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海外生活 > 正文

匹茲堡槍擊案後第五天 卡內基梅隆中國學生會找我喝茶


匹茲堡槍案悼念現場(Jeff Swensen/Getty Images)

1.

忍無可忍,背起書包奪門而出的橋段,我以為我作為一個二十歲的成年人,一個前額葉較為發達能夠有效減少衝動行為的成年人,是不會再經歷了。我錯了。

今天是2018年11月1日。

五天前,就在離我奪門而出地點一英里外的Tree of Life Congregation,一個窮凶極惡喪心病狂的凶手,身揣多把Glock.357手槍和一把Colt AR-15來複槍,面對無辜的正在禱告的人群瘋狂射擊,造成十一人死亡,六人受傷的重大慘劇。我當時在實驗室里看到全程的警車都聚集在離我家步行不到十分鐘的地方,只覺得有種令人脊背發麻的不真實感。


卡內基梅隆大學藝術學院

三天前,星期一,學校舉行全體哀悼集會紀念遇難者。其中一位遇難者是我校一位已故教授的遺孀,和幾位我極其敬重的老師都交情頗深。我的第一節課,Language and Thought,講盡人類語言與思想的關係,卻以一段絕對默哀開始。三分鐘末了,白髮蒼蒼的老教授看著我們:“We had alovely discussion on Thursday night,and on Saturday morning,she’s dead.”另外一位我極其敬重的教授,一直以狂霸酷炫拽的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在那天只哽咽得講了半個小時的話就下課了。

周六寫完那篇《寫在匹茲堡槍擊案之後》,晚上我又和朋友一起去事發現場獻花和蠟燭,周日恍恍惚惚看了一天新聞,本以為影響漸漸變淡了一些。但在周一那天,看著那些你敬重、敬愛的人心如刀割、泣不成聲的樣子,只覺得被一記重拳打在胸口。

當天下午三點,CMU(卡內基梅隆)的CSA-中國學生會,發表一條推送:“CSA活動”燒腦刺激狼人殺比賽。

我當時第一反應是現在推送這件事情是不是不太合適呢?但又覺得,畢竟生活也要繼續,如果活動不得不辦,能在公眾號推送裡面開篇提一下這個事情、對遇難者表示悼念,那也可以。沒想到一點進去上來就是:

2.

“剛過去的這個周末,小夥伴們是不是都用了化妝服裝等等技術,辦成了各種各樣的‘鬼’?”

我一時間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趕快拉到最後去,結果發現通篇真的一丁點都沒有提到周六發生的槍擊案。我當時坐在女更衣室里真的覺得一陣生理性的噁心,於是轉發朋友圈:“我這次真的被CSA噁心到了,太傻了,這種時候。”

晚上臨睡前,我又反覆覺得這件事情不舒服,於是在一條長長的總結槍擊案後續中寫道:

“是,生活是要繼續,但人死家門口了,你裝作沒看見跨過去,和你鞠躬致意獻花繞過去,這是不一樣的。”

“這是腦子被驢踢了?和這些人被同時歸類為中國留學生我覺得挺丟臉的。”

“一邊抱怨受孤立,融入不進主流群體,一邊處處把自己當外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掛你的亞裔天花板去吧。”

我素來相信,在表達自己的意見時,一定激烈語言是絕對有必要的。最重要的是針對這個組織,針對這件事情,如果我認為這件事情不合理、不妥當,激烈的發聲是我作為一個群體中的一部分應盡的義務。我是在朋友圈裡發聲的。當時我還猶豫了一下,沒有選擇發公眾號。是覺得因為《寫在匹茲堡槍擊案之後》受到了一定社會關注,萬一是當事小編無心之失,或者某些協調溝通上的不到位,鬧得沸沸揚揚不太好。當時我想,如果有CSA的成員在朋友圈裡找到了我,願意和我交談甚至辯論這件事的妥當與否,那是最好不過了。

不過沒有人找到我。

3.

周二的時候,我的一個熟人A發消息給我,說覺得我寫的很有意思,想聊聊。我雖然一直寫文章,喜歡自稱我是“書面上的貧嘴”,但如果真有人願意找我討論問題我還是很開心的。我當時沒有多想,就約到了周四,今天。

我們約在Tepper見面。我到的比較早,在下面翹著二郎腿坐著等。一個朋友忽然發來微信問我還好嗎,我一愣,問她咋了,她說CSA要找我喝茶。我就“哈哈哈哈哈哈哈”了一下,覺得她應該是誤會了,因為我和A早就認識,雖然不知道他是CSA的一部分,但他就是覺得我的文章寫的有意思想聊聊,肯定不是喝茶。

我正發著信息A就到了,他說到樓上去吧,他預訂了一間會議室。我心裡尋思著,媽呀,賊正式這是發生了啥。他先開始說了一些客套話,覺得我的文章很有思想什麼的,然後就開始說起他作為CSA的一份子希望和我談一下……

“我的觀點還是,那件事太傻了,但我理解組織是會犯錯誤的。”我重申我的觀點。

的確,昨天CSA的公眾號推送是,“CSA資源”槍擊案之後的反思——危險時如何自救。有個朋友看到了還跟我說覺得他們真會打太極,我倒沒什麼感覺,就覺得行吧,至少注意了,晚了總比沒有好。

但沒想到他突然來了一句:“一會兒還會有兩個人來,我想先跟你說呢,想對你公平一點,我是跟你站在一邊的。”

我當時就驚呆了:“我的媽,這真的是找我喝茶啊?你想幹啥??”

“就是希望你不要捅婁子。”

我一下子就有點兒炸了:“我捅婁子?”

他趕快給我解釋說他自己中文不好,但是希望我能明白他是什麼意思。我說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我自己在自己朋友圈裡,發條朋友圈怎麼就捅婁子了,然後我就開始給他解釋捅婁子是什麼意思。

我給他講我小學的時候在學校吃飯,飯里有蟲子,我帶著一幫同學去找校長反映問題,回來以後我媽就炸了,說我捅婁子。我當時小學四年級還是五年級,非常激烈地跟我媽吵說我不是捅婁子,我就是在反映問題。同樣的道理,我發這條朋友圈也不是捅婁子,我是在反映問題。

正當我解釋的時候,另外一個人進來了,是個姑娘,自我介紹是CSA的主席。她基本上又重複了一遍A和我說的話。我還沒從“媽的被下套了”中緩過來,瞠目結舌地盯著她。又過了一會兒,另外一個男生進來,自我介紹自己是建築系大五的學生,說自己已經在CSA五年了,很愛這個組織等等。

三個人輪番上陣,苦口婆心地跟我講道理。雖然我很不想把形勢形容成“我被三個人懟著圍在角落裡”,但在那狹小的私人會議室里,我的確越縮越往後,往牆上一靠,直翻白眼兒:“我真的就是發了條朋友圈,而且你們這事兒做的真的不對。”

4..

“他X的,我刪朋友圈不行嗎?”我說。

“同學,你如果想走的話你可以隨時離開。”大五學長慈祥地說。

我沒有立刻離開。從小我媽就教我咬定青山不放鬆,堅持到底就是勝利。但我當時是能明顯感覺到我的憤怒條是越漲越高了:

“我們已經做出妥協了,本來打算周日發的。”一個人說。

“我們覺得委屈,覺得你就是針對CSA,你看什麼CSSA啊,峰會啊都沒有發聲。”另一個人說。

“我們作為成員覺得受到了人身攻擊。”這話不知道我第幾次聽了,每次我都得耐下性子來、循循善誘地給他們講解組織和成員的關係。作為一個成員,難道不希望組織變的更好嗎?他們說了幾遍我就重複了幾遍,但我越來越覺得我的憤怒條有點把持不住了。

 

“等等……你們是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罵你們嗎?為什麼光找到我?”說真的我的虛榮心還受到了輕微的撩撥,“而且我再說一遍,朋友圈,對我來說,是我的私人空間,我刻意選擇沒有發公眾號,就是不想把這件事情弄得太尷尬。”

“不合適。”“真不合適。”“你不能在朋友圈這麼說話。”

“Do you know what the ... is freedom of speech?!”

然後我就炸了,背起書包推門而出,單方面宣布放學:“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談了同學們再見。”

5.

我非常敬重崇拜的導師是猶太人,在這件事情里受到的打擊很大。昨天早上我坐在書桌前還是覺得不說點什麼心裡不舒服,寫郵件給她,跟她說我聽說周一的課上的事情,我很難過,但不知道能說點什麼。我說我一直熱愛語言,但尤其在那時感受到語言的蒼白。不過我也告訴她,我寫了那篇文章,有幾萬的人看到,很多人留下大段大段的評論。我希望她知道,這次槍擊案,在大洋彼岸也有很多很多的陌生人在關注、在傷心、在憤怒。

下午的時候她回郵件,說剛從朋友葬禮回來,謝謝我寫的“lovely,lovely email.It helped me.”

很難形容我現在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昨天是萬聖節,即使下了雨,街上也到處都有討糖吃的孩子仰著笑臉喊“Trick or Treat.”昨天我在朋友圈裡寫:“有點殘忍,也有點僥倖的是,這個世界上的幸福與苦難並不互相抵消。”

生活還要繼續的道理我懂。但讓我氣不過的是那樣的熟視無睹,那樣的為自己辯護——說別的組織也沒有關注,說自己已經作出了妥協。

更讓我憤怒與不知所措的是整件事情的流程,竟然是以“下套”的形式出現的。

如果真的覺得我說的不妥當,如果真的覺得非常委屈,為什麼不能直接通過官方渠道聯繫我,告訴我會有三個人來找我談話?為什麼要找一個“熟人”“朋友”,說覺得我寫的文章很有意思想找我聊聊?

而且最後一個為什麼——在犯下這種令人震驚心寒的錯誤的時候,為什麼不允許我在朋友圈裡罵CSA傻X?我作為一個單獨的個體,為什麼要聽從一個甚至都沒有任何官方背景的組織,規訓我,我該說什麼話,不該說什麼話?

我以為學生會的幻想中的權力,只會在一些迫不得已的背景、複雜而使人無奈的環境中才會出現。

我以為新時代的年輕人,尤其是新時代的留洋青年,多多少少也讀了一些書、見了一些世面的年輕人,怎麼說也會有對言論更包容的態度。

我以為曙光即使不在明天也應該不會太遠,但我錯了。

說真的,能想出那種約談的方式,如果在我發完這篇文章之後,CSA的人跳出來說我哪裡哪裡說得那句話和事實不符,然後拿出什麼錄音筆之類的證據,我也不會太驚訝了。我可以提前把話說在前面:我是學認知科學的,我知道人的記憶難免有疏漏,但這件事就發生在四個小時之前,說“歷歷在目”也不太誇張。

常讓我引以為傲的是,卡內基梅隆建校後第一位博士學位獲得者是茅以升博士。這學期剛開學那會,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叫“新時代的留洋青年”,是覺得明年就是五四一百周年紀念日,我們這些新時代留洋海外求學的青年們,拋棄其它的政治歷史社會背景不談,也應該以前輩們為榜樣,即使沒有家國天下的情懷,也應該在異國他鄉時刻保有一種“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心態。

周六的事情改變了我。今天的事情也改變了我。但我依然相信我自己的判斷,我相信我所相信的理想的青年狀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海外生活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