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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共產黨內的恐怖

在德國共產黨人遭殃的同時,巴勒斯坦共產黨(PCP)幹部也陷入恐怖之中,其中許多人是從波蘭移居到蘇聯的。1929年至1931年任PCP書記的約瑟夫‧伯格(Joseph Berger),於1935年2月27日被捕,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才獲釋。他的倖存是個例外。其他激進分子則被處決,還有很多人死於集中營。頓河畔羅斯托夫一家拖拉機廠的廠長沃爾夫‧阿維布赫(Wolf Averbuch)於1936年被捕,1941年被處決。系統性地肅清來到蘇聯的PCP和社會主義猶太復國主義(Zionist)團體的成員,與建立比羅比詹作為猶太自治區後,蘇聯對猶太少數族裔的更普遍政策有關。他們的所有領導人都遭到逮捕。比羅比詹執行委員會主席約瑟夫‧萊本伯格(Iosif Liberberg)教授被譴責為〝人民的敵人〞。該自治區所有其他的國家機關幹部也遭到清洗。塞繆爾‧奧古斯基(Samuel Augursky)被指控屬於一個虛構的猶太法西斯主義中心(Judeo-Fascist Center)。俄羅斯共產黨的猶太部門(the Rvreiskaya sektsiya)整個被拆散。實施摧毀所有猶太機構的目標,恰恰是在這個蘇維埃國家正尋求海外猶太名人支持之際。

就清洗中遭殃的人數而言,波蘭共產黨人僅次於俄羅斯人自己。和其它地方的共產黨不同,波蘭共產黨(KPP)繼1938年8月16日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表決後已被解散。斯大林一直對KPP抱有疑心,他感到KPP充滿了路線偏差分子(deviationists)。許多波蘭共產黨人在1917年以前屬於列寧的隨從人員,並因此在蘇聯享有特別保護。1923年,KPP表態支持托洛茨基。列寧死後,它投票支持親托洛茨基的反對派。羅莎‧盧森堡對KPP的影響也受到批評。在1924年6月至7月的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將此前黨的領導人阿道夫‧沃斯基(Adolf Warsky)、亨里克‧瓦列茨基(Henryk Walecki)和韋拉‧科斯切娃(Wera Kostrzewa)邊緣化了。這顯然是共產國際全面控制KPP的第一步。然後,KPP被譴責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溫床。但即使是這一宣告,也幾乎無助於解釋為何要進行徹底清洗。這場清洗當時衝擊了黨,其中很多黨員都是猶太人。接下來的還有1933年的波蘭軍事組織(POW)事件(在第19章作了討論)。還應該謹記其它因素,例如共產國際的政策是有系統地削弱波蘭,以加重其對蘇聯和德國的依賴。有觀點認為,肅清KPP最重要的幕後因素是,需要為德蘇協議的簽署作準備。該觀點值得認真對待。斯大林是如何處理此事的,也頗能揭示出內情。在共產國際的協助下,他確保每個受害者都被帶回莫斯科,且逃跑的人儘可能的少。唯一一批倖存下來的受害者是那些被監禁在波蘭的人,如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

1938年2月,每周發表兩次的共產國際官方公報《國際通訊》(La 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對KPP發動了一場攻擊,署名為斯維茨基(J.Swiecicki)。這場清洗始於1937年6月。當時,總書記朱利安‧倫斯基(Julian Lenski)被召到莫斯科,立刻失蹤。在清洗期間,12名中央委員、很多層級稍低的領導人以及數百名激進分子遭到肅清,包括加入國際縱隊的波蘭人。東布羅夫斯基旅(Dombrowski Brigade,譯者註:國際縱隊的軍事單位,其成員大多是波蘭人)的政治領導人卡齊米日‧齊考斯基(Kazimierz Cichowski)和古斯塔夫‧賴歇爾(Gustav Reicher),一回到莫斯科就被逮捕。直到1942年,斯大林才允許用波蘭工人黨(PPR)這個名字,成立新的波蘭共產黨。這樣就可以組建一個新政府,與在倫敦成立的流亡官方政府相抗衡。

南斯拉夫共產黨人也在斯大林的恐怖之下受到重創。1921年被取締之後,南斯拉夫共產黨(YCP)被迫在海外重組,1921年至1936年在維也納,1936年至1939年則在巴黎;但1925年以後,其主要中心是莫斯科。西部少數民族共產主義大學、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Sverdlov Communist University)和國際列寧學校的學生中,首先形成了南斯拉夫流亡者的一個小核心。1929年亞歷山大國王作為獨裁者掌權後,第二波流亡潮使該群體力量大增。上世紀30年代,居住在蘇聯的200~300名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在國際組織中有著相當高的知名度,特別是在共產國際和國際青年組織(International Youth Organization)中。因此,他們通常是蘇共的成員。

由於為掌控YCP進行了諸多派系鬥爭,他們開始聲名狼藉。共產國際的干預變得越來越頻繁和具有約束性。1925年年中,首場chistka(清洗)發生在西部少數民族共產主義大學。南斯拉夫學生在那裡支持反對派,並反對校長瑪麗亞‧J‧弗魯基那(Maria J.Frukina)。幾名學生遭侮辱和開除,其中4人(安特‧西里加[Ante Ciliga]、德迪奇[V.Dedić]、德拉季奇[A.Dragić]和艾柏林[G.Eberling])被逮捕併流放到西伯利亞。在1932年的另一次清洗中,又有16名激進分子被驅逐。

在基洛夫遇刺之後,對政治流亡者的控制變本加厲;1936年秋,YCP所有的激進分子都在恐怖開始前受到調查。雖然對無名人員的命運知之甚少,但我們的確知道,YCP中央委員會的8名書記、其他15名中央委員以及21名地區或地方機構的書記都被捕並失蹤。1939年7月,被迫逃往蘇聯並在科學院工作的一名書記西瑪‧馬爾科維奇(Sima Markević)遭逮捕,被判處10年苦役,且禁止與外界有任何接觸。他死在監獄裡。其他人立即被處決,其中包括武約維奇(Vujović)兄弟──拉多米爾(Radomir)(YCP中央委員會成員)和格雷戈爾(Gregor)(中央青年委員會成員)。另一兄弟沃亞(Voja)也失蹤了。他曾是青年共產國際的首腦,也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米蘭‧高爾基奇(Milan Gorkić),1932年至1937年間擔任YCP中央委員會書記,被指控在共產國際內成立了〝一個反蘇組織,並在共產國際內指揮一個由柯諾寧和皮亞特尼茨基領導的恐怖組織〞。

上世紀60年代中期,YCP為約百名鎮壓受害者平了反,但沒有進行系統的調查。這樣的調查自然也會提出1948年南共與蘇共分裂後,在南斯拉夫的蘇聯支持者鎮壓的受害者數量問題,並會相當令人信服地證明,鐵托(Tito)(約瑟普‧布羅茲[Josip Broz])1938年升至黨的領導層,是一場特別血腥清洗的結果。鐵托1948年起來反對斯大林的事實,絲毫不能抵消他對30年代清洗所應負的責任。(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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