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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裸辭的代價——失業60天

今年8月24號,我從酒仙橋的一家公關公司裸辭,辭職原因無非兩種,一,幹得不開心;二,工資沒給到位。

不開心有兩種,一種是,因為不喜歡而在工作中表現無能;另一種是,因為無能而表現出不喜歡。

之所以敢於裸辭,那便是仗著自己本身就是個一無所有的90後。哪怕已是大齡90後,在青春接近黃昏之際,不料滋生出衝破工作禁錮的衝動,試圖在青春的尾巴上,綻放出最後一道自由的光輝。

窮一時不要緊,‌‌“酷‌‌”一時才重要。

上一次這麼‌‌“窮酷‌‌”,是在今年3月份,同樣是裸辭,當時找了足足一個月才進入這家比較滿意的公司。僅僅5個月後,相同的經歷再次上演。

既然敢‌‌“酷‌‌”,就得為這樣的行為付出代價,我以為自己已經做好了心裡準備,無非是再找一個月的工作。可是事實證明,我太樂觀了,一方面是自身原因,另一方面是對當前的經濟環境認識不足。

離職後,我開始在智聯和boss直聘兩個平台上投簡歷,平均每天每個平台投二十份。

堅持了一周,除了鏈家的人打電話問我考不考慮做銷售,以及昌平和順義兩家新媒體公司邀請我去面試外,其他公司沒有給予任何形式的回復,顯示‌‌“您的簡歷被××公司查看過‌‌”不足十家。

不幸的是,這並沒有引起我足夠的重視,反而驅使我去經歷了另一番生活。失業60多天後的今天回想起來,這個過程當中無論是得與失,還是對與錯,都不值得再做一番討論。

較之漫漫人生而言,裸辭不是罪,我並非真的認為這一行為很酷,真正的問題似乎也不在這裡。

回家

由於暫時找不到新工作,焦慮了之餘,萌生出回家玩幾天的衝動。周六買了回家的票,第二天收拾行李前往北京西站。坐了七個多小時的火車,晚上十一點多到達家鄉阜陽,又打了輛黑車,回到潁上縣城。

一個關係要好的同學大龍知道我要回來,早在電話里說:‌‌“回來吧,老規矩,我收留你。‌‌”我說:‌‌“好,你不收留我,我也無處可去啊。‌‌”這幾年每次回家都住他家裡。

今年年初,他和他老婆、女兒才搬進縣城的新家,我看過裝修後的照片,北歐極簡風格,相當精美。

他老婆比他大四歲,為人大方善良,持家有道,教女有方。他們的女兒已經六歲,每天嚴格遵循媽媽制定的一系列規則,但絲毫不影響她的伶牙俐齒。

我算是她家的常客了,小女孩每次見到我,總是會說同樣的話:‌‌“叔叔,你別走了,以後就在我們家住吧。‌‌”

對我來說,住同學家是一種無奈的選擇,我爸媽早已不在家鄉,所謂的‌‌“家‌‌”也已經沒了。

從90年代開始,為了撫養我們姐弟三人,爸媽就常年在上海打工,已經近十年沒有回家鄉過年。他們在上海打拚的這麼多年來,中間經歷了無數坎坷,命運像黃浦江里的浪潮一樣,起起落落。

年輕時,他們尚能用卑微的青春,對抗著大上海的弱肉強食,每一次倒下,都能義無反顧地爬起來。

可是歲月無情,隨著他們年齡越來越大,身體一日不如一日,最終理想未能抵過現實,再也沒有倒下的勇氣。黃浦江一向大浪淘沙,事實證明,平凡的他們,如何倔強都無法成為上海灘的弄潮兒。

八年前,我爸帶著我媽從市區撤離,選擇沉寂在松江郊區的一個小鎮里。過著數年如一日的生活,艱辛上班,省吃儉用,兩個姐姐相繼出嫁後,他們似乎把‌‌“再次爬起來‌‌”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我身上。

四十歲之前,我爸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是:‌‌“混不出個樣,永遠不回家。‌‌”三年前,村裡那座早就不能住的老房子突然倒塌,村長拍照片發給我爸,我爸把照片發到朋友圈,並配上文字:‌‌“家,想回也回不去了。‌‌”

那一刻我終於明白,他嘴上說不想回家,心裡比誰都想。若我有落葉歸根之心,何況他呢。

2016年,大龍跟我說,縣城即將新開一個樓盤,離他剛買的房子不遠,規劃的不錯,位置靠近正在修建的高鐵站。我把消息告訴了我爸,他答:‌‌“你將來還打算回家住嗎?‌‌”

我說,村裡的房子已經倒了,北京上海的房子暫時肯定買不起,總得先有個家吧。他仍然倔強地否定了我,原因一,他說沒錢;二,他認為房價以後會大幅下跌。

在我看來,這兩個原因是都是表面上的,最深層的原因無非是,他不願承認自己大學畢業的兒子沒能力在大城市買房。可現實就是現實,總有一方需要認清現實,然後向其妥協。

第二天,他把這些年僅存的十萬塊錢轉給我,另外借了幾萬。電話里,他一改此前倔強的口吻,語重心長地說:‌‌“剩下的就交給你了,以後這個家也由你來當吧。‌‌”

小區開盤之際,我從北京到阜陽來回奔波了三趟,終於辦完各種手續,成功地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

彼時我剛在北京工作一年,首付的錢未出分文,至今想來心猶慚愧。

按照購房合同,今年九月底到達交房期限,好在兩年後房價漲了近三千,當然,因為是剛需,也沒打算賣。

這次回來本無目的,順便詢問一下開發商是否能夠如期交房,然後籌備爸媽一直催辦的裝修事宜。

老友

將近晚上十二點,汽車到達大龍小區門口,我打電話給他,他光著膀子下樓接我。把行李放他屋裡之後,我倆準備去吃夜宵,卧室里傳出輕微的呼嚕聲。

我和大龍是初中同學,高中一個學校,十多年的朋友了。高三那年他沒參加高考,在家幫他爸做起了收棉花的生意。第一年還好,收了幾百噸的棉花賣往山東,賺了一些錢,接著一年不如一年。

後來在縣城開了個童裝店,不到半年關門大吉,又在鎮里開了個快遞站點,收入微薄。

最後和另一位同學一起加入一個初創的物流公司,他們負責縣城區域貨物的配送,辛辛苦苦幹了一年多,可惜生意一直沒有起色。

現在他在縣城給一個快遞站點送快遞,工資能達到五千多,除去每月必還的兩千多房貸,剩餘的錢要在小縣城養活一家三口,生活無疑捉襟見肘。

他問我這次回來是否考慮在家鄉發展,我沒直接回他,他說了他弟弟的情況。他弟弟前兩年大學畢業後,一直在縣城的某房地產公司做行政,管吃管住,基本工資加上業績提成,好的時候能拿七八千甚至過萬。

他認為,雖然現在縣城的房地產市場不如前兩年火熱,但需求量依然很大。阜陽是個農民工大市,當地人外出打工只要賺到錢,第一考慮的就是回家買房。買房一方面是改善居住條件,另一方面是為孩子結婚考慮,尤其是在縣城買房,能大大提高結婚的成功率。

他弟弟比我晚畢業三年,還沒畢業他爸給就為他在縣城買了一套房,半年後,與談了多年的女友訂婚,目前只待擇日完婚。

家鄉像我這樣二十七八的大齡90後未婚者很少,已經買房的且不說,未買房的連開發商都已經將他們拋棄。開發商目前主要針對的是鄉鎮里的95後群體,這部分群體當中存在的婚姻市場有多大,房地產市場就有多大。

說白了,只要婚姻市場的春天不走,縣城的房地產市場就不會‌‌“凜冬將至‌‌”,未來幾年依然被看好。更何況,這應該是他們最後一個春天了,所有開發商都在拚命抓住機會。

畢竟00後年齡尚小,又多為獨生子女,這波韭菜未來的不確定因素太多,並不好割。

我跟他說,在家發展可能是個好機會,但我還沒做好充分的準備。三五瓶啤酒下肚,桌上杯盤狼藉,付完賬,兩人晃晃悠悠沿著記憶中當年上學時走過的小道回去。

一路扯淡,這個小城有太多我們學生時代的美好記憶,但對於一個二十七八歲仍無所成就的人來說,懷念青春只會讓人羞愧難當。

這並不包含他,他是個對生活永遠積極樂觀的人,沒有那麼多的慾望,甘願平平凡凡地生活在小縣城裡。如今他家庭美滿,婚姻幸福,已然在自己當初選擇的生活上獲得成功。

羞愧難當、無地自容的只有我,如果失敗看起來很‌‌“酷‌‌”,那我真的已經一酷到底。

姐弟

此次回家,我沒和家裡人說,突然離職就更不好開口了。在家的第二天,大姐在五個人的家庭群里說,她想回老家給姥姥、姥爺以及奶奶上墳。

大姐只比我大兩歲,初中沒讀完就退了學,之後去上海打工,認識了家在六安的姐夫,十七歲就嫁了過去。

現在有兩個孩子,女兒已經上四年級,兒子也即將上一年級。六安離阜陽不遠,但因爸媽常年不在家,她基本也沒回來過,除非逢上老家的親戚朋友結婚方可回來一趟。

我上次見她是在上海爸媽那裡,那已經是2013年的事了。

聽說她要回來,我微信私聊她,告訴她我在家,回來的話我倆可以一起去上墳,並囑託她暫時別告訴爸媽我離職回家的事。她答應了,說明天就坐汽車過來,條件是,辦完事之後跟她一起去六安待兩天。

第二天,我租了一輛手動擋老款豐田車,一路晃晃悠悠開到車站,停在馬路邊上。等了十分鐘不見人來,焦急之下,我鑽出車門,點燃一根黃山煙,眼睛望著出站口,確信哪怕五年沒見,我也能一眼認出她那熟悉的身影。

很快,我看到了她,向她揮了揮手,她一路小跑過來,個子與印象中相比矮了許多。今年29歲的她,哪怕濃妝艷抹,依然遮不住臉上的滄桑,眼角的魚尾紋尤其明顯。

中午在縣城草草吃了頓飯,便一路顛簸地趕往村裡。

路上我問她這幾年過得怎麼樣,她說當初不聽爸爸的勸阻,十七歲就結了婚,後悔已經不是一兩天的事了,如今和姐夫的夫妻關係已經到達有名無實的地步,仍然一起生活只是為了兩個孩子。

我表示理解,正如理解當前很多年輕人的婚姻狀態一樣,恐婚者所恐懼的大概就是這類問題。

姥姥家與我家只相隔三四里地,我們首先途經她家。汽車駛入鄉村小道,人跡罕見,周邊的房子已經破敗不堪,樓房多集中在大路兩邊。鄉村的沒落我們早有見識,來不及傷春悲秋,汽車一路抵達姥姥和姥爺的墳地。

既祖,取道,繼續前往那個我們從小長到大的村莊。奶奶的墳在村外的地里,上完墳後,我們打算進村裡看看,畢竟這裡是我們生活過十多年的地方。

路上遇到村裡的老人,我們主動跟他們打招呼,並說出自己的姓名,對方聽了無不張大嘴巴。在他們的印象中,我們應該一直是十來歲,可是歲月無情,誰也不可能呆在原地。

吳大爺握著我的手,說道:‌‌“聽說你在北京工作,現在坐辦公室上班吧,一個月能拿多少錢?‌‌”

我:‌‌“嗯,坐辦公室,一個月七八千吧。‌‌”

吳大爺:‌‌“七八千啊,不得了不得了,你可是我們村為數不多的一個大學生,好好乾,在北京買房了吧?‌‌”

我:‌‌“沒有沒有,買不起。‌‌”

吳大爺:‌‌“哪能買不起,別著急,再幹個三五年,一定能買得起。要好好乾,我們是看你從小長大的,那時候就知道你是個好苗子,村裡誰也比不過你…….‌‌”

我們走到自家已經倒塌的老宅子旁,曾經那麼大一座房子,如今攤在地上成了一小片磚土堆。門口的水溝變得又窄又短,散發著惡臭味,岸上的樹木無不傾倒歪斜。時值夏天,屋子四周雜草叢生,院里的石榴樹和櫻桃樹枝葉卻已枯敗。

大姐在群里不斷地向爸媽發送現場視頻,感嘆著曾經繁榮的景象如今竟如此破敗不堪。

爸媽今天去醫院查病,沒來得及在群里說話。爸爸由於常年開車,腰間盤病又犯了,今天請假去的醫院。沒過多久,媽媽在群里發來一段語音:‌‌“你爸剛查完,要動手術,已經在辦住院手續了。‌‌”

晚上我和大姐到了六安,兩人躺在沙發上玩手機,我說,我們明天去上海吧,她說,首先你得告訴他們你現在在老家。我猶豫良久,最後還是在群里說出我離職回家的事,並強調明天就去上海。

群里沒人回話,五分鐘後,媽媽在群里小聲說:‌‌“你爸說,要知道你辭職了,他就不做手術了。‌‌”

那一夜我基本沒睡,第二天一早和大姐趕往火車站。

上海

如果說,北京是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城市,上海則應該抹去前者。我6歲第一次去上海,此後的每個寒暑假基本都會去,可以說,一直以來,我從未對這個城市有過任何熱愛。

後來我逐漸明白,這個城市留有我父輩失敗的足印,這個足印深深刻進了我整個童年和青春的記憶當中,讓我在潛意識裡對其產生莫名的排斥。

每當我站在外灘上,望著對面林立的高樓,感受到的不是這個城市的繁榮、自由、朝氣蓬勃,而是看到一幕幕爸媽辛酸、落魄、狼狽的模樣。

儘管如此,念到如今爸爸卧床不起,暫時失去工作能力,媽媽也已經幾個月沒有上班。作為兒子,在來時的路上我已經做好留在上海的準備,一邊工作一邊照顧他們,是我最後的選擇。

二十年前,爸爸正值我這個年齡段的時候,雖然在上海乾著相對苦力的工作,但一時間事業風生水起。

1998年,當時的上海百廢待興,各區都在大興土木,他恰好趕上了那個風口,靠開拖拉機拉貨,有時一天能掙一千多。

賺到錢後,他自然沒有買房的遠見,而是買了一輛卡車作為以後的營生,接著往家裡寄了一台彩色電視機和VCD,打破了當時整個村零彩色電視機的記錄。

可是好景不長,也是在那一年,他突犯腰間盤病,從上海回阜陽動完手術,從此人生陷入低谷。

二十年後,年齡還未到50歲的他,在郊區生活多年,早已不做高強度的工作,卻因為常年開車,日積月累,最終被腰上的病再次捉弄。

也許命運想要告訴他,是時候放手了,未完成的事情交給下一代人完成吧。只不過,在這次上海之行中,他在我身上更加看不到絲毫希望。

我和大姐下午達到上海,趕往松江第一人民醫院時已經接近傍晚,當時手術已經結束,爸爸躺在床上處於半昏迷狀態。

媽媽說,本來兩個小時的手術,四個小時才做完,原定是微創手術,出來後發現腰上貼著一塊長紗布,裡面縫了十多針。

這個事我媽說不明白,哪怕一向精明的爸爸,清醒後也解釋不清。後來我問醫生,醫生說,腰椎變形比較嚴重,微創解決不了問題,只能動刀。

第二天二姐和姐夫從杭州趕過來。他們這幾年一直在杭州打工,兩個都是過日子的人,夫妻關係經營的一向很好,日子過得也不錯。有輛十多萬的車,在老家縣城有兩套房子,而且沒有背負房貸。

唯獨讓他們一直操心的兒子,因為天生一隻耳朵沒有長全,今年也在上海動過了整形手術,目前只待完全康復。

五年沒有齊聚的姐弟三人,見了面總有一些話題要聊。可惜美好的光景甚是短暫,歲月無情指的是時間催人老,空間距離何嘗不是如此,阻礙至親至愛之人無法自由團聚。

當天下午,二姐夫妻兩人就開車回了杭州。晚上我和大姐回爸媽住的郊區待了一宿,第二天我們開著爸爸那輛二手破舊的奇瑞車去了醫院,以備他出院時用。大姐也在這天下午回了六安。

父子

在接下來爸爸繼續住院的四天里,只有我和媽媽兩人在他身邊,依然是媽媽主要負責照顧他的工作。第三天可以下床的時候,需要我把他抱起來,然後我和媽媽一人攙扶一邊,三人並排,在醫院長長的走廊里緩慢地往前走。

成年以來,我從未如此近距離接近過爸爸,當我俯身從床上抱起他的那一剎那,感覺到多年來他厚重的身體里堆積了太多太多的東西。

金錢、夢想、榮辱、不甘、憤怒、孤傲,這些像釘子一樣扎手的東西,被他釘進肉體,鑲進靈魂,甚至不再向我表露。那種他曾渴望不及的美好人生,如今在我身上也看不到實現的可能,便妥協到要求我做一個普通人,至少不要如他一般落魄。

可是,我早已經偏離了他給我設定的人生軌道,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不再受他控制。善用紙老虎般的所謂學識,偽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樣,從而達到蔑視父權的目的。

他把一切看在眼裡,卻未能抓住我的把柄,我知道,這些問題終將會在某一時刻爆發。更加知道的是,以他的性格,絕不會直接拿離職的事問罪於我。

他出院那天,上海的天空下起了小雨,我下樓辦完出院手續之後,和媽媽一起扶著他下樓,三人冒著小雨走向停車場。

我用鑰匙打開駕駛座旁的車門,然後擰動鑰匙啟動汽車,卻沒有任何反應。他站在後面,一手扶著車尾,一手拉了幾下後門,也沒能拉開。加上車在這裡停了好幾天的原因,他立即做出推斷,電瓶沒電了。

我鑽出車門,他看著我,再也壓抑不住自己的脾氣,此前對我積累的所有怨氣,似乎都將在此刻傾瀉而出。

他:‌‌“讓你辦個事,什麼時候辦成過?停車的時候不知道檢查車燈有沒有關嗎?‌‌”

我:‌‌“我記得我一直沒開過車燈。‌‌”

他:‌‌“沒開車燈電瓶怎麼會沒電?你大學不是學的機電嗎?知識都學哪裡去了?‌‌”

我不甘示弱:‌‌“誰知道你這輛幾千塊錢買的破奇瑞,開了六七年會出現什麼怪異的問題。‌‌”

他:‌‌“那就等著你什麼時候能買幾十萬的車了。‌‌”

我:‌‌“我買不起。‌‌”

他:‌‌“縣城的房子推遲到明年一月交房,裝修的錢你攢夠了嗎?‌‌”

我:‌‌“我沒錢,畢業幾年一分錢沒剩,我就是個廢物,從小到大一直是個廢物,這輩子也就這樣了。‌‌”

我情緒有些激動,眼淚差點流了出來。

他不再和我爭吵,雙手扶著汽車,弓著腰,一路橫著走到我旁邊,強行彎腰拔下車裡的鑰匙,放下手剎,之後原路返回去。

他用鑰匙打開汽車後備箱,拿出一根兩頭分別帶有兩個夾子的導線後,只聽後備箱砰地一聲。緊接著,他再次走到車頭處,讓媽媽把車往後推,我在旁邊幫忙,他站在車外,單手操縱方向盤,直到三人齊力把車挪到路邊。

此時此刻,我還沒搞懂他要做什麼,一輛皖牌汽車剛好經過,他向人揮手,車主停了下來。

他說:‌‌“老鄉你好,耽誤你幾分鐘時間,我的車沒電了,能不能麻煩你打開一下你車的引擎蓋,給我車裡的電瓶充個電啊?‌‌”

車主是個年輕男子,沒多說什麼,下了車,打開引擎蓋,然後按照我爸的要求坐進車裡,等待踩動油門。

之後他開始吩咐我做一系列事情,打開自家車的引擎蓋,把導線兩頭的夾子分別夾在兩輛車的電瓶上,再坐進車裡,聽他號令發動引擎。

當時我完全處於手忙腳亂的狀態,不僅不知道夾子該夾在什麼地方,甚至連打開引擎蓋都費了好一會功夫。他的怨氣未消,嘴裡時不時地責罵兩句。

最終一切準備就緒,他站在兩車中間猶如一位指揮官,等到那位車主把油門轟到最大時,他示意我立即打火。神奇的是,汽車竟然一下就打著了,我像個傻子一樣坐在車裡獃獃地望著他。

回去的路上爭吵也沒間斷,我說要留在上海工作,被他一口否決。

‌‌“雖然這幾個月我不能上班,但會有基本工資,足夠養活我和你媽。你怎麼來的就怎麼回去,你沒有退路,上海不是你的退路,阜陽更不是。‌‌”

我沒再回話,那一刻我無法確定自己想要留在上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是真心想要照顧他們?還是在歷經了工作上的挫敗後,試圖從家庭中獲取繼續前進的動力?即使是後者,一切也已經因為和他的這番爭吵而變得不再可能。

第二天,媽媽騎著電瓶車把我送到公交車站。汽車緩緩開動,經過來時路過的一座小橋時,我看到她站在橋上抹了一把眼淚。

求職

從8月24號到這個月的24號,兩個月的時間裡,去掉在老家和在上海待的那幾天,再去掉國慶假期,找工作時間已有一個半月。

在這一個半月里,簡歷投向包括新媒體、影視編劇、記者三個行業,邀請我去面試的公司不到三十家,真正去面試的不到十家,說得上名字有兩家。一個是‌‌“新京報‌‌”,一個是‌‌“有書‌‌”,後者還是一個朋友直接把我推給他們人事的。

在新京報面試已經是一個多月前的事了,當時人事給我打電話,表示對我的工作經歷很感興趣,並非常誠懇地邀請我去面試,讓我滿懷希望。那天給我面試的是一位主編,人事坐在他旁邊。

主編問我:‌‌“你沒有記者經驗,為什麼要選擇選擇新京報?‌‌”

我:‌‌“我從去年開始就想轉行做記者,今年三月份離職時,也向貴報投了簡歷,只是後來沒了音訊。我覺得自己算是個理想主義者,有一定的社會使命感,成為一名記者是實現自我價值最有效的途徑。一直以來,在眾多新聞報刊當中,對貴報的印象最為深刻,也非常認可貴報的價值觀。‌‌”

主編:‌‌“你覺得你的性格怎麼樣?‌‌”

我:‌‌“多數情況,我覺得自己的性格應該偏內向,但是……‌‌”

主編:‌‌“內向,想做記者,內向可不行啊。‌‌”

面試結果是,等候通知。三天過後,我給人事打電話,沒人接,發郵件也沒回。再加上後來的幾次面試經歷,我終於明白,面試當中所有的‌‌“等候通知‌‌”,都是沒被錄取的意思。

眼看我一直找不到工作,身邊的朋友都為我感到著急。合租室友里,做銀行系統的小可說,今年經濟不景氣,他們公司前不久裁了一層樓的員工,多為人事和行政,然後降薪重招。

做遊戲銷售的大平說,往年的金九銀十業績都是最好的,今年變得極其慘淡,公司技術人員陸續離職,現在只剩下兩個。

半個月前面試的一家新媒體公司,因為工資問題,最終沒能談成。面試官說,當下由於個稅改革,社保也不再按照最低標準交了,企業面臨的壓力很大,給員工的開出的工資自然也高不了。

昨天看到一個數據,2018年第三季度,IT/互聯網行業的招聘職位數同比減少51%。美圖、拉勾網、鎚子手機分分陷入裁員風波,阿里、京東也相繼傳出‌‌“縮招‌‌”的消息。‌‌“互聯網就業寒冬‌‌”已來臨的說法被很多媒體和企業認可,北京的這個冬天註定很冷。

當我一時間把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歸結為當前的經濟環境時,一位面試官用她自身的成功,好好地給我上了一課。

‌‌“說實話,我今年和你一樣大,27歲,不過我現在是公司的項目總監,還在給你面試。其實沒別的意思,買賣不成仁義在,就是建議你應該反思一下自身,你已經27歲了。‌‌”

那是一家教育培訓機構,位置同樣在酒仙橋。那天面試完,在回去的地鐵里,我一路魂不守舍,腦子裡不斷地迴響著她的那句話:‌‌“你已經27歲了,你已經27歲了,你已經27歲了……‌‌”

最後不知道如何走到家的。

命運

接下來的幾天,仍然不斷的投簡歷,回應者寥寥無幾。有的公司討要完簡歷後,便沒了下文。

失業後的第五十天,我已經陷入了嚴重的焦慮當中,情緒隨時都有可能崩潰,每晚必做噩夢,驚醒之後又全然忘卻,腦海里時而閃現爸媽出現的畫面。

白天除了投簡歷,剩餘的時間什麼都做不了,連看部電影的心思都全然沒有,精力無法集中在任何事上。

近一周來,情緒有所緩和,便通宵達旦記以此文。想來,算上三月份那次離職,今年已有3個月沒有工作了。生活在北京,90多天不工作,也就意味著90多天沒有經濟來源,多數人應該知道這種情況該依靠什麼維持生計,欠債在所難免。

眼下房租到期,需重新租房,按照押一付三的再加一個月的中介費來算,等於要一次性交五個月的房租,即使住在五環外也得8000到10000。可謂雪上加霜,生之維艱。

從上海回北京後,爸爸從沒給我發過微信,只有媽媽平時會問候兩句。昨晚爸爸突然問我工作找的怎麼樣了,我說,仍在不斷面試當中。他又問,情況是否樂觀,我答,還行,這幾天面試多了一些,應該有不少機會。

從他平和的語氣當中,我聽出了他已有寬容之心,甚至,如若我說出‌‌“生存不下去了,北漂太難了,我想換個城市‌‌”這類表示妥協乃至向其投降的話,他都能平靜的加以對待。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到達這種地步,後方真的已無退路,他左右不了,我也左右不了。無論勇不勇敢,都只能往前。

這些天,我總是會莫名地想起爸爸曾說過的一句話:‌‌“我在上海二十多年,從未去過外灘,也沒見過黃浦江。‌‌”

也許我根本就不了解他,他對上海不曾有過任何幻想,一切都是我站在自己的理想世界裡對他的主觀臆測。

但我始終的相信,我們之間是存在父子深情的,這種深情通過語言表達出來,只會讓彼此相互埋怨。相互埋怨是因為我們有著共同的焦慮——擔心命運會重蹈覆轍。

‌‌“我這輩子很無能,你只要超越我,做個普通人就好。‌‌”

‌‌“我也想做個普通人,但是如今來看,做個普通人竟也如此的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吳八尺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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