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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中國模式論」是中美關係緊張的重要根源

中美貿易衝突的背後不僅僅是中美兩個國家之衝突,而是中國同西方世界之衝突,包括歐盟、英國等與中國貿易逆差並不嚴重的眾多國家,也從正面轉向負面。這意味著衝突不止是貿易衝突,更可能是背後價值體系之衝突、體制之衝突,而後一問題更為深遠、更難以用技術手段調和。為理解這一問題,需要我們從理解世界和理解中國經濟兩個角度出發探討:其一要理解西方思考問題的方式,其二要正確地理解我們自己。

一、理解世界

1、國際關係中的利害與是非

我說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麼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國際交往中國與國之間究竟是利益關係,還是價值關係?

以往的觀念認為,國際關係就是利益關係,國家之間的衝突源自於利益衝突。但近代以來尤其是二戰後新建的國際關係已經發生了改變,國家之間除了利益關係還包含價值關係。就是說,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時候,不僅講利害,也講是非,就像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一樣,道不同不相為謀。並且,當價值與利益相悖時,價值觀念經常會成為主導力量。這是人類百年來的進步。以美國和埃及的關係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維持中東和平上的政策與美國利益相投,因而儘管其為專制者,他與美國政府關係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隨後的革命中,由於革命方所主張的價值觀念與美國所公開倡導的價值觀念契合,所以哪怕會帶來利益損害,美國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幫助穆巴拉克鎮壓革命。進一步講,西方世界歷史上的諸多戰爭,包括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的衝突、新教國家與天主教國家的戰爭等等,都是利益衝突和價值衝突的相互混雜。

2、西方世界的價值觀

所謂價值觀,簡言之即人們對正義、善惡的理解。西方世界的價值觀有三個重要觀念:人權、種族平等和先進幫助後進。

人權的觀念上可追溯至17末世界英國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權大於主權的觀點,進而影響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國家的概念。而此前所謂"國家",更多指向統治集團、統治家族,所以一個家族可以統治幾個國家。現在國際上很多衝突都涉及人權的觀念,西方認為涉及人權之事不是內政,這也是聯合國派遣維和部隊阻止種族屠殺的道德和法理基礎。

二戰後種族平等的觀念逐漸確立,正是在這種價值觀的主導下,歐洲尤其是西歐國家不得拒絕接受難民,儘管由此會引發一系列問題。

先進幫助後進也是二戰後形成的觀念之一。此觀念下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加入國際組織的條件是不對等的,中國一開始作為發展中國家受益良多,比如中國改革開放後所得援助位列世界銀行資金流向的首位,中國加入WTO也由於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優惠條款。反觀美國為了扮演世界領導者的角色,承擔了很大的成本,從其負擔約1/5強的聯合國經費就可窺一斑。川普政府提出"對等"要求,也是基於中國之發展階段的變化,所以中國是否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就成為一個重要爭議。

3、西方所理解的和平

西方世界認為,貿易、民主和國際組織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這是人類過去三百年的歷史所總結出的經驗教訓。貿易使得各國的利益趨於一致,民主可以遏制統治者的野心,國際組織則促進各國通過溝通化解誤會和衝突。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曾說:商業的自然作用就是帶來和平。19世紀法國自由派經濟學家巴斯夏曾言:在商品越過國界的地方,軍隊便不會越過國界;商品不能越過的邊界,軍隊便會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論是德國哲學家康德的發明,現在已成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觀念。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國政治學家布魯斯·魯賽特和約翰·奧尼爾基於1816-2001年間兩千餘場戰爭數據的研究發現,民主國家介入戰爭的概率較低。當對抗的兩國中一方是非民主政體時,發生戰爭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當兩個國家都是民主政體時,發生衝突的概率減少50%。當把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加上之後,衝突的可能性下降。將民主、相對軍力、大國地位和經濟增長作為控制變數,他們發現,給定年份對貿易依存度高的國家,下一年則較少捲入軍事爭端;一個向全球開放的國家更少傾向于軍事衝突。換言之,民主和平只在兩個國家都是民主政體時發生,而貿易和平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場經濟時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貿易比民主更重要!

二、理解中國經濟

1、理解中國過去40年的成就

且不談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我們是否理解,僅僅是中國近40年來的歷史就需要我們認真思考。

以往40年,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無人否認的事實,但對事實的理解和解釋尚有爭議。目前,對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增長有"中國模式論"與"普世模式論"兩種解釋。前者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得益於獨特的中國模式,即強有力的政府、體量龐大的國有企業和英明的產業政策。後者則認為,中國之所以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和英國的崛起、法國的崛起、二戰後德國、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一樣,是基於市場的力量、以創造力和冒險力為代表的企業家精神,中國還利用了西方發達國家過去三百年間所積累的技術。我年初發表的《我所經歷的三次工業革命》一文,總結了中國是如何在改革開放後40年的時間裡,經歷了西方世界250年間所經歷的三次工業革命。後發優勢意味著我們少走了很多彎路,直接可以共享別人曾經花費巨大代價實驗得到的技術成果。

中國模式論不僅不符合事實,而且會對中國的未來產生很不好的後果。

2、中國模式論不符合事實

根據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編製的市場化指數報告,中國整體市場化指數自1997年的4.01上升至2014年的8.19,期間在2009年"四萬億"刺激政策後市場化指數有些許下跌。但不同地區市場化程度差別很大,其中,浙江、廣東、江蘇等省市場化程度位列前茅,東部的市場化指數領先於中部和西部。反觀地區GDP增長率我們卻發現,2007年之前東部的GDP增長率一直高於中部和西部,但2007年之後反而是西部的增長率位於首位,中部次之,東部最低。還有一系列的證據表明近五到十年來,各省市市場化程度與GDP增長率呈負相關關係。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結論,有一個"中國西部模式",西部地區的體制和政策優於東部地區,進而要求東部和中部向西部學習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簡單:西部的市場化改革起步晚,因而在後期具有了"後發優勢"。東部1997年和2001年的市場化程度,分別超過西部2006年和2014年的市場化程度。利用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市場化數據和中國統計年鑒的經濟增長數據,我們發現不管是近十年還是近四十年,市場化指數的"變化"都與GDP增長率正相關。這便揭示了"中國模式"的問題:市場化是一個動態的漸進過程,我們不能僅憑某一時點上的經濟表現而不結合歷史就推斷出某種因果關係。

更多的實證證據可以用來證實市場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正向關係。包括中國城鎮國有部門(或者私人部門)就業比重、國有(或外資與私人)工業資產比重等指標與人均GDP及增長率的相關關係等等,毫無例外地證明:國有部門越大的地區,經濟增長速度越慢;與國進民退的地區相比,國退民進的地區有更高的增長業績。

中國過去40年的增長大部分靠的是技術後發優勢提供的套利機會,中國企業家和西方企業都可以靠套利賺錢。隨著套利空間的收縮,今後的發展則越來越依賴創新。

經濟學家用三個指標衡量創新:研發密度、專利、新產品銷售佔比,分別對應投入、中間和產出三個階段。就這三個指標而言,中國近十來年還是取得了不小進步,但地區之間差別巨大。跨地區數據分析表明,這三個創新指標都同市場化和民營化程度顯著正相關,卻同每萬人擁有的政府機構數量和公共部門就業比重負相關。無論用企業數量、就業人數,還是工業資產,平均而言,國有部門比重越大的地區,創新能力越低;私有和外企比重越大的地區,創新能力越高。

3."中國模式論"後果很嚴重

上述證據表明,"中國模式論"嚴重不符合事實。中國過去40年的高增長,來自於市場化、企業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術積累,而不是所謂的"中國模式"。

更大的麻煩是,用"中國模式"解釋過去40年的成就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很不利。

第一,對內誤導自己,自毀前程。一味強調獨特的中國模式,對內就會走向強化國有企業、擴大政府權力、依賴產業政策的道路,導致改革進程逆轉,改革大業前功盡棄,經濟最終將陷入停滯。

第二,對外誤導世界,導致對抗。"中國模式論"將中國樹立為西方視角下之令人驚慌的異類,必須導致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衝突。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不友好的國際環境,與一些經濟學家(有中國的也有外國的)對中國過去40年成就的錯誤解讀不無關係。在西方人看來,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國家資本主義",與公平貿易和世界和平不相容,絕不能任其暢通無阻、高歌猛進。

哈耶克曾說:儘管事實本身從來不能告訴我們什麼是正確的,但對事實的錯誤解讀卻有可能改變事實和我們所生活的環境。當你看到一個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隻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結論說,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會號召其他人鋸掉一隻胳膊。這就是哈耶克說對事實的理解會改變事實本身的含義。

經濟學家切勿把"儘管"(in spite of)當"因為"(because of)。

(本文根據作者2018年10月14日給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MBA/EMBA學員講座整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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