公正的承認這點。

回顧

現在我僅想站在受害人的立場上,從新翻開歷史的記載,再談幾十年前的舊事:

“五七”事件的依據:從中共正式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五卷上錄用的有關這次運動的文章來看:

1957年3月27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提到了知識份子問題,並提出關於百花齊放中鑒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接著就按照這六條標準,將他原先“和風細雨幫助黨整風”的運動,變成了“急風暴雨的整右派”運動,對照已公布的憲法,“反右”首先就是違法的。

1957年5月15日,毛髮表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以“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是黨內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正式創造了資產階級右派帽子,並用上述六條標準製造了歷史上最大的冤案,把全國處於弱勢的幾百萬知識份子無緣無故“坑掉”,完成了復辟獨裁專制,建立一個不稱皇帝的“帝國”夢想。

為了人為製造無中生有的緊張空氣,5月25日國民黨民主建國會中常委盧郁文在嗚放大會上的發言,和同時收到一封帶有子彈的恐嚇信,成為圖謀已久的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的信號彈!

毛稱這封恐嚇信,是當前政治生活中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信號。他說“這封信告訴我們: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線上尤其是如此。”

為了拉那些暫時沒被他拋棄的“黨外人士”作為“反右運動同盟軍”,他首先召開了黨外人士座談會,會上,廖仲凱夫人何香凝寫了一封長信作為書面發言,信中學著毛當時定的調子說:“革命一定是聯合左派,爭取中間派和孤立右派。這個真

7月13日,宋慶齡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批判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她說:“例如,有人倡議‘政治設計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於共產黨和由全體人民所選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兩種領導機構之上”。“這種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憤慨和憎惡……”

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信中都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理解和支持。

1958年3月16日,這批大名鼎鼎的“著名民主人士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一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改造促進大會”,在會上通過了給毛的效忠書。

這是第一次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的名義,在天安門廣場上開的效忠會,比後來文革中紅衛兵的效忠會差不多早8~9年!

以後大陸上,媒體上所有發表的文章,無不根據這些名人的模式和措辭炮製出來。

從“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到“反右”到“文革”,一系列的“洗腦”使毛澤東和中共整肅知識份子的一貫策略得逞:先是利用“左翼”整“右翼”;然後再利用“極左翼”整“左翼”。甚至也可能最後利用“右翼”倒過來整“極左翼”……如此循環不已,在不斷地革命混戰中取得毛和中共的絕對權威和統治地位。

可悲可嘆的是:參加鬥爭右派的人中幾乎無人在當時看穿毛澤東的權謀。公開給以截穿,結果被斗的“右派”被參加批鬥會的“打手”(多是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組成)分而治之,(甚至公然違法,拘禁並圍毆被斗人)使他們毫無申訴餘地,更失去了自衛能力,糊裡糊塗戴上了“右派”帽子,隨著剝奪了他們的人身自由,在“打手”們押解下,接受奴隸般的“勞役”(參見我寫的)。

值得指出的由於毛長期洗腦,使當年左毒害人害己,當初很多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嚮往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這也是事實。

不意識到被歷史證明了的左毒的危害,難免還會和魔頭共舞,最終害人害己。害己很遺憾,害人很可恥。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使一心想登上帝位的毛澤東竊喜,於是他索性丟掉了一切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問題”時戴上的“善意”假面具,殺氣騰騰喊道:

“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毒草和香花同生,牛鬼蛇神與麟鳳龜龍並長,這是我們所料到的,也是我們所希望的。”

毛看到當時的知識份子原來如此“一盤散沙”,竊喜之餘才在這年六月八日拋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

有人說,到了5月15日,事情超出了他的預計,老毛產生警覺才寫了“整風”失控,才導致“反右”。

為了說清當時的形勢,我們不妨可以看看他給黨內下發的文件是如何說的:

“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

“至於各民主黨派及社會人士大放大鳴,使建設性的批評與牛鬼蛇神(即破壞性批評)都放出來,以便分別處理,大有好處。必須注意爭取中間派,團結左派,以便時機一成熟,即動員他們反擊右派和反動分子。”

上面三段話都是中共內部文件,實際上,這還不夠,這邊下暗樁,那邊又在外面繼續放風,比如5月17日發表《歡迎非黨同志幫助我們整風》,就是繼續鼓動知識份子多說反對話,好收集證據,以便“秋後算帳”一網打盡。

上面說了老毛並沒有對中共黨外人士的言論有絲毫“失控”的感覺,就在6月6日“匿名信事件”爆發那天,他還在下達內部文件要求中共黨員沉住氣,等待“時機成熟”,大家也許從來沒見過如此能沉住氣的毛澤東。

而且,從《這是為什麼?》發表後,氣勢頓時為之一變,其中以6月10日發表的《工人說話了》開始,對“右派”進行了排山倒海的“反駁”,這和“匿名信事件”之前的沉寂相比,雨後的筍子都沒有冒得這麼快,毛澤東當年的殺機可謂“昭然若揭”!

再來看媒體在“反右”之前表現出來的究竟是不是“失控”?老毛說過,《人民日報》是“黨報”,“黨報”怎麼會“失控”?《人民日報》是中共的陣地,在中共的陣地上,有意發表這些言論,決不是“失控”?

以上就是1957年大陸的政治環境、毛掀動“反右”的圖謀、知識份子隊伍大致狀況。可以說在這場政治運動中,被整的知識份子屬於一批政治盲人,他們是中國獨裁政治狂人陽謀的犧牲品。

沉痛的教訓

我們對毛澤東認清以後,才可以認識他接著提出的“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

反右以後大陸形成的萬馬齊喑政治局面,為毛創下了獨裁統治的政治基礎,為了建成這種社會,他從斯大林那裡不但找到獨裁的法西斯統治手段,建起遍布全國的“下水道”,他照搬蘇聯,建立了一套“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農業實行集體農莊,工業上建立國有化,作為獨裁統治的經濟基礎。

藉著“反右”運動造成誰都不敢說話的政治形勢,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層二中全會上提出“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隨著站在經濟建設總指揮的位置上,提出了“大躍進”“全民大鍊鋼鐵”“人民公社運動”三面紅旗,想用排山倒海的群眾運動,實現他那十五年內超英趕美的狂人夢囈!

然而,經濟是硬指標,憑蘇聯模式建起來的人民公社,可不像他整人那麼可以駕馭得得心應手!地上收回來的莊稼,糧倉里的存糧,老百姓衣、食、住、行所必需的物資,可不是靠陰謀詭計能換來的!

毛澤東終於在經濟建設中暴露他原是一個一無所能的庸人,他在人民公社運動中提出的“稀秧密植”,用華羅庚的計算作他的“衛星田”里放“高產衛星”的依據;在“大鍊鋼鐵運動”中所提出的“土高爐”煉鐵,以及他在以後提出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無不暴露他那不學無術的根底。成為史學界的“笑料”。

正因他的不學無術,和強烈的忌妒心,才會對先進的科技文化一律否定,製造批判資產階級的名言,別有用心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總是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否定“無產階級專政”,連月亮都是西方圓。可見其專橫跋扈到了什麼程度。

不管是用“天災”還是把原因歸咎於農民的“落後”,抑或歸罪於“蘇修”的背信棄義,都無法交待大陸庶民在他的大躍進時期餓死幾千萬人的罪責!尤其是無法阻止“眾叛親離”的趨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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