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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小說家 金庸鮮為人知的「江湖」故事

金庸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說。(CUHK新聞稿圖片)

香港著名武俠小說泰斗金庸,10月31日病逝於香港,享壽94歲。對不少人來說,只記得金庸筆下的書劍江湖,但他其實也一如筆下的人物,半生經歷漂泊流離,又在時代的安排下走上政治尖鋒,“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成就一代文人傳奇。

出身望族世家年少漂泊流離

金庸原名查良鏞,生於1924年浙江海寧。查家書香傳世,是當地數一數二的世家望族,查家自康熙年間就有“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的美譽。金庸曾回憶,自己家中掛著康熙題字“澹遠堂”,對此印象深刻,也因對康熙的特別好感,後來寫進了“鹿鼎記”中。著名詩人徐志摩,是金庸舅舅之子。

金庸就讀嘉興中學時,日本侵略中國,開始了抗日戰爭,令他失去家庭依靠,隨學校遷入浙江山區,開始了第一段人生的漂泊生涯。他曾接受軍事訓練,又在西南苗人和漢人聚居之地生活兩年。寒冷的冬夜裡,苗人漢人圍著火堆唱歌、跳舞的情境,金庸用筆一一記下,總計記錄民歌1000多首,不但在他後來的作品中體現出豐富的民族文化,也記錄下這些逐漸流失的寶貴遺產。

1941年,金庸迎來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他入讀了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那是當時國民黨專門培養高幹的學校。他曾回憶,當時生活刻苦,經常躺在硬梆梆的長凳上睡覺,這也成了後來小龍女睡在繩子上的橋段;此外,因為在校園中看不慣其他學生的橫行,他與訓育長產生爭辯,最後更被勒令退學,結束短暫的大學生涯,如同他筆下的令狐沖、楊過,因“膽大妄為”,而被逐出師門。

離開學校後,他到了中央圖書館任職兩年,期間閱讀了大西方文學,開啟了他將西方元素融入中國武俠小說之中的獨特角度,也令他的小說更加膾炙人口。

父親含冤被中共處決驚醒夢中人

1949年中共建政,隨後開始“鎮反”運動,金庸的父親查樞卿,被中共定性為“黑五類之首的地主與惡豪階級”,1951年4月26日在家中被中共抓捕批鬥、並在家人面前處決,查家3600畝田地被沒收,只剩下2間老屋。

他在《金庸大傳》中,有提及父親被冤殺的情節,當時中共政府還要家人賠償槍斃父親的子彈費:1角人民幣。

金庸的繼母顧秀英無力撫養幾個子女,於是想要賣掉老屋維持生計,但隨即被中共扣上“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帽子,遭到公審和鬥爭,毒打三天三夜。顧秀英身上留下的傷痛折磨了她一生,最終於1989年去世。

當時的金庸,已經因任職《大公報》香港分社移居香港,而且已經是成名的武俠小說家,因此沒有受到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迫害。

但無庸置疑的是,父親的死對他影響十分深遠。他離開1949年後靠攏中共、實行“思想控制”的《大公報》,並在1959年創辦香港《明報》,任主編兼社長35年,期間發表近20000篇社評、政治評論,針對時弊、筆鋒犀利,曾被譽為“亞洲第一社評家”。從1955年開始至1972年封筆,查良鏞以金庸的筆名在1955年至1972年的17年間共撰寫了15部膾炙人口的小說,然後瀟洒轉身,成為知名傳媒人,“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是華人文化圈形容他一生的縮影。

從文人到傳媒人金庸與鄧小平的恩怨情仇

1978年時任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承諾逐步推行國企私有化等政策,金庸與不少愛國的香港人一樣,期望看到“新中國”走向光明一面。而金庸早在《明報》創辦初期,以反“文革”、反“極左派”著稱,甚至有傳自己上了極左派的暗殺名單。鄧小平的復出,令金庸的命運也出現了戲劇性的發展。

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接見了金庸,令他成為“鄧小平接見的第一個香港人”,鄧小平更主動提及其父被處決一事,後來金庸父親得到平反。1984年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共的《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及起草委員會相繼成立,而金庸也是草委之一。

1986年,香港民主派牽頭提出“要求普選行政長官及1997年至少有半數立法局議席由直選產生”的方案,與工商界主導的“1997年後的行政長官由一個600人選舉團選出,這選舉團還會選出四分一的立法會議員,而立法會一半議席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直選則佔四份之一”的方案爭持不下,金庸與另一草委查濟民,拋出了一個被認為是合北京胃口的“雙查方案”,建議“立法會分三屆發展到半數直選、第二任及第三位行政長官由800人組成的選委選出”,被批評“出賣民主”。

而這套方案,最終真的成為了1997年香港政制的安排,也被指令至今香港仍未能實現民主普選特首和立法會的原因。

曾有分析指出,當時香港政商界等具影響力人物,包括金庸、也包括香港傳統民主派的元老等,都對中國充滿希望,期望以軟性手法爭取香港民主和自由、而願意接受折衷的“臨時安排”,但未料中共此後態度逆轉,造就了今日的困境。

1989年6月4日北京,北京頒布戒嚴令、中共軍隊血洗天安門。金庸在電視新聞節目中灑淚,他說:“自己一直敬佩鄧小平,也支持他的路線,但看到鄧小平在電視上出現,我很震驚,看到鎮壓的情況,我很難過。這是絕對不應該發生的事......我一定要抗議、反對。”

金庸隨即辭去基本法草委、諮委等職務,並在後來的文字中表明自己,從此與政府“不來往”、“避而遠之”,也不會出席“慶祝回歸”的活動。

《明報》發表的評論,多支持港英政府、支持港人治港。他以凌厲的筆鋒,訴說自己的悲憤之情:“以自己對中共的了解,早年我在《大公報》和《新晚報》做了約十年,年青時對共產黨存希望,認為能改革中國,但經過大躍進、人民公社......我感到失望,從開心到來,至失望離開”;1967年“六七暴動”中香港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被左派暴徒燒死,金庸曾感嘆“下一個目標就是自己”。

蔡元豐回憶金庸武俠小說中反映的政治觀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蔡元豐接受《香港01》訪問回憶,1998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舉辦“金庸小說與20世紀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自己剛好負責接待金庸。

“行程第二日,金庸就喊悶,想逃離研討會,於是著蔡元豐駕車帶他到落磯山脈遊玩。當時行車速度頗快,金庸不但沒有驚慌,反幽默地指蔡元豐是“雪山飛車”。”蔡元豐回憶,金庸毫無架子,令自己印象深刻。隨後自激拿出金庸以真實姓名--查良鏞寫作的社評《香港的前途》請他簽名。

“他有驚訝,因為從來都沒有人邀請他簽此書”,而金庸不但親筆簽下“查良鏞”三字,並即場寫下一副對聯給自己。

對蔡元豐來說,金庸的武俠小說不僅僅是小說,還反映了他的政治觀。例如《天龍八部》中喬峰,對自己契丹人和漢人兩個身份的難捨難擇;《書劍恩仇錄》的陳家洛在胞兄乾隆和反清大業中的矛盾等。

不少評論也認為,金庸從未忘記中共“弒父之仇”,在武俠小說中也經常“指雞罵狗”,例如用《天龍八部》中的“星宿派”是在隱喻共產黨、《笑傲江湖》中寫了極權令人腐化的過程等。

金庸小說背後的真實涵義,或許只有金庸本人才知道,不同的人都能解讀出不同的味道。不過,金庸筆下的主角,無論是郭靖、楊過、張無忌、段譽等,不是出場就是大俠,他們都經歷重重難關、才練就絕世武功。金庸的武林,有兒女情長、有萬丈豪氣、也有陰險毒辣、暗潮湧動,但唯有行走於正途之上,才能成就仁義大俠、逍遙自在。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看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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