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正常國家，批評者會自覺與政府保持距離，其存在的價值就在於審視後者，讓它感受到如芒在背的壓力。
崔永元揭露陰陽合同逃稅，女星以罰代刑，背後大佬安然無恙，被譽為正義捍衛者的本人卻備受警方折磨；
首師大一新生與其父一起毆打良心醫生，輿論譁然之後，學校聲稱嚴肅處理云云——此乃慣用的家法替代國法方式：對侵犯他人生命權、涉嫌犯罪的成年人，不是繩之以法，而是繩之以校紀；
河南魯山縣一初中男生強姦女生，在檢方調解下，以賠償八萬元而和解——當地官方宣稱此為傳遞正能量；
還有層出不窮的霸座、碰瓷案例，無一不是和稀泥了結，訛詐竟然成了一門輕鬆省力的發財活；
罪與非罪，正義與邪惡，在中國全被硬性維穩成了一筆糊塗帳。
良知橫遭踐踏，好人沉默不語，獸性卻這樣一點點被激發出來：權力階層肆無忌憚，財勢集團有恃無恐，黎民百姓窮凶極惡······偌大的中國，日漸陷入叢林法則主宰的險惡泥潭，置身其中令人不寒而慄。一言不合，則大打出手，甚至置人於死地。目睹惡人惡行，勸解都有殺身之虞，更遑論什麼見義勇為了。
鋪天蓋地的暴虐之氣幾乎令人窒息，正常的生存都變得異常艱難。人性的變異，我感覺用獸性勃發一詞似更恰切些。隔著螢幕看攝影機構造的動物世界，牠們所表現出來的獸性，好像並不那麼可怕，有時甚至還有一絲可愛；但若闖入牠們的領地，感受到的恐怕就沒有什麼溫情了，你只會吐出殘酷、血腥之類頂級判定詞。人類社會若任由獸性大發，我們感受到的恐怕就是苦難無邊的地獄。
無法無天，再孱弱的人也會蛻變為蠻橫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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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典禮竟然成為浙江傳媒學院教授趙思運的滑鐵盧。
他因在對新生的致辭中提倡愛國的批評而被處分。校方給出的結論是「存在違反政治紀律的問題」。所謂「政治紀律」，翻譯成大白話，即與官方設定的思想導向不合。此事在廣布羅網的今日並不令人詫異。
批評乃天賦人權，本無所謂前提。但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動機非常重要，因此就有了「愛國」「愛某某」之類前提條件。
四十年前，當局為收拾人心，給右派及各類牛鬼蛇神平反，被整慘了的人們淚水橫飛，有如受委屈的孩子向「祖國母親」撒嬌：大人，你誤打了孩兒！俺們是愛你的！即使這樣秉承屈原「九死而不悔」精神的哀婉文學，官方亦不許可。他們擔心淚水之後的詰問：我們這樣愛祖國，祖國為何要折騰我們？也就是老舍在《茶館》裡所發的天問：我愛咱們的國，可誰愛我呢？我們為何不能選擇祖國（其實是政權）？自命人民靠山的祖國為何視人民為敵？
「一位苦苦戀著祖國的歸國老畫家，面對這個讓他備受磨難的國度，只有在臨死前在雪地里劃下一個巨大的問號——這是對他靈魂的質問，也是對這個國家的質問。」
詩人沒有說出的心語是，他們取代太陽，直接奴役人，太陽和人至此陰陽永隔。所以，當白樺寫下《苦戀》並被拍成電影後，當權者便動了殺機。
大一統政權鼓譟的「愛國主義」，到最後就剩下了屈原式的死諫。做一個受虐式的自輕自賤的愛國者吧！對識時務的智識者而言，這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知識分子的天職即是批評，他們是握有無限權力的政府的天敵，其批評的目的不是為了愛國（即政權），而是制衡權力，使其不敢也不能妄為，最終達成捍衛國民權利的使命。當批評者與政府暗通款曲甚至公然合流之後，被損害的將是國家和民眾的利益。因而，在一個正常國家，批評者會自覺與政府保持距離，其存在的價值就在於審視後者，讓它感受到如芒在背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