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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從一個案例看一段痛史

——《回憶四川「蕭李廖案件」》序

廖伯康同志以自己的坎坷經歷,花兩年寫出了《歷史長河裡的一個漩渦——回憶"蕭李廖案件"》;通過這個地方典型案例,反映了他所經歷的這段當代痛史。

"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全國餓死了多少人?我沒有看到過精確的統計數字,只看到幾個推算的數字,有說三千萬的,有說四千萬的(我的有關文章引用過這個數字),各有各的推算根據。如果不說全國,只說某一個地區,號稱天府之國曆來富裕的四川省(那時還包括重慶),卻有頗為精確的數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減少1000萬。

這個數字是伯康在回憶錄中提供的。他說明了這個數字的文件根據:1957年的《戶籍年報》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萬,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轉的有關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總數是6236萬,相差正好約1000萬。統計數字中一條人命只不過是個1,這是太高的抽象,回憶錄中還提供了很多具體的例證。如雅安地區榮經縣縣委書記說的: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有一個村子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屍的人也沒有了,只得找另一個村的人來埋,這些人挨著餓挖坑,是重勞動,也死在坑邊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來人埋這些埋人的人。這是一頁怎樣腥風血雨令人戰慄的歷史啊!

問題的嚴重還不只是餓死了這樣多的人,而在於當時四川省委的個別領導人封鎖餓死人的消息,繼續調運糧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還在餓死人。"大躍進"不是四川一省的問題,是全國的問題。正如中共中央第二個《歷史問題的決議》說的,是"毛XX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指標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起來。"在這一場遍及全國的巨大災難中,四川(還有河南等省)是全國最突出的重災區。其所以如此,就不能不談到當時四川省委和中央西南局的那個主要負責同志了。1958年、1959年那兩年參加中央的會議,我是有親身感受的。"抬轎子"抬得最起勁的,是長江上中下游三個人,尤其是上游的這位,跟得最緊,對推行極左政策措施特別起勁,特別賣力,對於農業的破壞也就特別嚴重,實際造成農業的減產。在農業大放"高產衛星",虛報產量的時候,他也不怕把牛皮吹得大。1959年4月上海會議時,田家英在四川農村作了調查,就同我談過他在鄉下挨餓的情況。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志就批評他,不同意他的調查。後來更是硬充好漢,根據虛報的增產數從四川調出糧食,使廣大農民失去賴以維持生命的口糧。這就是當時四川餓死上千萬人的直接原因。出了這樣大的可怕問題之後,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志的對策仍是向中央封鎖消息,不準談餓死人的情況,誰要談,就是小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動搖性的表現。一些人對此憂心如焚,為了使事態不再惡化,為了把從多的饑民從死亡上救出來,他們想方設法向毛XX寫信,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要知道,當年大刮浮誇鳳、大報糧食高產衛星等虛假現象,在廬山會議之前,中央早有察覺。因此毛XX在1959年4月29日寫了一封《黨內通信》,其中提出了一個"講真話問題",說"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為了鼓勵講真話,毛XX還這樣說道:"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問題出在廬山會議之後,全國大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終於導致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1962年初召開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會,正視現實,發揚了一下民主,劉少奇提出"三分大災,七分人禍"的觀點,讓各地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而且還強調要實行"三不"即"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志回到四川,仍然不肯面對現實、仍然捂蓋子,對存在的嚴重情況仍然輕描淡寫,仍然強調"反右傾"鬥爭的必要性。在這種情況下,重慶市的三個領導幹部蕭澤寬(市委組織部長)、李止舟(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廖伯康於1960年上半年,分別以書面和口頭形式向中央反映了四川餓死人等真實情況,以及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志的霸道作風。他們為使災情不再擴大,挽回一些損失,真可說是忠心耿耿,為民為黨為國而進言。可是,這就觸怒了四川省那位大權在握的主要負責同志,隨後借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之機,秋後算賬。這次全會是毛XX繼續向"左"傾道路發展的一次重要會議(為"文革"提供了理論武器和前期運動準備),於是他們三人就被打成了"蕭李廖反黨集團"。"文化大革命"之初公開批判時,又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他們經受了更加殘酷的迫害。這方面有些具體記述,將是研究"文革"史的資料。

作者在記述"文革"時期顛沛流離的經過中,記下在北京地質學院接待站的經歷,我以為是一份很有意義的記錄。通常,人們一說起紅衛兵、造反派、專案組時,總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這裡遇到的一些大學生,仍有著年輕人的熱情和正義感,聽了伯康的說明之後,就儘力幫助他們,想為他們討還公道。儘管當時完全沒有可能解決這樣的冤案,但是這些大學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動的。這也使我們看到,即使在暗無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盡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說:"我們和這些青年學生相處一年多,在那動亂的年月,沒有發現他們有什麼過火越軌的行為。他們不辭艱辛,不畏風險,踏踏實實,認認真真地做了不少調查工作,無非是為了弄清我們問題的真象,辨明是非曲直,伸張正義。他們沒有個人功利目的,動機是純正的,為人是正直的。他們在我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就寫出了社會生活的複雜性;這就可以增強對國人人性的信心,對我們民族未來的信心。

回憶錄中對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志著墨甚多,從中可以看到我們當時專制體制的可怕,及其慣性運轉的力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9年廬山會議時,同田家英、周小舟閑談,我們都有這種感覺,周小舟還曾當面向毛XX說過這一感覺。他們三人落難,既有全國背景,更具有四川特色:好端端一個天府之國被搞成飢餓之鄉。50年代到70年代,在長時間"左"傾高壓路線下,從黨內到黨外,從中央到基層,從高層領導到普通平民,都有人不同程度地不斷地抗爭、抵制、諫議,雖然絕大多數被扼殺,遭迫害,付出了沉重代價,卻為後來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新時期的到來打下了群眾基礎。

歷史總是在種種光明與黑暗、正確與錯誤中曲折前進。對歷史尤其痛史不能迴避,也不應淡化。因為,只有深刻了解了過去所犯的錯誤,走的誤區和彎路,我們才能加深對新時期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解,增強自覺性;同時,對當前黨內和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問題,也可以從歷史鏡子里見其影子,從而提高識別力,注意防範,推動改革。歷史的教訓被正確認識,就會成為精神財富。我們對過去的痛史,決不可掩掩蓋蓋,怕痛怕丑,忌諱多端;應該留給世人和後代以真實的信息,讓大家都聰明一點、堅強一點。如果當代人淡忘了剛剛過去的這段痛史,後來人不知道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劇。

不論東方西方,近代現代,重溫歷史,對比今昔,成敗關鍵之一在於是否有一個民主的制度,有一套科學決策的機制,有獨立的法治體系,以保證國家、社會正常生活的運行,以保證執政黨正確路線的執行、運轉和發展。否則,很多事情會被扭曲。如我們經歷過的人治代替法治,專制壓倒民主,主義信仰變成神學宗教,黨的崇高威望成為個人迷信工具,鐵的紀律成為整人的手段,最傑出人物做出最荒唐事情,這難道不是令人刻骨銘心的歷史教訓嗎?難道還不應當徹底轉變過來嗎?

(有刪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愛思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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